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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委员会好”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6月26日15:29 新华网

   从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开始,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相继被“造反派”夺权。这一行动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3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论革命的“三结合”》社论,开头引述了毛泽东的一段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到1968年9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建立了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作为各级地方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好”从此成
为“文革”中反映“造反”成就的一句口号。1979年7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取消革命委员会,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编者按语。在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城镇的一些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的事迹后,引述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随即在全国各地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放到了农村劳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以及“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和“广阔天地炼红心”是这场运动的典型口号。

  “整党建党”、“吐故纳新”

  1967年10月27日,经过近一年半的“文革”动乱,各级党组织陷于瘫痪状态。为使党组织得以恢复并发挥作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活动的批示》。毛泽东在批发这个文件时指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后称“五十字建党方针”)。11月5日,他提出“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九大”闭幕时他又说:“有些外国人、新闻记者说,我们这个党在重建。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做整党建党。”之后,“整党建党”工作在全国展开。但是,由于这次党建工作的指导思想和要求都是错误的,所以一些“造反派”头头、打砸抢分子被吸收进入了党内。“整党建党”与“吐故纳新”是这次党建工作中的口号。

  “打倒社会帝国主义”

  自60年代初期中苏两党、两国交恶之后,苏共领导集团继续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事务,甚至动用武力,还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时时制造挑衅事件,1969年初屡次侵犯中国东北,招致中国政府、人民和军队的反击。“社会帝国主义”,按当时的解释,就是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帝国主义”,主要是指苏联领导集团。“打倒社会帝国主义”是国庆20周年提出的口号,它反映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和立场。这个口号一直沿用到80年代初期。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大会开幕和九届一中全会上都发表了讲话,中心内容就是“团结”问题。他认为“九大”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之后,“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教导”见诸报端,还成为“文化大革命”后期,尤其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增强党内和人民内部团结的一句流行口号。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这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中流行的一句口号,它反映了我军战士为了战斗的胜利,所具有的一往无前的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1969年4月,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的讲话中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段话在“九大”之后以“毛主席的教导”形式公开发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随后在全国以口号形式流行,成为政治动员,鼓舞士气的流行话语。它又通常与“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起联用。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

  1970年,美国策动柬埔寨朗诺集团发动政变,并出兵柬埔寨,恢复对越南北方的轰炸,激起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愤怒反抗。中国政府和人民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表示了严正的反对立场。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又称“五.二0声明”)一文,抨击美帝国主义的野蛮行为,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相信他们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遂成为60年代后期中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的斗争口号。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1970年8月31日,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判了陈伯达的“天才论”,要求与会同志“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他在会上要求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区分真假马、列主义。”10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要求高级干部提高学习的自觉性,并对阅读书目做了具体规定。12月29日,毛泽东在姚文元的一份报告上批示:“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从此,“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成为“文革”后期增强领导干部思想理论修养的一句流行口号。

  “两个凡是”

  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之后,华国锋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他不但没有勇气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反而批准“两报一刊”1977年2月7日发表的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社论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既不足以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更不可能使党从极“左”思想教条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开创新的工作局面。“两个凡是”提出后,遭到了邓小平、陈云等人的坚决反对,并引发了全党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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