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者身份认同缺乏 个税房贷双重施压

　　中等收入者成“易碎”群体 新一轮分配制度改革启动 中等收入者既要“扩容”更要“维护”

　　广州日报新闻蓝页记者柯学东 实习生刘新宇 上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研究改革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指出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敏感的经济学家很快洞察到，经过20多年的改革，此次收入分配改革“公平”成为了新着力点，中等收入者成了迫切要壮大的社会阶层。这是否预示着，中等收入者很快就要成为我国社会的中坚力量？

　　事实上，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能及时跟上，我国中等收入者还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他们或滑向贫困，或在压力和迷茫中坚守。中等收入者需要“扩容”，也需要“维护”。

　　受广州“东拓”战略的影响，天河公园板块异军突起，近两年一系列新楼盘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枫叶路处于天河公园正门口，路的左边是两个新楼盘——历德雅舍和珠江俊园。

　　相对于广州普通的消费者而言，这两个楼盘显然属于高档社区，它们的均价大约在7000元~9000元/平方米。所以在很多人看来，住在这两个社区中的大多数人大抵上可以算得上是中等收入者。

　　而与历德雅舍、珠江俊园一墙之隔，枫叶路的右边是著名的城中村上社村，这里住着数以万计的外来民工，以及少数在天河商业区上班的白领职员(他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得不“委身”于城中村中)。在这里，除了少数靠高额房租维持高收入的房东外，大多数人可以归为低收入群体。

　　狭窄的枫叶路，由于施工车队常年通行，现在变得坑坑洼洼，加上旁边的农贸市场不时有污水流出，烈日下，路面变得腥臭难闻。每天早、晚上下班的时间，珠江俊园的不少业主都会捏着鼻子从这里走过。

　　简单的捏鼻子动作，折射出的是这些中等收入者自身的无奈，以及他们对马路对面另一群体的另类心态。

　　一条狭窄的马路，一面破落的围墙，隔开的是两个差异不少的社会群体，而像这样的路、这样的围墙在中国不在少数。

　　中等收入者身份认同缺乏

　　张旭(化名)，31岁，珠江俊园的业主，今年年初入住。当听别人说他属于中等收入者时，张旭显然感到很意外：“我怎么就成了中等收入者了，就因为买了房子？如果是那样的话，正相反，我是给银行打工的民工。”

　　显然，张旭目前还缺乏中等收入者的自我身份认同。

　　像很多刚步入这一群体的人一样，张旭大学毕业后在广州找到了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经过几年的拼搏，有了一些积蓄。可是去年年底，一套70多万元的房子买下来，张旭立即就成了彻头彻尾的房奴，另外还欠着银行40多万元的贷款。

　　但是，别人看不到张旭的压力，他们仍然习惯于把他看成是中等收入群体中的一员，因为张旭有着10万元的年收入(完全进入了6万元~50万元的中等收入者划界线)，享受着清洁、宁静的小区生活，接受着周到的物业服务。

　　当然，张旭怀疑自己的阶层身份是有原因的，虽然他现在每个月能挣8000元左右，但扣除银行3000多元的按揭款、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电话费和上网费，以及日常诸多的其他消费，加上每个月还要给远在湖南的年迈父母寄些赡养费，他每月实际上所剩无几。

　　两种社会身份的尴尬

　　这个月月初，张旭的父亲在家里的台阶上摔了下来，这一意外几乎耗尽了他本已不多的存款。“我现在是苦苦支撑着”，张旭向记者大吐苦水。

　　令张旭苦恼的是，这样的日子他不知道要维持多少年。“20年？也就是银行按揭结束的那一天。这不是等于说，我20年的努力仅仅是为了维持这个所谓的‘中等收入者’的身份？”

　　而令张旭更担心的是，一旦家里有人生什么大病，他真的可能穿过枫叶路，滑落到另外一个社会群体中去了。“从马路那边要跨过来可能很难，但要滑过去却非常简单，只需要你失业、单位效益下降，或者家庭成员生病！”

　　“我是住在中等收入者的社区，过着低收入者的日子。”张旭用这样一句话形象地概括了他的社会身份尴尬。

　　半年来，张旭的确过着低收入者的日子，在饭桌上他不再和朋友抢着埋单，不再陪女朋友逛街，想打一次出租车都要盘算上好几分钟，连剪发也要选择一个低档的理发店。另外，他偶尔还会走过枫叶路，到对面去买些便宜货。

