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监管中的专家危机

　　□宋华琳(南开大学法学院教师、法学博士)

　　我一直对中国有过多的专家很有意见，只要有什么事，总是出来指手画脚，好像除了读者全是专家。

　　尽管问题这样，但在这个复杂的社会，社会高度分工，政府扮演的不再是消极的守夜

人，还要积极地去捍卫公民的权 利。面对的都是具有高度技术性专业性的问题，政府官员就不得不更多的依靠于作为行政机关“外脑”的专家。

　　这样一来，问题就严重了。专家的判断和预测，虽然不直接影响着公民的权利义务，却间接地影响着行政机关最终决 断的形成。因此，要说话可就得小心。

　　但今天太多掺水的博士点硕士点在专家审批后批量上市，太多的豆腐渣工程在专家审评之后成了优质项目，太多的伪 劣产品在专家审评之后拿到了优质产品证书。今天专家不一定能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那样，“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 ，似可告慰友朋。”相反他们常常会去接受大企业以及其他强势集团的俘获。

　　在中国，绝大多数专家和准专家们都希望由一名纯学者转变成为政府监管过程中的专家。这一方面来自专家对科学对 社会对国家的使命感，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浓重的入世情结；另一方面，专家们也乐于在名片上注明自己是某某国家部 委咨询或评审委员会的成员，说明自己在这个专业的同行里面处于较高的等级和地位，有着较强的话语优势。这给他们提供了 巨大的寻租空间，增添了被企业俘获的可能。

　　和中国整个社会一样，我国的专家系统本身也遭遇到了信任危机。我国今天的教授博导专家已经在成几何级数的不断 翻番。在政府监管过程中，所聘用的专家往往是本行业本领域本地区被认为最优秀的专家。但在中国，这些度量标准恰恰是非 常形式化的，同会长、院长、所长等行政化的头衔紧密相连。这样遴选出来的专家，就成为信任危机的根源：

　　首先，专家就可能成了政府监管官员的“挡箭牌”。在专家的选择上，他们往往会去选择听话的专家，而不愿去选择 那些“刺头”。专家也意识到如果频频发表和官员不一致的声音，随时都有被撤换的可能，甚至在未来的科研和晋升中都会遭 遇到无形的压力，因此难以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其次，专家之所以是专家，就因为他是“在越来越小范围内知道越来越多事情的人”。随着知识分工的日渐绵密，专 家尽管有着自己的专长和领域，但是却会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危险。例如对于药品审评而言，药物分析专家会强调药 品的纯度，临床药学专家则更关注药品的不良反应事例。当相近却不同的领域专家之间进行PK时，如何对这些立场进行判断 取舍或加总，就成为困难的问题。

　　再者，在现代政府监管过程中，许多问题是着眼于未来的预防性监管，具有“决策于未知之中”的特点。面对诸多高 度技术性的复杂问题，面对诸多不确定性，专家的判断也未必就能逼近绝对的真实。

　　面对以上诸多悖论，需要做的就是让专家成为专家，具体说来，首先是健全和完善专家遴选机制，确保不同专业不同 背景不同地域不同部门不同行业的专家，能有效地被吸纳于咨询委员会之中，让他们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和更为前沿的科学知 识；其次建立随机抽取的专家库制度，割断官产学这“三支箭”之间的利益勾连；第三，有效的设计科学决定审议过程中的会 议制度，将所有会议讨论都记录在案，并依利害关系人请求公开除商业秘密和核心技术之外的会议讨论记录，从而实现对专家 决策过程的有效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