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载，萌芽不老

　　1956—2006，《萌芽》已经50岁了。

　　这本新中国最“老”的青年文学刊物，从1956年7月创刊选择作“青年人自己的园地”起，就始终执著于一种年轻的姿态：“《萌芽》要永远和青春在一起。”

　　50年，《萌芽》始终一以贯之，秉持“让文学成为青年人的精神家园”的宗旨，为

一代又一代的文学青年提供一片成长的土壤，也以文学的力量陶冶着人们的灵魂。

　　50年，《萌芽》见证着中国文坛半个世纪的潮起潮落，也见证着共和国的发展与辉煌……

　　《萌芽》的萌芽

　　50年前，1956年的7月1日，新中国第一本青年文学刊物《萌芽》在沪上创刊。

　　嫩绿色的封面，最上方“萌芽”二字是鲁迅先生的手迹。

　　中央一稚龄孩童手拿水壶浇幼苗，这是向画家黄永玉约来的木刻作品《我们的幼芽》。

　　前《萌芽》主编曹阳告诉记者：“1930年，鲁迅先生曾经办过一本刊物叫‘萌芽’，目的是培养青年一代文学新战士。1956年《萌芽》首任主编哈华在创刊词中解释了刊名典故：既代表新生，又是纪念和学习鲁迅先生无微不至关怀和培养文学青年的精神。”

　　而《萌芽》的萌芽，则缘于那年3月15日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

　　其时，朝鲜战场停战协议已早在两年多前签订。志愿军凯旋，小学义务教育开始普及，合作化、公私合营，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完成，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入转折时期，人民群众迸发出蓬勃热情。中国作协和共青团中央第一次联合举办会议，动员和组织文学新军，讴歌春天，讴歌社会主义的火红建设。当时有480多名青年文学创作者参加了会议。”时为上海棉纺六厂工人的唐克新，由于那时已在本报发表文学作品，故成为会议的上海代表团成员。

　　唐克新说：“当时，周恩来接见了全体青年作者。中国作协主席茅盾、副主席老舍和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分别作报告。会上，大家说到培养青年作家需要一块专门的园地，后来设想就落实到上海，由作协上海分会筹备，争取早日出版。”

　　老编辑施燕平回忆：会上消息一传出，《萌芽》尚未诞生，上海作协就已收到各地文学青年寄来的稿子近400件。

　　投诉”信雪片般飞来

　　创刊头几年，《萌芽》有“两多”。

　　一是来稿多。施燕平回忆：通常每月来稿6000件，总字数约2000万。那时杂志每月共需15万字稿，除少数辅导性文章约稿外，都从这2000万字中大海捞针。同期编辑唐克新说：“通联组三人光是登记、分发都来不及。我们十来个编辑一天看几十篇稿子，晚上回家还在看。”

　　再由于哈华最初规定每稿必复，编辑一天仅退稿信就得写十几封。施燕平印象很深，当时有位同事翁文达身患残疾，平时弯着90度腰，但对工作一丝不苟，今负盛名的作家浩然就是他从众多来稿中发现的。多年以后，在北京遇见施燕平的浩然得知，曾与他多番联系的编辑竟是身残，感慨不已。

　　二是“投诉”多。创刊号的印数为3.6万册，不到一年内，发行量就激增至20万册。施燕平记得，由于出版局纸张供应困难，要求编辑部压缩控制到每期12万册，于是投诉买不到刊物的信件雪片般飞来。“哈尔滨的读者反映跑遍全市邮局买不到一本，天津的读者反映刊物两天就卖完，广西的读者指责当地邮局拒绝收订……”

　　是因为生活气息的浓厚，是因为建设的轰轰烈烈，是因为祖国的欣欣向荣，是因为被主人公的理想和情操所打动……编过多本刊物的作家韩北屏在北京街头看到众人排长队买《萌芽》，满腔欣喜，连忙找到当时在北京的老友、上海作协的杜宣道贺。

　　洛阳纸贵。编辑部不得不“忍痛”建议：在方便、自愿的原则下，读者数人合订或相互转借。

　　编辑部的故事

　　建设社会主义，人民群众中蕴藏着这么大的热情？为了最真切地贴近生活，1958年9月，编辑部“搬家”到上海第一个人民公社——七一人民公社。施燕平记得：临走时，作协开了场隆重的欢送大会，报纸也在重要版位详尽报道，褒之“找到了最合适的土壤”。

　　那是一个名叫潘家桥的小村子，借了个祠堂当办公室兼宿舍，投入到火热的生活中去，与群众打成一片。施燕平回忆：搬来后与农民挨得近了，白天下地，晚上油灯下改稿。“当时，一无电灯、二无电话，要联系作者，或是与作协领导汇报，都得步行几里地去七宝镇打电话。至于与印刷厂关于校对、定稿等联系，更是费尽周章。所以，最后还是不得不告别了村子。”

