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达林
近来，关于保护动物的话题又遽然升温。前些天，媒体报道了深圳的一些餐馆当街杀猫，将猫肉加工成肉丸下火锅吃，引来近百名动物保护者的一场“救猫行动”（据《南方都市报》）。紧接着，又传来四川都江堰一黑熊养殖场“活取胆汁”制作成熊胆粉的消息（据《华西都市报》）。从“踩猫”到“当众杀猫”，从“开车撞熊”到“活抽胆汁”，生活
中接踵而至的虐待动物事件，在一次次考问现代人道德良知的同时，也考问着国家的动物福利立法。
长期以来，人和动物的关系处于一种非常微妙的境地。人类需要动物，然而又经常在不经意间伤害它们。而且，出于对“人”权的极度维护和对“兽”权的长期漠视，人们很难从法律上去接受动物的“权利”、“福利”等概念，也很少考虑过动物和人在法律乃至生命意义上的“平等”。人对待动物的这种复杂矛盾心态，使得人和动物的关系一直是社会法律规范中的难题。
然而，在历经过因忽视其他生命而破坏生态平衡带来的种种惩罚之后，人类开始慢慢意识到，从法律上关怀动物福利不仅仅是显示爱心和体现社会进步的“装饰”，更是关怀自身生存发展的迫切需要。1822年，人类第一部“反对虐待动物法案”在英国诞生，此后，法国、爱尔兰、德国等100多个国家都相继出台了“禁止虐待动物法案”。其实，法律作为人类的造物，凝聚着人类关怀自己、肯定自己和发展自己的愿望，法治作为人类追求并实现完善自身理想的一种方式，也注定要以关怀人类自己为归宿。从表面上看，立法保护动物福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类处置动物的自由和权利，但正是这种限制，反而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体现出人类关怀自己生存发展的价值取向。用发展和联系的眼光看，立法保护动物福利，正是促进人与动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内在需要。
我国动物福利立法之所以迟缓，最大的问题在于人们传统观念上还未能接受动物福利，继续将动物置于人类中心主义下的次级支配物。1988年出台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只是一个出于保护某些有“身价”的珍贵动物而制定的“不平等”动物保护法，家养动物、畜牧动物、实验动物很难享受到这一立法的恩惠。受传统观念影响，生活中许多人只是将“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作为彰显怜悯之心的口号，不能从生命体意义上认识立法保护动物福利的深意。这种立法的滞后和认识的浅薄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待周围动物的态度。
促进动物福利是增进人类福祉———有了这样的认识，人与动物的和谐就能达到较高的境界，但当一些人的认识与人们的期望存在距离时，制定一部专门的《动物福利法》，就是实现这种境界的基本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