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问题仍然困扰农村改革

　　小说堪称信史

　　——赵树理的小说和中国农村

　　□胡不适

　　伟大的小说家与真正的历史学家常常划等号。

　　今天的农村和当年赵树理笔下的农村有所不同。绝大多数农民离开家园，放弃田地，在城市的最底层谋生。他们被迫放弃祖辈代代遗传下来的、已本能熟稔的生活方式，在城市的狭缝中拼命求得一席之地。

　　与赵树理小说中妙趣横生、充满了能量和智慧的农民形象相比，现今的农民们已变成全球资本市场中一颗颗最无反抗能力的螺丝钉。

　　赵树理这位天才的作家被人们远远地低估了。重要的原因也许在于，赵树理热爱和描写的对象——农民在今天更加受忽视、被遗忘。

　　1940年代的农村和农民

　　赵树理复活了19世纪到20世纪50年代山西沁水一带的农村历史和农民生活。他的故事全部发生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通过主人公们的讲述，19世纪的农村风貌、习俗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们的眼前。尤其是那些相对狡猾的人物如铁算盘、常有理等人身上，更是处处体现出农村生活的不易和艰难。

　　在赵树理的全部作品中，《李家庄的变迁》最具有长篇史诗的气质，完全可以当作一部中国现代史来读。它描写了一个山西村庄从大革命失败后到抗战胜利近20年间的变化。

　　动荡中的中国政局，往往在革命者对民众发表的长篇大论和几个年轻人随意的聊天闲谈中被揭示得一清二楚。比如革命者小常向村里人讲述形势：

　　“……为什么大家都不干实事啦？这有两个原因，就是大多数人，没有钱，没有权。没有权，看见国家大事不是自己的事，哪里还有心思救国？

　　“我对别人不熟悉，还说铁锁吧：他因为说了几句闲话，公家就关起他来做了一年多苦工。这个国家对他是这样，怎么能叫他爱这个国家呢？本来一个国家，跟合伙开店一样，人人都是主人，要是有几个人把这座店把持了，不承认大家是主人，大家还有什么心思爱护这座店啦？想叫大家都有权，就要取消少数人的特别权力，保障人民自由，实行民主……”

　　民主与自由的道理，赵树理在60多年前借小说人物之口，已经说得分外明白。

　　赵树理的每一篇作品中几乎都会出现一个人品高尚、经验丰富、思考问题周到、熟悉农村状况、认真负责、坚持实地调查研究的党干部形象，比如《李家庄的变迁》中的小常、《李有才板话》中的老杨同志。农民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生产自救，给予了共产党巨大的支持，直至夺取全国胜利。在努力建设农村的过程中，他们自身的形象也变得空前的乐观、自信、努力、进取，这一点在赵树理的小说中有着最生动的体现。可惜，这样的干部现在已很难找到，农民们由于身处经济困境，其心理也陷入低落、绝望甚至仇恨的状况中，引发许多严峻的社会问题。

　　重视农业的主张

　　现在，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达到建国以来的最大值，农业、农村和农民陷入苦境。这已经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曾说，三农问题，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在这样的语境中，重读赵树理就不仅仅是享受汉语之瑰宝的问题了。

　　农村问题对中国太重要了，赵树理的毕生实践使得他对这一点非常清楚。他主张中国应依靠农业，重视农民，并相信这是中国的立国之本，强盛的唯一途径。他不仅在小说中不自觉地透露出大量此类信息，他本人毕生的实践更是牢牢证明了这一点。可惜，他没有机会详细地阐述这些想法就含冤死去。

　　如何解决现在的中国农村问题？赵树理已经提出这一关乎国民命运的问题在先，等待着我们作出自己的回答。正如俄国著名作家阿斯塔菲耶夫说，欲壑难填的人应弯腰面向土地，从泥土里找寻简单的生存，“否则所有的人将死于饥饿，我希望有人生活在土地上并以土地为生：没有任何工作比农民的劳动更艰苦、更高尚、更必要和有益的了”。 他说出了赵树理创作的全部和唯一的主旨：回归土地，复兴农村。明白了这一点，今天，在赵树理诞辰100周年之际重读他的作品，你就会更理解赵树理的深刻意义。

