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夫妻眼中的印尼救援：危难中结下深厚友谊

王明新和汪茜作客会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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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地震中倒塌的房屋

救援队归来

主持人董倩

　　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6月20日播出“一对夫妻兵眼中的印尼救援”，以下为节目实录：

　　主持人：您好，欢迎收看《新闻会客厅》。俗话说上阵父子兵，但您听说过上阵夫妻兵吗？在今天的演播室里面我们就请到这样一对特殊的夫妻，他们是刚刚从印尼地震灾区返回的。

　　2006年6月16日下午5点半，一架由印尼起飞的班机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他们是一群归来的军人，不过这一次他们赢得的不是一场战争，而是完成了一次特殊的救援行动，他们就是前往返印尼进行地震灾害救援的国际救援队的队员们。

　　2006年 5月27日清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地区发生了6.4级地震，短时间之内造成了6000多人死亡，5万余人受伤，几十万人无家可归，同时数千房屋倒塌，道路损毁、电路中断，通讯隔绝。应印尼政府的请求，中国政府迅速派出救援队赶赴地震重灾区开展救援。

　　这是中国国际救援队自2001年成立以来第5次赴境外实施地震灾害救援，也是救援队继2004年12月印尼地震海啸后，第二次赴印尼实施国际人道主义救援。救援队由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地震专家等44人组成，主要任务是实施震后灾害救援。

　　在连续救援了19天之后，当地救援工作告一段落，当地人民的生活基本恢复正常。2006年6月16日，44名救援队员乘坐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包机回到了北京。回想起在印尼的19天救援工作，紧张和疲惫使每个队员最深的印象，对于平均每天接待200多个病人的医疗队来说更是一次特殊的记忆。

　　王明新，医疗队的外科组长，汪茜，医疗队的内科组长，这两个承担了此次救援任务主要工作的负责人，是一对夫妻。在印尼救援的19天时间里，王明新和汪茜以及他们的战友们究竟经历了什么呢？

　　主持人：他们是中国国际救援队队员，武警总医院急诊科医生汪茜，还有她的丈夫，骨科主治医生王明新，欢迎你们二位来到演播室，星期五才回来，今天就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这么做挺过意不去，你们现在还处在休息这个阶段是吧？还没有上班。

　　汪 茜：对。

　　主持人：我从资料里面看到你这是第三次参加国际救援任务了，前两次分别是在哪？

　　汪 茜：班达亚齐。

　　主持人：就是前年年底的海啸。

　　汪 茜：前年年底的海啸，今年巴基斯坦。

　　主持人：两次，这是第三次。

　　汪 茜：对，这是第三次。

　　主持人：但是明新是第一次？

　　王明新：对，没错。

　　主持人：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你老婆去了第三次，这一次你才开始跟她一起去，什么原因？是不是觉得你老婆走在你的前面了？

　　王明新：那倒没有，因为头两次，印尼海啸那一次救援，还有巴基斯坦那一次救援，我都是作为后备队员，但是都是在临走的前一天救援队因为名额要受限制，人员的调整，把我留在家里，可以说都是擦肩而过。

　　主持人：什么感觉？自己爱人去了，自己留下了？

　　王明新：对，挺不好受的那种感觉。

　　主持人：你是双重身份，一方面是军人，一方面又是医生，在这样一种灾难发生的时候，可能出于一种天职或者本能就想到第一线去是吧？

　　王明新：没错，比如印尼的海啸，几乎是百年不遇的灾难，作为一个医生，无形当中自己有一种使命感，如果你真的到达现场去治病救人，可以说医生这一辈子都不可能遇到几次这种机会，而这种纯粹的是去为病人服务，为灾区的这些难民服务，那种感觉也是医生所追求的最好的目标。

　　主持人：前两次擦肩而过，这次总算是赶上了。

　　王明新：对。

　　主持人：这是一个印度尼西亚的地图，你们这次具体去的是哪个地方？

　　汪 茜：这个位置，日惹特别行政区，然后我们去的是班图尔县。

　　主持人：这个地方是地震频发地区是吗？

　　汪 茜：也不是，但是它北面就是默拉皮火山，是世界上少有的一个活火山。

　　主持人：前一段时间新闻里面说火山爆发就是这个火山吗？

　　汪 茜：对，就是它。

　　王明新：我们所去的那个灾区好像就是班图尔，它的南面15公里就是印度洋，北面有几十公里，那个地方就是默拉皮火山，默拉皮火山正在喷发的过程中，当然不是说那种大的喷发，但是它每天都有熔岩流下来，而且有很多火山灰，所以前一段时间对当地的居民有影响。另外就是在受灾的当天，地震发生的当天，日惹市有一个警察，曾经对外说过这么一句话，说这一次地震有可能会造成海啸，所以当地的居民一下恐慌起来了，因为他们不知道往哪边跑，往南边跑就是大海，又可能发生海啸，往北边跑又是火山，所以他们可能报道混乱情况是非常严重的。

