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变外交政策的三个背景

　　牛军

　　牛军更具体地谈到中国转变外交政策的背景。他认为，首先是因为中国安全战略的重点如前所述从防美入侵转向防苏 入侵。

　　其次，就在中国的安全战略逐渐发生变化的同时，中国对外政策与决策机制也在“文

化大革命”的动荡中发生变化。

　　牛军指出，50年代后期，受到“大跃进”运动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国外交政策开 始出现左的错误。在关于时代、世界形势、战争与和平、世界革命、和平共处、核战争、裁军以及民族独立运动与和平运动等 等当时对中国外交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问题上，表现出越来越片面和绝对化。受“文革”的影响，极左的错误达到了极其严重 的程度。有关对外政策的宣传越来越激进、调门越唱越高。一方面宣称当今是“世界革命的新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 大旗帜的新时代”，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进行大决战的伟大时代”；另一方面则自诩为“世界矛盾的焦点，世界 革命风暴的中心”。在“文革”使国内政局越来越混乱的情况下，被上述宣传煽动起来的情绪狂热地宣泄出来，从而使中国外 交脱离了正常的轨道。最初遭到冲击的是中国的驻外机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中国政府陆续召回除驻埃及大使以外 的所有驻外大使，这一行动必然会使中国与建交国家的关系出现困难。

　　继驻外机构陷入混乱后不久，中国国内的外交领导机构也受到严重的冲击。迅速蔓延全国的夺权狂潮波及外交部门， 上至外交部长陈毅，下到几乎所有的大使、参赞，都遭到批判和揪斗，外交部门几乎无法正常展开外交工作。由于得到中央文 革小组的支持，外交部造反派冲砸外交部政治部，查封外交部党委办公机构，擅自以外交部名义向中国驻外机构发布指令，造 成了国家的外交大权旁落、外交活动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

　　与国家外交系统陷入混乱的同时，被政治狂潮鼓动起来的群众运动也开始波及外国驻华机构。相继发生了造反群众冲 砸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缅甸驻华使馆的事件。从1967年5月到8月，中国先后同已经建交的十几个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国 家发生纠纷。最严重的是8月22日晚，在北京发生了万人围攻英国代办处、火烧办公楼、批斗英代办的恶性事件。

　　火烧英国代办处是“文革”期间中国外交混乱的顶点，不过它实际上也成为中国外交调整的一个契机。在外交战线极 左错误极其严重的时刻，

　　中国转变外交政策的第三点原因是中国与越南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本来中国几乎是全力以赴地贯彻援越抗美政策，中 越关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巩固和发展。不过中越政治和军事关系的密切发展也掩盖了双方的矛盾。1964年10月勃列日涅 夫上台后，苏联对越南抗美战争的政策从消极反对转变为积极插手。苏联积极介入并向越南提供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使越南 和苏联的关系迅速密切起来，苏联对越南的影响力明显增强，成为影响中国有关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大致从1965年春季起，中国开始坚决反对越南与美国举行和谈。到1968年秋为止，中越曾就和谈问题进行多 次谈判，双方的讨论和争论主要围绕是否坚决贯彻以及如何更好地实现越南南北两方声明的目标。中国当时不赞成越南立即与 美国开始谈判，主要是担心越南在苏联影响下放弃既定目标，致使抗美救国战争半途而废。

　　1968年初越南人民武装力量发动了新春攻势。这场军事攻势在美国国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在空前高涨的反战舆 论的压力下，美国政府的战争意志趋于瓦解。但是从军事角度看，越南人民武装力量在战斗中遭受惨重的损失，作战能力明显 下降。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总统约翰逊于3月31日对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停止轰炸北纬20度以北地区。4月3日越南 即同意派代表与美国谈判。

　　中国领导人在事后获知越南的决定，即表示坚决反对立即开始和谈。中国领导人表示，当前时机对越南并不有利，立 即接受和谈建议将使自己丧失主动。中越在和谈问题上的分歧还引发了如何评价苏联政策的争论。在和谈问题上的分歧和越南 在宣布与美国和谈前未与中国协商的做法，显然严重损害了双方的关系。

　　牛军认为，从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角度看，中国因种种原因而决定与越南拉开距离，的确是历史提供的机缘。可以设 想，如果不是越南战争因为美越开始和谈而相对降温，中国国防重点完成向北转移几乎是不可能的。进一步说，在“文革”的 背景下，如果中国继续保持同越南的密切关系并因此承担相应的政治和军事义务，而越南自己不首先迈出调整与美国关系的步 伐，后来中国领导人要做出打开中美关系的决定，至少也会困难得多。

　　总而言之，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前，中国的安全战略、对外政策及外交决策机制、中越关系等，均发生了 重大的变化。牛军认为，这些变化虽然是在涉及中国外交的各个领域和不同层次上分别发生的，而且有些变化并非是中国领导 人有意为打开中美关系而为之，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正是这些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变化，构成了 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大背景，使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得以在“文革”极度混乱的局面中，实现了中国对美政策的转变 ，从而带动中国外交完成了一次战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