　　时代的烙印远不止这一处。1960年7月，《萌芽》先是由半月刊改为月刊，两期后就因纸张供应困难而停刊。随着1963年经济形势明显好转，次年1月《萌芽》复刊，没料两年多后的1966年8月再次停刊，而且这一停，就是14年。

　　一件小事是常事

　　唐克新说：“记得是在1981年1月，在各方的支持下，《萌芽》二度复刊。老主编哈华说，办刊宗旨不变，还是继承鲁迅先生培养青年一代的精神，封面就还用那幅《我们的幼芽》。”

　　其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开始深入人心，拨乱反正、百废待兴，那真是文学的春天呵。复刊后的《萌芽》很快博得广大青年读者的喜爱，发行量直线上升，最高突破30万份。

　　已退休的编辑孙文昌说：复刊后的《萌芽》曾有这样一件小事——

　　为了一位“很有前途的青年作者”久没投稿，编辑专程从上海赶去天津。火车、汽车、步行再换车，到了那郊区盐场已是夜里。

　　“不可思议吗？可对《萌芽》而言，这是常事。”孙文昌说。

　　就作园丁，倾心培育。现任主编赵长天说：“在第二次复刊以后的25年里，中国文学界新涌现的优秀作家几乎都在《萌芽》留下了他们最初的足迹，这是一本杂志的骄傲。”

　　坚守的力量

　　1986—1995，曹阳任主编十年，给同事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自行车。

　　“特别是后5年，一到资金紧张，他就四处骑车去想办法。”副主编桂未明说。

　　曹阳自嘲：那时不少作家都夸“老曹会做生意”，其实都是不得已为之。

　　同期进《萌芽》当编辑的周佩红回忆：编辑部和年轻作者们的笔会从1993年后突然消失。“商品经济的大潮冲来，文学青年们如梦初醒，忽然意识到文学对于实际生存的无用或者无力。来稿量骤减，发行量更是滑坡，偶有昔日作者来访，名片上的身份，大多已变成经理、总裁。”

　　发行量直跌至1万。“那时每个月都在为工资发愁。”赵长天说。

　　怎么办？《萌芽》的阵地还能坚守吗？“那年我刚上任，一位久未联络的友人从日本打来电话，说‘真不得了，你当了《萌芽》的主编！’”也难怪，上世纪六十年代读中学时，同学们最爱读的就是《萌芽》。事实上，困境不只在《萌芽》。在这个文学被边缘化的时代，全国绝大多数文学期刊都在面对读者流失、市场萎缩的暮气沉沉，甚至遭遇存亡危机。

　　《萌芽》还是要坚守阵地。要创新改版，突出重围。副编审李其纲说：“你可以不是作家，可以不以之谋生，但你的精神家园要有文学的存在，要意识到，有文学的人生是幸福的。”赵长天说：“改版后的《萌芽》，更强调文学的普及和推广，更多着眼于提高青年人的文学素养，占领文化市场。”

　　今天，《萌芽》发行量已突破50万，更贴近生活，更贴近校园，更贴近青年学生。与北大、清华、复旦等著名高校联合主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被誉为“中国语文的奥林匹克大赛”，相对于应试作文，让学生们不拘一格畅所欲言，文风清新文字鲜活。评委会主任王蒙甚至欣喜地说：“我们可以搁笔了。”

　　文学有它的力量所在。它的力量在于激动人心，打动人心，它的力量在人心里边。

　　就像一位作家所言，“文学不一定使你荣华富贵，也不一定使你官运亨通，但文学或许能使你纯粹一点，高尚一点，有道德一点，脱离低级趣味一点，或许还更有益于人民一点。”

　　这就是《萌芽》的魅力所在，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以最本真的纪念

　　今天的《萌芽》，以这样的方式纪念它的50年——

　　最具分量的，是新出的《萌芽50年精华本》。一串耳熟能详的名字，几乎注明了中国文坛这50年的全景印迹。1956年8月，巴金，《我认识的鲁迅先生》；1956年10月，陆文夫，《小巷深处》；1986年1月，余华，《三个女人一个夜晚》；1993年12月，池莉，《城市包装》……是“青年人自己的园地”，也是“作家的摇篮”；是巴金、北岛、舒婷等的耕耘地，也是余华、阿来、韩寒等的起步处。

　　最贴近青春集聚地和绽放地的，是今年3月启动的“50年走进50所中学”全国文学讲演活动，旨在让文学有效地走进校园，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文学、热爱文学，从而将文学的基础人口得到更有力的拓展，让文学成为年轻人精神素质的重要构成。

　　最蕴绵绵深情的，是一本看似普通的咖啡色笔记本。打开，里头依时间顺序集聚了创刊以来所有的封面，共计459幅。赵长天在序中写道：“献给50年来关心和支持《萌芽》的读者们。”

　　还有，汇聚青春文学代表作家作品的纪念专辑以飨读者，就在这7月号……

　　图为1956年7月1日创刊号《萌芽》杂志的封面画，是著名画家黄永玉的木刻作品《我们的幼芽》。

　　本报记者 林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