　　尉迟村农民的新生活

　　□本刊记者 石 破

　　“如果赵树理还活着，他也不好下手写今天的农民了。现在的农民太复杂了，了不得。”沁水县乡土作家、电视剧《赵树理》一、二稿的作者潘保安对记者说。

　　在沁水，像潘保安这样以学习、模仿赵树理起步的业余作家至少有十几位，他们对沁水县的风土民情都非常熟悉。潘保安写过一部《老二黑离婚》；另一位乡土作家王元之则以赵树理的名作《三里湾》为由头，创作出版了《三里湾新传》。

　　今年是赵树理诞辰100周年。由晋城市文联发起，后由山西省委宣传部、晋城市委宣传部组织拍摄的电视剧《赵树理》上个月在央视播出。知情者告诉记者，这部电视连续剧的拍摄水平原本没资格上央视，但由于它能给新时期的党群关系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带来许多启示，才由中宣部部长刘云山特批，在央视一套的黄金时段播出了。同时，位于晋城郊外山上的“赵树理文学馆”也拔地而起。

　　在赵树理的家乡尉迟村，他的故居——一座小四合院还原样保留着。他的墓地原在村东，后来村东办起了炼铁炉，环境不好，墓地就迁到了村西山坡上。在尉迟村当过25年支书的马海镇告诉记者：“这个山丘是全村的制高点，像是一把太师椅，赵树理是我们村出的最大的官，他就应该坐在这张太师椅上。”

　　马海镇是1973年出任尉迟村支书的。当时全村570口人，1120亩地；现在全村670口人，人均只有两分地，村里的收入主要来自煤矿，对种地有兴趣的人越来越少。

　　马海镇回忆，1980年代初包产到户时，村里很多人想不通，会上吵得很厉害。当时尉迟村是全县最富的村，因为气候好，地理位置也好，尉迟村是全县有名的“过黄河、跨长江”(亩产500斤为“过黄河”,600斤为“跨长江”)的先进村，社员每个工1元，社员们都不想改变。当时马海镇也有顾虑，但还得执行政策，开了十几次会，才把地分下去。

　　然而，沁河对面的武安村，1985年办起了煤矿，一天就收入2000元。尉迟村的人坐不住了，赶紧也去申请开矿。1990年尉迟村煤矿投产，从2002年到2005年6月，每年给村里带来收入1000多万元，村民每人每年可分得2000元。现在煤矿已承包给了浙江人。

　　1996年，村支书马海镇去“社会主义红色亿元村”——河南省南街村参观，回来以后就睡不着：为什么尉迟村不能像南街村那样搞？毛主席不是说“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吗？“当时全村300亩河滩地，600亩山地，我们先把河滩地收回了——不一刀切，愿意交的交，不愿意交的，把最好的、离村最近的地给他留下，最后我们比一比，看谁种得好。”马海镇跟记者说。

　　当时有18户农民不愿意把地交给集体，一共30来亩。其他200多亩地，由村里统一雇工，进行机械化耕种，每个工15~18元；平时的除草等杂活，则由各户按比例出人义务劳动。后来没人愿意再去义务拔草，这个活就也用起了雇工。村里给每人每月分25斤细粮，1斤油，不定期分给鸡蛋、蔬菜等。两年后，那18户农民看到“入伙”有好处，便也把地交给集体了。

　　接着，村里又办起了耐火材料厂、大棚蔬菜、炼铁炉等副业。

　　尉迟村的民主化之路，也在蹒跚前行。1989年6月，当过25年村支书的马海镇下了台，下台的原因，据他说是“自己的思想太超前了”。之后，马海镇去晋城做过一段生意，在去年冬天的选举中，再次当选为村支部委员。马海镇对现在的村级选举有些不满，认为选举的方法不能说不好，但是农村家族势力影响严重，干部不团结，出现很多派别，“你选张三，我选李四”。今年的村委会选举，也是很乱，选出的主任上面不满意，说是要重选，但又迟迟不进行，现在村里处于无村委会的状态。偏偏现任村支书又出了问题，被上级免职，由副支书代理支部书记。副支书姓胡，是以前的煤矿副矿长，因为只是暂时委派的代理支书，不知能不能正式当选，所以不敢大胆工作，老百姓说他又不是我选的，也不服他。

