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岛：百万日侨的生命驿站

　　6月25日，来自日本的各界人士在写有“葫芦岛和平宣言”的横幅上签名。

　　当日，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60周年回顾暨中日关系展望论坛在辽宁省葫芦岛市举行。此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辽宁省人民政府主办，有来自中国和日本各界的40

0余人出席。

　　从1946年5月到1948年，中国人民从人道主义出发，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将105万日本侨民从葫芦岛港遣返回国。新华社记者谢环驰摄

　　60年前，中国从人道主义出发，帮助战后的一大批日本侨民从葫芦岛踏上归国之路——

　　那包土豆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1945年8月15日，对很多在中国的日本侨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一天。

　　14岁的国弘佑子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日本宣布投降，日侨们人心惶惶，不知所措。“回家的路怎么走？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日本老家？昔日备受奴役之苦的中国人，对我们这些无端踏上中国国土的日本侨民会怎样对待？”

　　这代表了很多日本侨民当时的心态。让很多侨民没有想到的是，中国人用自己的善良、宽容抚慰了他们的落魄惊魂，并让他们最终登上回家的轮船。

　　间濑收芳5岁时随父母到了长春。15岁那年，他和与他一般大的一批中学生突然被日本关东军中断学业，统一编到开拓团，送到中苏边界开发稻田。实际上就是将土地翻松，灌上水，用以阻挡苏联红军坦克的进攻。然而，开战不久，苏联红军就击溃了日军的防线，间濑收芳随着一群日本孩子朝着长春的方向逃命。

　　一群精疲力尽的孩子们来到了石头村。一名六七十岁的老奶奶看到瘦弱的间濑收芳，很是吃惊。也不管他是日本人，一下子就把他抱到火炕上，用温水给他擦洗双腿，一直到温暖为止。后来，同住的同学告诉他，留他们住的老人也有小孩，看到房间住不下，就将自己的小孩送到别人家。

　　当时11岁的平野美津枝还记得在葫芦岛停留期间，等候遣返的人很多。家里已经弹尽粮绝，个个都饿得没精打采。一个中国人见小女孩饿得可怜，就送给她一包本来准备卖的土豆。20多个小的跟鸽子蛋似的用盐水泡过的熟土豆，救了全家的命。她的母亲在世时常说，那包土豆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铃木美绪今年77岁。她的父亲是一名建筑师，从小就告诉她们六个兄弟姐妹，人是平等的，不要瞧不起任何中国人。所以，家里的人对中国人都很和善。日本投降后，很多日本侨民不敢出门，但是他们一家的生活却一切如故。甚至许多中国朋友主动帮助他们，买米买面买菜。当时长春处于混乱时期，一会儿用苏联的货币，一会儿用国民党的货币，中国朋友就告诉他们，不如把钱都换成米面。当时，她还被父亲的中国朋友开的食杂店请去帮工。

　　一个个素不相识的中国人，就是这样伸出他们的双手，帮助日本人。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志坤和他的同事关亚新在与日本人的接触中，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问题：中国人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心胸？

　　报复是不理智的态度

　　现年83岁的陶甄生在东北，长在东北。他记得很清楚，在孩童时代，经常有一个日本大孩子，没有任何理由拿着皮鞭抽打毫不相干的中国学生。

　　1946年，陶甄成为一名检察官，参加遣返日侨的工作。一天，他翻看日侨名册，无意中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斋藤茂。在伪满时期，东北的历史教科书是他编写的。在这名吉林师道高等学校教师的笔下，中国的历史从辽代开始，经历金、元、清三代。没有殷商周的初创，也没有了唐宋的辉煌。最离谱的是，溥仪竟成了日本天皇在中国大陆的分支。

　　“这是最典型的奴化教育，这样的人应该成为战犯。”陶甄向上面汇报了这个发现。

　　陶甄和另外两名工作人员来到日侨俘待遣营。远远地看到一个70多岁的老人在几个人搀扶下缓慢前进。陶甄的领导沉默了。“日本在中国造成的灾难和损失，就是把所有的日本人都沉到太平洋，也不能解心头之恨。咱们还是宽大为怀吧。”