　　一边是担忧一边是渴望

　　跨过枫叶路，再穿过围墙的小门，那边就是完全另一个景象。与历德雅舍、珠江俊园的宁静相比，这里喧嚣热闹得多。上社村住着几万外来工，也养活着几千小商贩和无证“走鬼”。

　　街道两旁排满了各种小商店、发廊和网吧；脏乱的路面上则摆满了各色摊位，他们中有卖盗版光碟的，有吆喝行人擦鞋的，有信口雌黄地算命的。从早上6时到深夜2时，这里一直人头攒动，人们的生意似乎都很不错。

　　由于历德雅舍、珠江俊园的业主入住的时间并不长，周围配套的设施还不到位，因此，马路对面来这里消费的中等收入者有不少，就像张旭一样。这里的几家餐馆经常将外卖送往上述两个小区。

　　与张旭不同，住在上社村的人们几乎都希望能跨越枫叶路，到马路那边去生活，因为那就意味着他们提升了自己的社会身份。

　　但是，根据经济学和社会学学者的研究，在没有经受过良好教育的前提下，低收入者提升自己社会身份的渠道是非常有限的。与对面的人过来相比，他们跨过去要艰难得多。

　　中等收入者缘何看低自己

　　不过，这并不影响人们的努力和渴望。

　　在这里，有勤奋工作的生意人，也有兢兢业业的打工者，还有那些长期徘徊在彩票销售店前渴望一夜暴富的年轻人，他们无一不想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张旭经常走过枫叶路，同时他也承认自己的未来极为可能游离于两个群体之间，“我一直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中等收入者”。与张旭一样，在记者采访的众多年收入在10万元左右的人当中，大多数人不承认自己是中等收入者。

　　那么，究竟年收入多少可以进入中等收入者行列呢？对这一问题，包括著名学者吴敬琏在内的众多经济学家都认为，目前很难给出一个定量的解释。不过，学术界认为年收入6万元~50万元应该基本可以涵盖绝大多数中等收入者。

　　显然，张旭等人的年收入在这一范围之内，但他们为什么如此“看扁”自己呢？

　　“这种对自己群体身份的不认同反映了他们对未来的不确定预期。”广东南华工商学院院长易江教授分析说。

　　在易江教授看来，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导致了中等收入者的自我危机感。“经济稳定性预期、组织稳定性预期是人们对未来承受能力的指标之一，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位破坏了中等收入者的稳定性。”

　　而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在记者接触到的众多中等收入者当中，听得最多的就是这样的话：“我一旦停止工作，现在的一切就不复存在。”“就我那点存款，如果国家宏观经济出现问题，我立即就一文不名了。”“我的财产就是一栋房子，如果家里出现意外，我没有抗风险的能力。”等等。

　　所得税利息双重压力

　　易江教授还谈到，导致中等收入者身份认同危机的还有国家税收政策，“目前我国中等收入者是

　　据易江教授介绍，在美国等“税息挂钩”国家，纳税义务人在交纳个人所得税前要扣除每月承担的银行利息。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正好也是按揭购房的主力军，他们看似领取着颇高的收入,但事实上要承担利息与所得税的双重压力。

　　中等收入者的这一脆弱性、不稳定性在统计学上也得到了引证。长期研究收入流动性问题的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讲师王海港博士对记者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也就是我国启动分配制度改革，打破“平均主义”的时候，“持续处于中间收入位置的人持续减少”，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大约有5%的人不能保持中间收入位置，他们绝大部分遁入了社会收入的最底层。

　　面对这些不稳定性，近年诸如“房奴”、“伪中产阶级”、“脆弱的中产者”等字眼屡屡被人提起。

　　“我有时真的想把房子卖掉了事，那样我会卸掉所有的压力，但又不甘心。”是在压力下坚守着中等收入者的身份荣耀，还是跨越枫叶路那条社会身份的界线？张旭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抉择带着迷茫，带着徘徊。

　　对于中等收入者的不稳定性和身份认同危机，易江教授认为，中央准备为中等收入阶层“扩容”的同时，必须完善相关的制度对这一阶层进行足够的“维护”，制度保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二是要建“税息挂钩”的个税政策，为中等收入者减压。“对中等收入阶层我们是‘维护’与‘扩容’同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