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把机会留给人才，不能让财富因素过分地影响人才的培养。”香港中文大学教务长、校长助理苏基朗教授说。苏基朗教授在2004年12月就任教务长一职。从2005年开始，香港中文大学开始参加内地的统考。与原来的招生方式不同，香港中文大学取消了面试。
针对名额分配，苏基朗说：“我们的原则是平均分配，把机会尽量平均地分配在各个省。这样，对比较穷的孩子来说，就会多一次机会。”让穷孩子多一次机会，是一个温馨
的话语，更是能让我们涌现出无数感动的话语。曾几何时，“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4个农民不吃不喝”、“供儿上大学三轮车夫累死街头”、“因教致贫已成为横压在农村家长心中的最大难题之一”，让穷孩子离机会越来越远，离前程越来越远。
为什么要“让穷孩子多一次机会”？因为事实证明，越是处于较高等级的人就越有可能更上一层楼，即上升到更高的社会等级；反之，越是处于较低社会等级的人就越受限制，他们上升到较高的社会等级的可能性就越小。我们知道，如果背离机会均等，就有可能在扩大一部分社会成员享有的机会资源的同时，剥夺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机会资源，限制了这些社会成员的发展前景。笔者以为，这足以说明追求机会均等对于个体的重要性。而这也证明了“让穷孩子多一次机会”的重要性。
机会均等，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前程为人人开放”。“让穷孩子多一次机会”就意味着“前程为人人开放”。正义论大师罗尔斯认为，一个社会所应该具有的伦理选择必须要考虑社会中最不幸的人他们的社会机会。由于社会总资源和总财富的有限性，由于改革过程中各个方面法律和制度的缺位和不健全，因此出现了种种不公正待遇和不平等的机会，导致了在就业、任职、参政、受教育、受国家救济等等一系列的机会不平等和权利不平等。我们知道，源于机会不均等的经济不平等，比机会均等时出现的经济不平等，更加令人不能忍受。机会平等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不言而预，社会应该为个体提供一种平等竞争的公平环境，提供必要的选择权利和发展前景，只有这样，才能激发社会的活力，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和发展质量。“让穷孩子多一次机会”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让穷孩子多一次机会”是在承认起点平等和机会平等具有相对性的基础上，致力于改变起点的不平等和创造机会的平等，使每个社会成员在平等的规则下人人都有平等的机遇与权利。这意味着不仅要考虑人们对于各种机会的平等权利，而且要考虑人们对于各种机会的平等手段，要努力保证每个人都拥有利用这些机会的手段、工具、资源或能力，要满足公众对机会均等的渴望。苏基朗教授说，“我们的想法可能并不主流，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学会对人、对社会都有关怀、有贡献、有责任感。”笔者以为，结合香港中文大学的做法，我们更应反思内地高校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给“穷孩子多一次机会”！
社会应保证每个社会成员生存与发展起点的平等，竞争规则和过程的平等，如平等的教育机会、就业机会等。期待“让穷孩子多一次机会”的实践在社会中越来越多！ （作者：朱四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