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亦官亦商者的责任

　　李扬帆

　　人生梦想：办大事，

　　做高官

　　晚清继胡雪岩之后另一个富可敌国的富商巨贾就是盛宣怀了。如果说二人有哪点不同，最明显的地方莫过于胡成了失 败者，而盛自始至终都是个成功的商人。他几乎总揽了关系中国经济命脉的多家洋务企业，以至于当时声名卓著的绅商和全国 性慈善活动家经元善称盛宣怀为“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的盛宣怀办洋务 30余年，电报、轮船、矿利、银行皆运行于其掌中，几乎独揽东南利权。尽管他的家产在民国年间清理时，不如胡雪岩的多 ，但其造就的伟业，远远超过了胡雪岩。

　　李鸿章曾说盛宣怀的野心是“办大事”、“作高官”。但盛宣怀在科举之路上却屡屡受挫。同治五年(1866年) ，盛宣怀与二弟一起回江苏武进县应童子试。次年，祖父去世，盛宣怀乡试落第，算是个不大不小的打击。尽管后来投入李鸿 章幕府不久，即以议叙主事改候选直隶州，从军才一年多即保升知府，升道员，赏二品顶戴，但是盛宣怀总为自己的功名之事 担忧。

　　1872年8月，盛宣怀乡试又名落孙山。1876年8月，匆匆秋试，又未考中，盛宣怀从此绝意科场。

　　命运似乎总是在跟盛宣怀开玩笑。尽管屡试不中，盛宣怀做大事得高官，一件也没有落下：1870年入围剿回民义 军的李鸿章门下，任行营内文案兼营务处会办等职。不久，跟随李鸿章从事洋务。此后，在李鸿章的关照下，盛宣怀可谓步步 得“发”。从1872年被委为会办，参加创办轮船招商局(总局在上海，他曾一度离开)，1885年(光绪十一年)升任 该局督办。之后，除1902年～1908年一段时期外，他始终控制该局，并为大股东。历任官职包括：湖北开采煤铁督办 ；电报总局总办；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督办；天津河间兵备道；天津海关道；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监督；津海关道兼津海 关监督；以督办身分接办张之洞创办的官办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萍乡煤矿；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总理，并为公司大 股东；督办中国铁路总公司；创办中国通商银行；授工部左侍郎、会办商约大臣；授邮传部右侍郎；授邮传部尚书，旋改称邮 传部大臣；轮船招商局副董事长、汉冶萍公司董事长。

　　除了做官，盛宣怀更大的贡献在于其首创精神。有学者统计，盛宣怀是当之无愧的近代“第一人”，他创办的“第一 ”包括：第一家民用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家电讯企业——中国天津电报总局；第一家内河小火轮航运公司——山东 内河小火轮航运公司；第一批现代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和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第一条南北交通大动 脉——卢汉干线铁路；第一家近代股份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并第一个被授权代国家发行纸币；第一个正规的高等师范学堂 ——南洋公学开办的师范院；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任会长。

　　观其一生，可以说：无盛宣怀，就无洋务运动后期的成就。

　　责任之一：富民与

　　分洋商之利

　　令国家致富而不是个人致富，是盛宣怀的终极目的。如果不是这个动力，盛宣怀也就是一守财奴而已。恰恰是立志高 远，使他能够利用国家资源为国谋利。为国谋利之事就是洋务运动“富国”之事，致富是洋务运动后期阶段的主要目标。而坚 持商办或者至少官督商办，才能真正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用当代的语汇，那就是要“按经济规律办事”。

　　盛宣怀并不具有多少经济学常识，但是，凭借其在晚清官场奋斗的经历和过人的悟性，他明白了如果纯粹由官僚办企 业或者官僚管理企业，其效率必然低下，无法与外商竞争。因此，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帮助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时，他 便坚持了商办为主(即扶持民用工业企业)的目标。这在当时简直是个了不起的认识和举措。

　　中国第一个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是盛宣怀参与创办的。同治十一年三月(1872年4月)，他即遵奉李鸿章“面谕 ，拟上《轮船章程》”，草拟了“委任宜专”、“商本宜充”、“公司宜立”、“轮船宜先后分领”、“租价宜酬定”、“海 运宜分与装运”等六条纲领，奠定了创办轮船招商局的基础。其主要目的是来自“筹国计必先顾商情”的认识。所谓“试办之 初必先为商人设身处地”，富民才能强国。这是“官商一体”而实现“双赢”的高明策略。