　　班图尔县位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上，这里是印尼人口密度较大、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由于地震发生在人口稠密地区，所以人员伤亡比较严重。统计显示死亡人数已超过6000多人，5万多人受伤。这是印尼自2004年底印度洋大海啸以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

　　当中国国际救援队到达这里的时候，受地震的影响和当地卫生、医疗条件的限制，很多在地震中受伤的灾民，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5月30号抵达班图尔之后，救援队的队员们在短短20分钟内就搭起了一个由三顶帐篷组成的流动医院。医院建成的两个小时后开始正式接诊。

　　主持人：到达当地之后你们的帐篷是盖起来了，但是当地人是不是认你们，因为去了那儿彼此都是陌生的。

　　王明新：我们在搭建帐篷的同时，我们就已经有人把病人送到我们那儿了，是一个印尼当地的人。当时现场还是一片混乱，所有的设备都还没有展开。

　　主持人：第一例肯定印象特别深，是你们两个谁接治的第一例？

　　王明新：是我接治的。

　　主持人：骨科。是什么样一个病人？

　　王明新：是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她当时直接被送到我们那边来了，用救护车拉到我们那边来。

　　主持人：她怎么知道中国国际救援队这儿有医疗帐篷？她要到这儿来治疗？

　　王明新：其实我们在营地展开的当天晚上曾经开过一个对内的会议，就讨论这个工作如何展开，也同时也有一个担心，就是我们明天真正展开救援，场面会是什么样的，是冷冷清清，还是非常热闹，这两种可能都是有的。

　　主持人：为什么呢？

　　王明新：因为像您刚才问的一样，会不会有病人到你这儿来，别人知不知道有这个医院在这儿。我们当时所了解的当地的情况，就是班图尔县这个地区一共有六所医院，在震中真正毁损的有一所医院，其它五所医院都在正常运行，而他们的县医院离我们的距离也就几十米，走路两分钟就过去了，我们也到他们的医院考察过，当时里面人满为患，整个走廊里面，楼梯附近全都是病人，躺的全都是病人。

　　由于班图尔县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这家只有150张床位的班图尔县医院就挤进了1500多名病人，远远超过了它的救助能力。而对于中国救援队来说，虽然只是三顶帐篷搭起来的流动医院，但他们拥有着价值上百万的先进医疗设备，是当地唯一有能力实施大手术的医院。

　　因为担心当地的病人不了解中国救援队，救援队就在这家当地医院的二楼专门开设了一间中国诊室，通过它宣传自己的医院并转移病人。

　　后来事实证明，大家的担心有些多余，接诊第一天就来了将近150多个病人，光是王明新负责的外科就来了将近100人的骨折患者。其中有一个腿部夹着夹板的老太太是专程来找王明新治疗的，这个患者成为流动医院建成之后的第一例手术病人。

　　主持人：比如说你做的第一例骨科手术，当时情况严重不严重，那位老太太。

　　王明新：这位老太太说起来还是跟我有一定缘分的，这个病人是我们营地展开以后，第二天我们正式开始接诊病人，这个病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是一个小腿打着夹板的病人，一个老太太，非常瘦，我就给她做了一下X光透视，看了一下，是胫骨骨折，当时我觉得这种病人可能做手术比较合适。

　　主持人：手术做得怎么样？

　　王明新：手术做得非常成功，当时我们也进行了术前非常详细的准备，因为这毕竟是我们战地医院开展的第一例大型手术，当然医生从技术来讲，我们应该没有什么特别担心的，而所有的领导还有其他的队员对于这个手术的开展到底能不能成功，他其实心里是有一定担心的，所以说当然我们做完手术的时候，大家心里都放心了。

　　主持人：其实也不是担心，而是要做到万无一失。

　　王明新：对，这点压力是太大了。

　　汪 茜：因为毕竟是开门第一脚，所以说每次他们手术讨论的时候，按道理说只有参与手术的这些人参加就可以了，但事实上他们每次开术前讨论会的时候，都要把我、刘医生叫过去，甚至于我们检验科的一级保障组的组长，几个组长都要列席听他们的会议，提出自己可能想到的一点点风险。

