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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时爆发中苏边界冲突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6月22日14:53 世界知识杂志

  李丹慧(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员、北京大学兼职教授)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1969年发生了中苏边界武装冲突。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 关系学院兼职教授李丹慧,向我们介绍了这场冲突的背景。

  李丹慧说,本来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下台后,中苏双方都有意借此机会改善两党
关系,但同时又都希望 对方做出让步。11月初,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 庆祝酒会上借着酒劲儿说:“我们俄国人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搞掉毛泽东。”而在双方举行的会谈中,周恩来则劝告苏 共新领导人不要把赫鲁晓夫的这个包袱接过来,要把它扔掉,改弦更张,另起炉灶,重新搞起。显然,双方的这种做法无疑是 在两党分裂的创口上撒盐。此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持续恶化。

  1966年1月,苏蒙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与中国有长约4500公里共同边界的蒙 古国,事实上对中国华北、东北、西北三个方向构成了军事威胁。这一情况与苏联向苏中边界地区增兵的现实相结合,使毛泽 东等中国领导人进一步感受到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开始明确做出主要针对苏联的备战部署。1966年3月,

周恩来在中 共中央华北局会议上提出:一旦有事,“华北可能是敌人的主攻方向,华北要作为主战场”。“备战、备荒,具体到华北来说 ,就是要建立战备体制”。毛泽东则在是月末接见日共领导人时着重谈了苏联进攻中国的问题,说我们要“准备修正主义来打 ,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打进北京”。

  与牛军一样,李丹慧也认为1968年8月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一事件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李丹慧认为, 可以说它直接促成中国领导人下决心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中国开始把苏联称作“社会帝国主义”。

  与此同时,中苏边界冲突也逐渐升级,边境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在“文革”极左思潮渲染起的全国上下强烈的反 修氛围和反苏激情中,中国在解决边界冲突的决策上选择的方案是:于有利时机和地点,用武力打击阻挠中国边防军上岛的苏 军,不惜发生严重武装冲突乃至热战。此时中共正准备召开“九大”。毛泽东认为,选择在“九大”召开前对苏实施打击,对 于进一步突出反修防修方针,通过边境事件强调团结、消除严重的派性、稳定国内局势最为有利。而珍宝岛在中苏第一次边界 谈判最初达成的协议中已被划归中国,估计苏方不会为此岛屿做出过分强烈的反应;加之该岛又是苏军自1947年以来控制 了20多年的岛屿,在这里进行反击比其他岛屿造成的影响要大。总之,既要引起反响,造成某种紧张局势,又要有一定的安 全系数。以此,选择在珍宝岛作战最为有利。珍宝岛反击战方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这样,经毛泽东、中共中央批准 ,至1969年2月末,中国方面已对在珍宝岛地区进行反击战问题做了周密的安排。3月,珍宝岛事件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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