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
出于对社会评价标准不一容易引发争议等考虑，海南高考语文评卷组日前决定：今年将不公开高考满分作文。（《中国青年报》6月21日）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一篇作文的好与坏，在不同的读者眼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评卷组有接受外部监督的勇气和诚心，就不应把社会评价标准看得那么可怕。不过，尽管如此，我仍然想在遍地的指
责中为高考作文的“不公开”开脱几句。应当承认，公开高考作文好像并未成为一项制度，至少在我的观察视野之内是这样。近年来，海南在本地媒体上公开了一些高考满分作文，公开的范围也极为有限。当然，公开并不意味着仅能交由媒体刊登这一个途径，如果公开的目的是便于公众监督，那么在考试局设榜公布，或干脆将满分作文如实上网会是更有效的办法。很显然，我们并未有这样的强制规定。对高考阅卷的监督，目前的实践仍然停留在内部监督程序上，至于公众，在制度制定者的眼里并非监督的主体。
如果公开不是义务，也非责任，那么海南高考语文评卷组宣称“今年不公开高考满分作文”也没什么可过多指责的。该指责的倒应该是评卷组的要员们在陈述不公开理由时，所流露出来的对高考满分作文的“主人情结”。毫无疑问，高考作文的著作权人应该是那些莘莘学子，而不是高考语文评卷组。作为一个临时机构，他们却是从何处获得了公开高考作文的“主人”地位？
人们认为高考作文应当公开，更多来源于习惯，还并非来源于法律或制度。媒体公开高考作文的习惯可追溯至高考制度恢复俟始。1978年4月7日的《人民日报》就公开了一篇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气象新》，作者是广东潮安县磷溪公社考生陈平原。尔后的每一个年度，我们都能在当地媒体上读到几篇深深嵌入了时代特征的“范文”。但有必要指出，媒体期待的公开，和公众期待的公开以及基于“以公开促公正”的公开，在诉求上就存在诸多不一致。看待高考作文应否公开还得从高考制度本身去把握。如果公开本应是高考评卷制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就不能满足于媒体那意在吸引读者眼球的“有限公开”。解决著作权的归属、确定公开的主体以及公开的载体，设置异议的提出及处理程序应当是高考作文公开制度的主要内容。
高考作文应否公开已然引起了全民的讨论，且争议颇大，为高考的公平计，于监督程序的完善考量，在公开的习惯之外，制度也该给它一个说法了。
（紫／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