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用余生来赎罪”

　　昨天上午8时30分，和县原县委书记杨建国案继续开庭审理。杨建国的辩护律师申请的

　　5位证人中的4人出庭作证，控辩双方进行了激烈争论。杨建国在法庭上痛悔自己的罪行，公诉人也深刻剖析了该案的社会危害性。11时许，庭审结束，法庭将择日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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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名证人4人出庭

　　据了解，杨建国的辩护律师共申请5位证人出庭作证，分别是杨建国的妹妹、妹婿，一名给杨建国送钱的人，两名向杨借过巨款的人。

　　首先出庭的是送钱人马某，他说给杨送钱纯粹是过年过节的看望，没有提出过具体请托事项。他和杨建国一直以师生相称，很景仰杨建国，而且杨对他有知遇之恩。

　　杨建国的妹妹出庭时说，她现在住的房子是花8万元从杨那里买的，不应算作杨的财产；此外，杨被查处的财产中有30万元是她的。杨建国的妹婿说，他从1994年开始帮杨处理家里存放的烟酒，总值五六十万，钱都交给嫂子孟世芳了。两名借钱的证人中只有一人出庭。

　　女证人马某在北京经商，她说1996年从杨那里借了7万元，1997年借了20万元，1998年借了30万元。每年正月初二杨建国过生日的时候，她去还钱，正月十五回北京的时候借钱，多年下来支付的利息有30多万。因病不能出庭的证人杨某证实从孟世芳那里借了125万，支付利息12万元。

　　公诉人认为，这些证人证言部分不合法，有些与生活逻辑不符，建议法庭不予采信。

　　控辩焦点：是人情往来还是受贿？

　　法庭辩论阶段，公诉人和律师围绕3个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杨建国收钱是人情往来还是受贿？部分证据来源是否合法？巨额财产计算方法是否有误？其中第一个问题是辩论焦点。

　　杨的辩护律师认为，公诉人认为，1998年至2004年，杨建国一直担任县委书记，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其间，杨收钱是事实，有大量证据证实，杨本人也承认。杨建国手握该县领导干部的任免大权，这是行贿者看中的，杨自己也很清楚。人情往来要有来有往，没有利益诉求，但给杨送钱的人虽然有时不明说，但双方心知肚明。行贿者有两种，一种是临时抱佛脚，做一锤子买卖；另一种是平时坚持“上供”。本案的行贿者们采用的是第二种，平时投资是为了最终获利，是放长线钓大鱼。

　　辩护律师还对巨额财产的计算方法提出异议。公诉人答辩称，在巨额财产计算上，都是按照法律严格进行，从1978年到2004年间，杨建国的家庭收支有些已无法查证，检察机关没有将这些纳入计算范围，纳入的都是有确切资料记载的。

　　公诉人深度剖析

　　杨建国当庭忏悔

　　公诉人就该案社会危害性进行了深度剖析：“杨建国的收钱行为大都与干部提拔有关，他和行贿人关系很微妙，已经形成默契，送钱的人并不需要明说，杨建国拍板时也是心里有数。这种默契普遍存在于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案中，必须警惕。”

　　庭审中，杨建国和律师多次将收钱行为归罪于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说现在是人情社会，并非杨建国一人之过。对此公诉人指出，在人情社会中，领导干部更应保持清醒的头脑，为当地政风做好表率。

　　杨建国说：“公诉人刚才讲的话，让我后悔不已。收钱时没意识到是受贿，以为最多是违纪，庭审让我明白了自己行为的性质。我是农民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党政机关工作了30多年，担任领导干部正职10余年。起初，我对待工作兢兢业业，也曾因工作突出受到省市表彰。刚走上领导岗位那会，我警告自己不要以权谋私，但后来随着职务的升迁，手中权力增强以及受不良社会风气影响，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扭曲，放松了思想改造，愧对党和人民，愧对领导，愧对同事，愧对母亲、妻子和孩子。我将用我的余生好好改造，来赎我的罪。”（记者郜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