　　主持人：对你们两个来说，这比在武警医院做普通治疗的时候压力要大。

　　王明新：这种压力是无时不在的，尤其对于我们手术开展，我想这种压力始终是存在我们心里的。像我们开展四肢骨折的治疗，这种手术在国内来说对于我们来讲，应该是一个很普通的手术，我甚至说压根就没有必要进行术前的讨论，我们自己就可以做决定，然后来开展这些手术。但是在当地，在那种情况下，你只能做好，不能做失败，所以这个压力对于任何一个医生来讲都是很大的。

　　主持人：如果失败的后果就是说口碑就坏了。

　　王明新：对，一个是口碑坏了，另外一个，我们出去以后就代表的是中国，人家不会说你这个医生把他给做坏了，而是中国的救援队把这个病人做坏了。而令我们欣慰的是，我们骨科的手术是15例，加上一些普外的手术，一些大型的手术一共做了23例。在临回来之前随访的过程当中还没有一例出现感染的，而且效果我们认为都还是满意的。

　　主持人：这样的一个手术做好了之后，肯定是口耳相传，说他们的医术高，他们的态度好，我们赶紧去吧。

　　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附近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这里有一个医术高明的中国救援队。从医院开展工作的第二天起，病人的数量就越来越多。主要增加的群体就是在地震中四肢骨折的病人。

　　就在救援队开诊工作的第七天，作为外科组组长的王明新突然发现，外科治疗用的钢板快不够用了。

　　主持人：做外科手术，骨科手术，做骨折手术的时候可能就需要一些医疗器械、器材，比如说钢板，你们带去的肯定是有限的，当地的需求到了一定程度就会供不应求了。

　　王明新：这个情况其实是有点超出我们的预想，我们没有想到灾区骨折的病人有那么多。另外一个我们开展的手术数量，我们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所以说在手术开展一个星期以后，我们所带的这些储备的钢板，还有这些耗材就出现了一些紧张的状况，当然我们也想了很多补救措施去解决这个问题，同时我们借助当地的华侨，帮我们去解决钢板或者耗材的问题，他们第二天就给我们带来一部分钢板，开始觉得很高兴，但是打开以后我们都傻眼了，那个钢板都那么长，我想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用得上的，但是我们想既然已经拿过来了，还是想法对它进行一部分改造。

　　主持人：哪儿最需要钢板？

　　王明新：肱骨，就是上臂的骨折，我们前后一共做了五台肱骨骨折的手术。

　　主持人：也就是最多的是这儿？

　　王明新：对，因为这个地方本身复位不是很容易，而且固定起来难度非常大，所以说大部分都需要做手术。我们做了以后，有三例手术都是用这种改造的钢板，我想效果还是非常满意的。

　　主持人：一般大多数情况是肱骨骨折，胳膊，还有呢？

　　王明新：四肢的骨折，还有做了一例股骨干的骨折，还有小腿的骨折，几乎上肢、下肢全都做到了。

　　主持人：一方面是骨折，骨折的人比较多，另外还有什么样的情况比较多？你们接治的病人？

　　汪 茜：我们接治的病号主要就是内科这方面，高血压、哮喘。

　　主持人：这和地震有关系吗？

　　汪 茜：有关系，他和情绪的这种应急有关系，糖尿病，包括呼吸道感染、皮炎等等这一类，和情绪，和应急状态有关的病都明显增加。而且和他们那边的饮食习惯，和他们的常见病也有很明显的关系。

　　主持人：这是内科遇到的一些常见病是吧，骨折是一方面，还有呢？

　　汪 茜：感染伤口。

　　王明新：有的病人来了以后，腿肿得非常厉害，而且往外流脓，甚至说伤口里边都有蛆虫繁殖，是非常可怕的，后来经过他反反复复过来以后治疗，在我们走时候，大部分人的伤口都已经非常清洁了，当然他们的愈合还需要一定时间，甚至说还需要做植皮的手术，但是整个的情况已经控制住了。

　　在中国救援队的流动医院里，三顶帐篷分别是内科组、外科组和检验保障组3个小组，汪茜和王明新夫妻俩，分别担任了内科组组长和外科组组长。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分管的帐篷就是他们各自的家，因为他们大多数时间都是为自己负责的组而忙碌。

　　虽然是夫妻，王明新和汪茜平时并不生活在一起，一天当中只有每天吃饭的时候，才是他俩在一起时间最长的时候。

　　主持人：夫妻两个人一同到灾难的最前线上去，两个人之间的合作对你们来说更多的是一种优势还是说并不是一种优势？

　　汪 茜：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优势。

　　主持人：为什么这么说呢？

　　汪 茜：因为我们之间相互碰到一些事情，比如说在处理日常事务当中碰到一定的困难，或者说你了解到当地的民俗，不应该去做什么，相互之间我们就会很下意识地跟他说，他发现一些什么事情也会跟我说，所以在处理病号的时候，就会更符合当地的一些民俗。