　　于是，陶甄编了一个善意的谎言，对斋藤茂说，你以前的一名学生想见你，结果有事没能来。没事了，你回去吧。

　　斋藤茂直到离开，也不知道自己就这样被中国人宽恕了。

　　王黎是陶甄的同事。在很多人看来，王黎是最有资格向日本人报复的。

　　他的父亲是东北著名爱国诗人王荫南先生，曾经做过张学良将军的秘书。因为宣传抗日救亡运动，1944年，父子俩同时在北京被捕，经过严刑拷打的父亲始终坚贞不屈，被日本人秘密杀害。而他也在日本人的监牢里面被关押了一年半之久。

　　王黎出狱9个月后，奉命调入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港口统一检查所，在锦西也就是现在的葫芦岛分所任代理所长。

　　他把国仇家恨埋在心里。不但他的同事不知道他的故事，日本人也不知道。王黎恪守公务人员的职责和纪律，理智地对待日侨，对他们不打不骂，以礼相待。他终日奔忙在锦西和葫芦岛港之间，目送一批批数以万计的日侨登上轮船返回家园。

　　“日本人害的我们国破家亡，我能没有痛苦？肯定痛苦。”王黎说。实际上，当时他的思想很矛盾。一方面对日本军国主义极端厌烦，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尽管日本侵略中国，但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坏人。

　　“报复是不理智的态度。”他说，“打日本人耳光就能解气？我是受过教育的人，我要忍受痛苦，我要向前看。毕竟，我代表的是国家。”

　　据统计，葫芦岛日侨大遣返，中国方面提供了极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保障。据国民党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经费移交对照册记载，1946年5月至8月的遣侨经费开支1．47亿元，其中仅日侨俘伙食费开支一项就达1．21亿元。

　　1946年11月底，沈阳日侨俘管理处处长李修业来到濒临辽东湾的葫芦岛港口，为最后一艘遣送日侨的航船送行。应东北日侨联络总处负责人村野先生再三请求，他对这批最后离开中国的日侨说：“你们回去以后，要细细地想一想，比一比，你们是怎样对待中国人的，中国人是怎样对待你们的，希望你们以后只带友谊来，不要再带刺刀来。”

　　不能让葫芦岛这个名字消失在历史的峡谷中

　　现在，越来越多通过大遣返回国的日侨，纷纷写书回忆当年往事。

　　后来成为作家的田原和夫是间濑收芳的同学。石头村的温暖中也有他的记忆。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满苏边境，15岁的夏天》。他写书的理由很简单：为什么我们当时还是孩子，就卷入了这场战争？我想写一本书，写出石头村村民热情周到地照顾我们——可以说是敌国的孩子，想把这感谢之情写出来。

　　茶道博士佐佐木宗春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自传《熄不灭的火焰》，在书中，她把葫芦岛称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2001年和2002年，年逾80岁的佐佐木宗春先后两次来到葫芦岛寻找恩人。虽然恩人没有找到，但她为葫芦岛的变化欣喜不已，并从自己为数不多的养老金中捐出8万日元，购买了4株成年银杏树，栽在葫芦岛的龙湾公园，并立了一块感恩碑。

　　更多的日本侨民用自己的方式在表达对中国的感激之情。

　　穗刈甲子男先生青年时期曾经在日本关东军当过兵，当年中国吉林省梨树县一个善良的农民救了他的命。1948年，他从葫芦岛被遣返回国。在任松本市日中友协会长后，他积极投身到日中友好活动中，多次组织民间团体到中国各地访问，并向梨树县无偿投资，办起一所新的现代化小学。

　　“葫芦岛，就连他的名字也将消失在战后50多年的历史峡谷中了。”日本著名作家国弘威雄在他的纪录片《葫芦岛大遣返》写道。为了记住这段历史，他变卖家产，自费来中国东北拍摄《葫芦岛大遣返》。在剧本定稿之时，他刚刚做完肿瘤切除手术。

　　国弘威雄的夫人说，是历史的责任感和大家的关怀与协助，促使他完成了这日本惟一一部反映日本侨民遣返的电视纪录片。

　　在这部纪录片中，他的反省发人深思：“不知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对那场战争没有清醒的认识？现在，日本有三分之二的人是战后出生的，我觉得有必要让这些人重新认识一下战争所留下的灾难。” 记者/原春琳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