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显亭
山西榆社考生陈力(化名)今年高考估出600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陈力的父亲——榆社县西马乡新村43岁的陈东生(化名)服毒自杀。陈东生的亲人和乡邻都认为，他是不堪承受儿子读大学的经济重负才走上绝路的(中国青年报6月24日报道)。
按照一般的观点，高考“考”学生，也“考”家长，但主要是“考”学生。现在来看，在高考这台竞争激烈的“机器”上，学生和家长几乎都处在相同的位置，学生考的是智力，家长考的是财力。这几年，因为学费问题难倒了不少家长，常常有“意外”出现。2005年6月28日，18岁的云南女孩邓欣(化名)查得高考分数，510分，远远超过所报学校昆明医学院。因家庭贫困，其母亲因担心交不起高额学费，于8月1日上吊自杀。
虽然这些事件都比较极端，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高考已不再是单纯地对学生学业进行考验的一个过程。高考变得“复杂”了，变成了“双重考验”甚至是多重考验，它同时在对一个家庭包括财力在内的综合承受力进行考验。眼下，为众人所诟病的教育产业化，正让公平地享受教育资源的机会，越来越偏离收入低的弱者。扩招是解决国民素质的一种方式，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认可，但相关的教育投入没有跟上，再加上监督措施不到位，出现了扩招——教育成本增加——学生费用增长的“循环”现象。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说，现在供养一个大学生，其学杂费、住宿费、伙食费加上书本及日常费用，一年的最低消费在1万元以上。照此情形，陈东生一家要用七八年的全部收入，才能供儿子上一年大学，32年的收入方能供出一个大学生。
沉重的教育支出压得家长喘不过气来，“养不教，父之过”的传统心理又是家长心底解不开的、朴素的情结。在这些矛盾下面，高考及收费背后的“新闻”，每年可能都会出现。单纯地要考生家长增强心理素质，而不增加教育的公平性，等于要求他们只讲义务不给权利，这样未免太苛刻了。值得关注的是，社会有时好像也没有准备好应对高考“双重考验”的准备，比如一些地方政府重奖高考状元的举措，显然有花纳税人的钱给自己买政绩的一些嫌疑，主政者对如何使公共资源(包括教育和公共财政)履行更多地照顾弱者的天然职责，却显得办法不多。
在这种情势下，让考生家长依靠自己的努力来解决由于公共资源分配不公而造成的权利“空缺”，他们无疑会因为无能为力使心理承受力比考生更为脆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