　　王明新：其实从我来讲，两个人一块出去最大的好处就是说互相之间不用那么牵挂了，可以前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去。

　　主持人：这回好了，反正在一块。

　　王明新：对，我可以看见她在做什么，每天可以看见她在做什么，尽管在一块说话的机会本身也不是特别多，但是我心里可以很放心。

　　主持人：能够理解。

　　王明新：对。

　　主持人：我们更多的时候是问你们的工作状态了，生活条件怎么样？

　　王明新：因为当地损毁得没有那么严重，我们甚至可以在他们当地买到米，买到肉，买到蔬菜，我们还有自己的保障人员，给我们每天进行伙食的保障，我觉得还是可以的。至于住，我们是住在当地的学校里面有一个车棚，但是后来中间还是有一些比较大的余震，产生了一定的危险。

　　主持人：你们也拍了照片是吧？

　　王明新：对。

　　主持人：我们看一下。

　　王明新：这就是我们帐篷和帐篷之间有门，墙上出现了大的裂缝，这个地方真正的危险还是一个华侨，一个林先生发现了告诉我们的，说你们这个地方那么危险，怎么还没有去解决，就不让我们再往那边走了，我们当时好多人都在外面上班，没有发现这个，后来发现了以后，我们专家马上对它进行了评估，给出了修缮的方案。再往下面那一张就可以看到，工兵正在修，又打了支架，把它加固起来，这才解决了危险。其实余震带来的危险还是无时不在的。

　　汪 茜：我有一次去发问卷，因为我在做一些心理上的评估，发问卷的过程当中，我们是站着发，在点数，发问卷，有个志愿者是在那边拿着问卷给下面的老师讲，我们都没觉得，忽然之间就听着椅子一震，乱响，他们所有的人都跑到外头去了，就剩下我和另外一个我们同事在里面，在点，因为我们是站着，他们是坐着，他们可能感觉这个余震会更明显一些。

　　主持人：毕竟是灾区。

　　王明新：非常敏感。

　　汪 茜：而且他们那种精神的敏感度要比我们高很多。

　　王明新：我感觉到有两次非常明显的晃动，你坐在那个地方以后忽悠一下子，所有的人都站起来都在往外跑，这种危险我想还是有的。

　　主持人：不是有一种说法吗，实际上最大的恐惧就来自恐惧本身，就在当地灾民他们对于这种灾难的这种怕，你们体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王明新：她可能更有发言权，因为她出去做过一些流调。

　　汪 茜：我觉得就像你说的那样，我做流调的时候，我觉得这次基础比较好，学生复课了，因为灾难比较小，学生复课，我们才有机会做这种比较大规模的调查和心理疏导。我们都去学校进行心理疏导，我觉得那些孩子，每次去的时候，我们进行心理疏导的时候，他们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还有没有问题，我们还会不会有地震。

　　主持人：这些心理能够理解他们，一招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刚刚从亚奇的海啸的灾难里面还没走出这个阴影，马上又面对一次大灾难，肯定。

　　主持人：你们是6月16号撤回来，是整个部队都撤回来了是吗？

　　王明新：对。

　　主持人：当时走的时候当地人肯定是舍不得？

　　汪 茜：对，我们一开始先发公告，说中国救援队要撤离了。

　　主持人：提前多少天发公告？

　　汪 茜：提前两天吧，提前两天发公告。

　　主持人：贴在帐篷门口。

　　汪 茜：对，病员量就比平诊的时候又翻了一成，那些志愿者也在说，真舍不得你们走，因为都很亲，在一块毕竟工作了那么长时间。然后就是病人，你看着前几天看过病的病人，因为你对一些病人或多或少都会有印象，一旦发公告之后，最后那两天，又反复复诊，又有好多人专门过来，说看一看医生。