　　马海镇承认：“现在的农民，没有赵树理时代的热情高了，但是比过去的法制观念强了。”而胡支书则告诉记者：“村里急待解决的问题，一是经济长期发展问题；二是村民思想统一问题。”

　　现在已经不适合仅仅用土地问题来概括农民问题，而所有的问题包括土地问题归结为一点，是农民的权利问题。在这个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农民的权利在制度安排上还有缺失疏漏，农民的权利还得不到平等体现，就必然有农民问题。

　　土地问题仍然困扰农村改革

　　□赵树凯

　　从收入结构看，土地在农民生活中的位置正在下降。在近两年的农民收入增量中，一半以上来自非农收入。大致可以说，农民生活的提升，今后将越来越不倚重于土地了。但是，我们还看到，现在农村中的冲突性事件，却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地发生在土地上。

　　近两年，中央政府采取了越来越严格的措施保护土地，减少争端，应该说效果是显著的，但是客观地说，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没有迈过最重要的那道“门槛”。

　　追随农民的脚步

　　土地改革可以说是共产党动员农民的最大法宝。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成功，基本经验是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从而赢得了支持，这与

　　在我们党动员农民的若干历史性场面中，农民分到土地后兴高采烈的场面和镜头真挚感人。但是，是否所有真挚感人的场面和镜头都说明了成功的经验？那就难说了，从记录性资料中看，后来加入合作社、人民公社不也有很多同样令人激奋的镜头吗？说得再近一点，“文化大革命”中那些欢呼的镜头，那些对于中国最大“走资派”声讨控诉的镜头，不也很真挚感人吗？这里的问题是，如果说这些场面都表现了几许真情，那么，哪些真情才体现历史的真理呢？

　　历史本身很无力，既不能挺身申辩，也不能从头重来。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研究者的解释评说。历史其实不是只有一种解释，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来重新审读和观察。即便是当事者仍在，同一件事情，仍然有不同的陈述，不同的判断。因此，当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千万不敢说真理只在我们手里，别人都是谬误。

　　农村改革发轫时期，农民是在为土地而抗争，抗争的对象是人民公社的旧体制。那个时候，上层领导坚定地认为人民公社制度适合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必须坚持。农民要分户经营的企图被认为是开历史的倒车，被认为是农民不懂马列主义、目光短浅的表现，或者通俗地说就是农民不够聪明，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因此，掌握了历史发展规律、把握社会前进方向的人们要“指引”“领导”他们。

　　但是，农民们似乎并不领情，他们不认同这些“指引”“领导”，他们采取消极或者积极的对抗方式。人民公社时代劳动中的“出工不出力”，分配中“瞒产私分”，可以说是消极对抗方式。“大包干”的横空出世和顽强坚持，则是积极的对抗方式。对抗的结果，无奈“愚蠢”的农民人多势众，已经被设计好的“社会前进方向”被这些不识货的人扭转了。

　　类似的历史闹剧其实后来还在中国农村陆续上演，这是真正宏伟的历史史诗。乡镇企业的发展嬗变，农民大规模进城的兴起流变，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都曾经受到那些历史的“领航者”指责，也都受到过实实在在的政策性和制度性惩罚。那些年里，城市对于农民工大规模收容遣送，给农民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和人身伤害，也造成了若干新的流离失所。

　　这20几年间，农民就是这样在一波又一波的对抗中前进。令人欣慰的是，农民在义无返顾地前进，政策和制度安排也在顺应着农民的脚步而创新。

　　历史发展的规律殊难把握，农民的前进方向殊难设计。农业的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确立以后，农民在非农领域的创造力迸发出来，“乡镇企业”迅速发展。

　　政策对于乡镇企业认同也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在政策认同确立以后，人们曾经以为乡镇企业将是未来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出路，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十来年间，乡镇企业就吸纳了大约一亿农村劳动力，因此，中国的城市化也将创造新的模式。“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成为人们预期和理想。这时，人们以为找到了中国农村发展的规律和方向。

　　但是，事情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最近的十多来年间，这些乡镇企业纷纷转制或者倒闭，原来意义上的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企业已经寥若晨星，离乡进城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导形式。