　　在洋商的渗透和垄断下，中国民族经济面临着极大的危机。极力推动中国民用工业企业的发展，夺回民族经济发展的 主导权，是盛宣怀和当时洋务活动家的共识。其宗旨是“致富”和“分洋商之利”。

　　盛宣怀深感自身的责任重大，他以极大的勇气承担这份责任：“今人于古人尚不甘相让，何夷狄之智足多哉。”从筹 办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通商银行)到维护中国电线铺设的权利，无不反映了盛宣怀匹夫有责的理念。

　　中国境内最早的银行是英国创办的。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英国的丽如银行首先在香港设立分行，同年又在 广州建立它的机构。1848年，该行在上海正式开办了“东方银行分行”。此后诸如花旗、汇丰等世界有名的银行逐渐在中 国建立分支机构。这些外国银行垄断中国的金融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盛宣怀对于李鸿章想和洋人合办银行的想法始终不满意。当他听说英国人赫德打算在上海设立一家中英银行时，便对 李鸿章说：“银行是商务的枢纽，哪有我们开关互市，眼巴巴看着外国人聚敛财富，而自己什么也不做的道理！”

　　1896年11月，盛宣怀大胆地向清政府提请开设完全由中国商贾集资的股份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总部设在 上海。实际上，这个银行的英文名为TheImperialBankOfChina，即中华帝国银行之意。作为一家私企 ，清政府给了它印制和发行钞票的权力，可见其地位之重要。

　　盛宣怀作为官方的代表，把利益的基础建立在国家和商人双赢的考虑之上，承担了一个亦商亦官者应有的责任。为财 而不为财，为官而不为官，可谓盛宣怀对当代人的深刻启示。

　　责任之二：“留东南三大帅

　　以救社稷苍生”

　　1900年的夏天，八国联军与清廷在北方打得热闹，南方却照做生意。此种局面的出现，是晚清对外关系和国内复 杂政治斗争的特殊现象。

　　表面看来，北方的朝廷是要为国家利益奋力做最后的决算。但是，这种不顾一切的举措令南方各督抚颇感棘手。面对 即将发生的对八国的战争，南方督抚们(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预测到可能发生的破坏性后果 ，即他们苦心经营的洋务运动会毁于一旦，他们决定联合起来，实行“东南互保”，集体抗旨！

　　6月27日，就在清廷对各国宣战后的第六天，张之洞、刘坤一派上海道余联沅同各国驻上海领事会商，规定租界归 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各国商民、教士、产业由督抚保护；各国兵轮水手不可登岸等等。刘、张对各国领事保证，不管此 后北方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仍按所议办理，断不更易”。

　　“东南互保”的策划，虽然英国也有此意，但是从中国方面而言，实际就是盛宣怀。李鸿章虽然极力推动这个方案， 但是他并没有参加最后与洋人订立的互相保护章程。

　　盛宣怀在给张之洞、刘坤一等的急电中，建议他们“电饬上海道与各领事订约，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归督 抚保护，两不相扰”。对于局势的判断，盛宣怀曾劝说张之洞：“北事不久必坏，留东南三大帅以救社稷苍生”。

　　“东南互保”的实际效果是避免了半壁江山的兵祸，暂时获得了南方的安定局面，在随后与八国的谈判中，具有了一 定的筹码。但是，“东南互保”的举措，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来看，无疑都超越了地方督抚的权限，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毕 竟，外交大权不属于地方。而且，此举也暴露了中国权力的分裂。

　　不过，从后来收拾局面的情况看，盛宣怀和东南督抚们的理智行为，实际上也符合朝廷冷静下来后的真实意思。比如 ，当山西巡抚毓贤密报盛宣怀拍发的关于“东南互保”的电报后，慈禧只批了“知道了”三个字。

　　1901年，慈禧对荣禄说，今日看来，盛宣怀是不可少之人。而当李鸿章在京谈判和约病死前，致信盛宣怀时说“ 时危事棘，岂余衰暮所能堪，此中补救，惟执事是赖”后，盛宣怀也倍感疲惫，并因李鸿章之死而病倒。他是极力推动李鸿章 在辛丑谈判中维护中国权利的。

　　盛宣怀作为当时负责谈判的商务会办大臣，致电李鸿章，申明切不可对俄国让步，如割“东三省”，英、法、德、日 将纷起效尤，劝李鸿章“列邦以恶名加之于俄，中外复以庇俄之名加于中堂，后世论者谁能曲谅乎？”

　　不久，慈禧懿旨：宗人府府丞盛宣怀赞襄和议，保护东南地方，著赏加太子太保衔。可以说最终给盛宣怀正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