　　主持人：专门来看你们？

　　王明新：对。比如说我们手术组一个蔡主任，他做了一个乳腺肿瘤的病人，那个小姑娘后来专门过来谢他，给他带了礼物，家里面人一块过来感谢他。

　　主持人：今天你们就大包小包地带了好多。

　　王明新：这个是我们的一点纪念品。这个是两件T恤衫，这个T恤衫。

　　汪 茜：这个是日惹的华人社团，这是日惹校友，是日惹热校友会，就是华文教育联谊会。

　　主持人：背后还有字。

　　汪 茜：背后写了个健康第一，送我这个T恤衫这个老华侨叫苏祥健。

　　主持人：他为什么要送你这个T恤衫？

　　汪 茜：因为我们俩在一块相处的时间可能会更多一些，一开始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说，他第一次到我们营区来的时候，他穿了一件T恤衫，是红颜色的，上面写着中国骄傲，毛笔字写的，我觉得我们一直在想。

　　主持人：你怎么理解这四个字的含义？

　　汪 茜：我理解，祖国就在这些海外游子心中占一个很大的分量，而我们去并不是代表我们个人去的，而是代表祖国去的，所以说他为我们骄傲，其实就是他在为祖国骄傲。

　　王明新：这次救援对我们来说感触很深的就是当地华侨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我想可能也是历次救援当中是最突出的一次，效果是最好的一次。

　　主持人：为什么？

　　王明新：华侨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首先在语言上给我们解决了最直接的困难，和病人交流的困难。另外，他从许多物质上也给我们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帐篷刚搭建起来的时候，里边的温度最低也不下四十几度，所以里面开展就诊，比如做个手术，根本没法开展，他们看到这个困难以后，马上运来一台空调，在我们手术的帐篷里面，尽管里面的温度还有三十度左右，但是我们已经可以开展手术了。后来又陆续把另两顶帐篷也按上了空调，大大改善我们工作的环境。还有一些给我们送那些吃的，还有更实际一点的，每天早上有一个华侨老太太去领着他们保障队员去买菜。

　　汪 茜：当时我们在就诊的时候是非常热闹的，因为当地的人说的是爪哇语，我们跟志愿者说汉语，或者说跟他们说英语，他们主要是说汉语，因为都是华侨，他们把它翻译成印尼语，有的是下面的农民，比较岁数大的过来看病，他不会说印尼语，他只会说爪哇语。

　　主持人：这一句话得翻译多少遍？

　　汪 茜：对，同时倒三四个套，肯定是得倒三四种语言，有的到最后忙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对这边说爪哇语，对这边说印尼语，对那边说汉语，有好多次都是，他在那边说，跟他交流完了以后跟我说，跟我说半天印尼语，其实他说两遍以后会反应过来。

　　主持人：能够感受到当地华侨对于你们的到来是发自内心的。

　　王明新：对，所以在我们离开的时候，当地的华侨所表现的那种依依不舍的感情，对我们说也非常感动。

　　主持人：我想你们走，作为医疗队，救援队，你们走了，但是留给当地华侨的可能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就是当地人通过你们对于中国，他们有了一个好感，会也对当地的这些华人会有更多的好感。

　　汪 茜：应该是更亲善一些，我觉得人都是这样，别人对我好，我就会对别人好，所以我们主动去做友好的媒介，我觉得对于改善当地华人和印尼人相互之间的关系是有帮助的。

　　主持人：而且在大灾大难中结下的友谊可能是更深厚一些。

　　汪 茜：其实我觉得这一次救援让我最感动的是那些帮助我们的华人、翻译，因为大家都知道，印尼像我们这样大岁数的人都不太会讲华语了，所以说这一次来帮助我们的都是像我爸爸妈妈那个岁数的人，和一些十一二岁的孩子过来帮我们，我觉得非常不容易，他们基本上都住在日惹市，每天早晨坐车，从日惹赶到班图尔县，然后在外边吃饭，吃午饭，到晚上陪着我们看完最后一个病人，然后再坐车返回班图尔县，返回日惹市。中间大概是40多分钟，我觉得每天都这么坚持下来，从我们第一天一直到最后走，然后甚至于把我们送到索罗机场，最后再分手，特别不容易。

　　主持人：你们离开的时候，当地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了？

　　王明新：当地的秩序已经基本上都恢复了，至少我们周围，在我们营地本身是一个中学，对面也有两个中学，都已经正常上课了，其它的这些政府工作部门，还有一些其它部门都已经正常开始工作了。当地的医院也可以正常进行营业，可以收治这些病人，而还有一些佛教组织，他们也搭建了很大的帐篷，可以收治一些病人，可以提供给他们一些食宿，状况还是基本上稳定下来，所以我们才决定安全地撤离灾区。

　　主持人：走的时候可能一方面是从医生这个责任来说，我完成了我的职责了，另外作为一个人，可能也对人道主义这四个字有了更深的理解，我可以踏实地走了。

　　王明新：对。

　　汪 茜：他们自己已经完全可以自己保障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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