　　更加久远丰富的历史现象且不去论及，单是改革以来这二三十年间发生的事情，就让喜欢设计社会发展方向的人们大跌眼镜了。由此看来，不论多么聪明的学者，多么有能力的政治家，都没有能力去规划设计农村发展的方向和道路。或者说，探究和把握这种方向和道路，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观察和追随农民的脚步。这个认识的应用意义在于，现在的农村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必须以农民的选择和需要为基本标准。道理是简单的，但在具体的政策研究中，落实这样的方法原则很艰难。

　　农民的权利

　　中国农村的改革发展，现在正处于重要阶段。农民进一步的需要和选择是什么，需要识别；制度安排的着力点在哪里，需要寻找。在这一系列问题中，农民对于土地制度的需要，是农村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从社会经济生活内容看，现在的农民问题不仅是土地问题，甚至主要不是土地问题。最显著的事情是，农民进城，农村主要劳动力向非农业领域转移，这个过程农民遇到的是就业问题。这个时候，农民的抗争可以说大部分与土地无关。农民离开土地以后，直接的诉求目标是自由流动的权利，是平等就业的权利，是对于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的诉求。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不适合仅仅用土地问题来概括农民问题。

　　与就业权利相联系，农民还面临如何享受社会福利政策的权利。在当前中国的社会条件下，社会发展中的所有问题可以说都有农民问题，或者说，哪个领域有农民，哪个领域就有农民问题。这所有的问题归结为一点，是农民的权利问题。进一步说，在这个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农民的权利在制度安排上还有缺失疏漏，农民的权利还得不到平等体现，就必然有农民问题。

　　当前农村中的土地问题，从农村工作的日常内容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是承包地问题。土地承包如何合理，承包到户的土地究竟如何处置使用，土地承包如何与人口等因素的变动相适应，等等，许多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第二是宅基地问题。宅基地不同于耕地，一直是农民的私产，现在似乎不明不白。宅基地究竟属于谁，农民对于宅基地的处置使用权究竟与承包地有什么不同，宅基地的管理分配怎样才合理，面临若干问题。

　　第三是征地问题。在农地转为非农地过程中，农民作为土地所有者，他们的角色和权益应该如何体现，制度安排如何有利于节约土地资源和稳定农村社会，问题才刚刚受到重视。

　　本人认为，所有这些土地问题的核心都是农民的权利问题。承包地的政策规定如何基于农民权利，宅基地政策规定如何基于农民权利，特别是征地制度如何基于农民权利，都还没有解决。农民是土地的所有者，但是，在制定这许许多多的政策中，农民的话语权和应有的决定权，被多大程度上尊重了？

　　谈到农民在征地过程中的不合作甚至对抗的时候，一些地方官员常常说，给农民的补偿已经相当高，甚至失地农民生活水平比原来已经高很多，政府的安置也很好，可是农民还在“闹”，这是不应该的。但是，如果倾听一下上访农民的诉说，他们的理由也是充足的。那是他们的地，不论卖多少钱，这是他们的事情，政府强行卖他们的地已经侵犯了他们的权利，而通过卖他们的地来赚大钱更加不合情理。本人在具体的农村工作中发现，农民有自己的权利预期，只是往往表达得不够清晰。

　　过去说，解决土地问题，就解决了农民问题。现在情况不同了，解决好土地问题也未必能解决好农民问题。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解决不好土地问题，就必然解决不好现在的农民问题。那么，怎么才算解决好土地问题？

　　也许，在不同的历史社会背景下，问题的具体内容是不同的。新中国成立前后，要解决的也许是土地改革，让农民分得属于自己的土地；农村改革初期，要解决的是实行家庭承包经营，那么现在要解决的是什么？能不能说农民的土地问题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接下来仅仅是完善补充？这是现在学界和社会上热烈讨论的问题。

　　农民关于土地的要求究竟有哪些？土地究竟是谁的？拥有土地的人如何落实自己的权利？等等，似乎并不清楚。意识形态方面的约束要求，农村发展的现实需要，两者之间是否可以统一？现在，土地问题的突出矛盾表现在征地过程中，那么，土地制度问题是否就可以归结为征地制度问题？关于土地制度，是否可以有更深刻的制度创新试验？这众多问题，都需要探讨。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