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大棚在琼岛异军突起

　　在三亚林旺，“甜瓜大王”吴明珠院士在大棚里种植甜瓜菜获好收成。据专家初步统计，使用设施大棚，不仅可以减轻农业气候灾害，还可以节水50％以上，省肥30％以上，减少农药使用30％以上。本报记者 张杰 摄

　　乐东黄流的热带兰花城大棚里用电扇控制温度和空气流通，是典型的设施农业。本报记者 张杰 摄

　　编者按：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中心任务是发展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经济的关键和着眼点是发展现代农业，设施农业是现代农业的直接表现形式。

　　发展设施农业就是要坚持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经营方式发展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指导农业，设施农业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农业生产方式。

　　这两年来，以塑料大棚为代表的设施农业席卷琼岛大地，既给种植户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也给农村经济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从今天起，本报推出一组报道，解读大棚农业在海南发展的现状、问题和前景，敬请留意。

　　行车于东线高速公路，细心的人们注意到，公路两边不时会涌现波浪一样连绵的塑料大棚，如银光闪闪的湖泊一样蔚为壮观。

　　这些大棚在吸收光与热的同时，还在酝酿着一场生产方式的深层变革。

　　大棚预示设施农业起步

　　海南的大棚生产处于一个什么现状？省农业厅农机处处长王晓桥说，大棚对海南农业来说算是个新事物，但正呈现出异军突起的态势。去冬今春，大棚西瓜面积为3.08万亩，大棚蜜瓜面积约0.55万亩。他预计今年大棚西瓜的面积将超过5万亩，大棚蜜瓜面积将超过1万亩，大棚种植总面积将增长一倍。王晓桥认为：“ 大棚的快速发展说明海南的设施农业进入起步阶段，到2008年，海南的简易塑料大棚和遮阳网设施种植面积有望发展到15万亩。”

　　海南的设施农业萌芽于1990年代，2003年以来大棚西瓜甜瓜呈迅猛发展之势。

　　省政府研究室的张金良分析，大棚种植尽管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和规模，但平均回报率为100%以上的超级效益，促使赚到钱的农户或者老板追加投入，这是大棚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省农业厅相关人士指出，处于起步阶段的海南设施农业，还是以简易大棚为主，自动化基本为零；品种非常有限，成熟的品种是西瓜和蜜瓜，兰花、菊花、苦瓜、彩椒等数量很少；管理技术还是以经验为主，科学指标化管理还没有出现。

　　浙江人几乎一统天下

　　去冬今春，浙江农民在海南种植的大棚西瓜面积近3万亩。他们的带头人是近70名在海南的浙江西瓜收购商。这70名收购商一头引导约1100名浙江农民到海南种大棚西瓜，并保证收购；另一头与300多名活跃在江浙沪市场的浙江西瓜批发商结成多个股份制运销联合体，每个运销联合体一般由5—8人组成。运销联合体再入股种植基地，形成产供销联合体。绝大多数来海南的浙江农民，都按股份制合作承包种植基地，面积在几百亩到几千亩不等，股份从几份到几十份不等。

　　省西瓜协会秘书长林尤胜说，协会会员去年西瓜的总种植面积30万亩，但大棚面积不超过1500亩。由于没有人去做市场、打品牌，以地头价销售的大棚西瓜赚不到市场和品牌利润，大棚种植的利润就很低，风险很大，生产体系不完整，海南人目前还没有办法大种大棚西瓜。

　　业内人士指出，浙江农民的大棚西瓜以市场为先导、以品牌求效益、以大棚种植保证规模优质商品供应，通过多个联合体的组织形式，共同组成产供销一条龙的完整生产体系，这是一种适合大棚西瓜的新生产方式。

　　海南农民盼望联合体

　　乐东佛罗镇福堂村8位种植户组成公司，以联合管理、统一品牌的方式进行大棚蜜瓜无土栽培。种植户方采平说：“不采取这种方式就无法进行大棚种植。”

　　为了解决技术培训和设施采购方面的难题，三亚有十多户大棚蜜瓜种植户希望三亚热带设施农业研究所所长李劲松领头成立一个联合体。陵水的种植大户连日来在英州宾馆咖啡厅里商讨如何联合起来闯市场、打品牌。组织联合体，促进交流与协作，是种植户们的共同愿望。

　　从陵水到三亚，从乐东到文昌，没有人能够单门独户地进行大棚西瓜甜瓜生产，所有大棚西瓜甜瓜从资金到技术到销售都在合作中完成。联合协作俨然成为新生产方式区别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小农生产方式的本质特点。

　　三亚市农业局副局长陈振指出，联合体的主体是农民，虽然这些种植大户都是老板，但是绝大多数以前都是农民，只是在掌握了设施农业之后赚到了钱，农民的身份变成了老板。联合体是设施农业的生产方式，可以把农民联合起来，带动农民掌握大棚这样的设施农业。

　　编后

　　设施农业表现出来的经营模式，揭示了它本质是一种新生产方式，在现代物质条件和科学技术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同时，生产关系同步发展的迫切需要，体现在种植户对“联合体”的迫切需要上。这个在农民眼中还很模糊的“联合体”，就是现代农业生产关系的集中体现。

　　在实践过程中，“联合体”体现出了以下几条原则，它以农民为主要成员，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以股份制为组织形式，它的价值在于将组织外部非经济性行为转化为组织内部的经济性行为，在组织内部为农民安排一定的岗位，农民就可以通过主体身份参与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