每个社区都是一艘“五月花”

　　——社区维权人士舒可心谈社区自治

　　本刊记者 黎光寿 北京报道

　　“民主从社区开始！”“居住改变中国。”在与记者对话中，舒可心反复提到这两句话，并以之为自己的“居住理想 ”。耐人寻味的是，在舒可心的名片上，写着“中国人民

大学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项目研究员、北京朝阳园业主委员 会前主任”，还有一串业主委员会顾问的头衔。

　　政府转型有赖公民意识的觉醒

　　舒可心的漫谈从百年历史开始——

　　民主革命时期，有识之士已确定了中国“军政——训政——宪政”的道路。上世纪初叶，民众不但没有自主习惯，连 肚子都填不饱，实现民众的投票、选举也不符合当时历史条件。新中国建立后，在内外忧患侵扰下，集“威信、廉洁、勤勉” 等美德于一身的开国元勋们把全身心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无暇顾及制度建设。

　　1960年代，中国的文化传统受到严重冲击，但也为告别威权政治间接铺平道路。1980年代，邓小平意识到， 以后任何新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不可能有战争时期那些领袖的高度威信，而市场经济下，也不可能有一个天才，能长期管 理好复杂多变的社会。他选择了杰斐逊的道路，实行依法治国。他建立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实行了干部退休制度，从制度上结 束了干部终身制，打下了民主制度的根基。

　　江泽民继承了邓小平依法治国的思想，曾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使党组 织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并对他们进行监督”，人大也更有权威了。

　　现在，“小政府，大社会”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政府逐步从“全能、管制”型机构向“有限、服务”型 转变。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仅取决于政府“放权”的理念，还有赖于公民意识的觉醒。

　　城市居住社区酝酿自治空气

　　公民意识如何觉醒？舒可心认为：首先要让社会大众普遍认识到法定义务和对应权利。朱镕基推行的税费改革居功甚 伟：随着国企改制，使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变成企业、个人向国家纳税，使得企业家以及普通大众，开始关心钱的去向、纳税 人权利，这便逐渐在人们内心萌生了主人翁意识。

　　国家财产的概念太大、太虚，而社区就在眼前。人们花钱购买了住房，不但购买了专有的居住空间部分，还购买了大 量共有部分(如土地、绿化、公共设备设施和配套建筑等)，而且还得花钱用于公共部分的保养、维护、维修的支出。更有意 义的是，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不同阶层的人，从互不相识到成为相邻财产共有人和邻居，就需要对社区内的公共物品、 公共空间和公共事务进行协同管理，这使业主自然萌生了民主自治的动力。

　　“五月花”号登上北美大陆，就是一群互不相识的人通过一定规则来管理自己，这就是美国的民主开国精神。今天中 国新建商品住宅区中的业主，恰恰有了“五月花”号的环境。

　　在城市居住社区试行民主，是执政党领导下正确的政治安排。其实，早在1989年底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 委员会组织法》，就已设计好了社区民主自治的制度框架，但那时居民还不像今天这样普遍拥有私有房产和大量共有财产权益 。而2003年的《物业管理条律》更细化了共有财产的自主治理模式。

　　舒可心指出：虽然北京目前只有25%的小区建立了业委会，但这主要是因为大家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的权利，还 不相信机会真的在自己手中，还不习惯共同决策，还不能有效把握自治组织的运作方法。但是，发展商、物业乃至政府基层部 门对业主共有财产权利的侵犯，将不断激起业主靠法定程序维护合法权利的愿望。

　　自主选择的过程就是快乐

　　“财产权利意识的觉醒必然带来政治权利意识的觉醒。”

　　由于居民的富裕，特别是购买房产的业主群体产生，导致居民对政府服务的特殊需求和政府实际供给能力的矛盾的产 生。这种矛盾，导致一部分居民的自主治理的原动力的激发；同时，由于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出现的社会公共资源分配的不公 平，导致公共资源分配收益群体和有效的供给的矛盾产生。这种矛盾，导致一部分居民在基层公共资源分配方面产生参与甚至 自主治理的原动力。

　　舒可心说，现在很多社区内，业主精神生活热点已是竞选业委会委员乃至主任了。其实，民主不是什么意识形态或政 治标签，而是日常生活的理念、模式，是一种最常用的处理共有财产、公共事务的方法和工具。

　　“我觉得最理想的社区主要有两类，第一是皇权的，也是民众普遍习惯的；第二是民主的，是因为民众的平等而产生 的。”人民做主不一定都能做出正确选择，但至少实现了多数人的选择，大家在选择过程中享受快乐，大家都有权利试一试。

　　舒可心认为，在新建

　　“变化已经开始了！”舒可心指出，只有权利人群体自己协商而不是完全靠强力的政府出来摆公平，才可能实现社会 各个利益团体的协商决定，才可能最终实现社会各个利益团体之间的和谐以及社会和政府间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