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第一村”走过暴风骤雨

　　“土改第一村”，走过暴风骤雨

　　□本刊记者 杨 军 发自黑龙江尚志

　　在东北张广才岭支脉大青顶子的山坳中，有一座小山，状似元宝，得名元宝山，山脚下那个小小的村庄，便被称为元宝村。

　　元宝村隶属哈尔滨尚志市元宝镇，60年前，它和中国千千万万的村庄一样寂寂无名，贫穷偏远。1946年9月，作家周立波到元宝镇工作，参与并领导了当地的土地改革，次年，他调回哈尔滨，根据在元宝镇的生活体验，创作出著名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小说中元茂屯的原型，便是元宝村。

　　当年的元宝村，穷得让人心疼，很多人家里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因为衣不蔽体，元宝村被人称为光腚屯。但是谁能想到，就是这个光腚屯，现在户均存款达到18.5万元，2005年人均收入7160元，把许多城市都抛在后面，更是远远超出了周围的村庄。

　　站在元宝山上俯看整齐的村落，隔着60年时光的海，实在很难再辨认出昔日的模样。而元宝村所经历的“暴风骤雨”，也不仅仅在1946年。

　　历史的债务

　　从1946年开始土改，一直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元宝村命运的曲折往复是中国多数农村的缩影。

　　元宝村一带原本是深山老林，清朝同治年间，山东、河北一带的灾民逃难到这，砍树搭起了“马架子”屋，定居下来。1946年周立波来到元宝镇的时候，这里多的还是这种简陋的房子。

　　当时，土地情况极其复杂。开富士旅馆的日本商人长谷川依靠日本人势力占地200余垧(1垧合15亩)，日本开拓团抢掠水旱田280垧，汉奸地主韩向阳和20余户地主、富农经营土地400余垧，中农和贫农加起来仅有土地100余垧，大部分贫农没有地，靠着给地主打长工短工生活，因为剥削严重，虽然东北土地肥沃，他们一年苦到头依然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周立波到元宝后，和区委其他同志一起分析了元宝镇当时的形势。1946年到1948年清明前，经过3次分地，元宝镇的土改基本结束，元宝村也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区里用

　　村里人杂，当时446户人家，有一半都是一人一户，这些人大都是日本鬼子清沟时并进来的单身汉、解放后被政府收容了的散兵游勇和关内跑来的光棍，他们一身力气，却两手空空，没有一件农具和一头大牲畜。有些人口多的户虽然有家具和牲畜，却多老弱病残，缺少劳动力。于是村里成立了互助组，户多的组达19户，每个组都是一个小圈子，组里互相帮衬着，一起凑钱添置农具，一起唠嗑畅想发展前景，甚至有的组想一起凑钱买电影放映机，农闲时好天天聚在一起看电影。新中国成立那年，因为当年霜来得晚，是一个十足的丰收年景。

　　1954年，响应上面号召，元宝村在互助组基础上成立了合作社，各家的牲口、土地、大农具都折了股，没有这些的交了300元做股金。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初级社。初级社定了入股分红制度，占的股越多，分的红就越多，分红的同时，股份还属于自己。当时的元宝村，除了10户怕被拖累实在不愿意入社，剩下的全入了社，干劲十足，对初级社的发展充满信心。

　　1955年7月31日，毛主席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全国从省到县开始掀起了成立高级社的热潮。因为干劲正高、心气正顺，元宝村民在还没弄清楚高级社是怎么回事时，就齐刷刷举手同意加入高级社。后来大家搞明白，高级社取消了土地私人占有，社员们的土地正式归集体所有，牲畜和农具均作价归集体，不再享受分红。许多人一下子蔫了，有人干活开始出工不出力。

　　高级社成立后，上面的指示开始下得特别勤，9月末，县里号召开荒的文件下来，元宝村民基本砍光了村周围的小树，开垦出大量土地，但由于劳动力不足，开垦出的土地和原有的土地都没种好，树木大量被砍伐造成了沙土流失。第二年粮食减产，社员开始口粮不足，只能靠返销粮维持生活。10户没有加入初级社的农户，依然自给自足着。

　　1958年，同样是响应上面号召，元宝镇成立了人民公社，元宝村成为人民公社下面的元宝大队，元宝大队下面又成立了7个生产小队。队里从县上领来8口特大号铁锅，把仓库改成了食堂。社员们干完活就往食堂一坐，管吃管添、辣酒香肴。前半个月，天天大米白面，鸡鸭羊肉，半个月之后，大米白面断粮了，只好靠陈玉米、黄豆、高粱维持。

　　与此同时，人们开始大炼钢铁。有人听说元宝山上黑褐色的石头能炼出铁，公社便组织上千人的劈山大军进驻元宝山。元宝山因形似元宝，一直被老一辈的人视为风水宝山，山上丛林茂密、野果杂生。随着一车车石头被运往炼铁工地，元宝山一天天秃矮下去。当然，并没有炼出什么钢来。

　　现在，虽然林木又长了起来，但呈现在记者面前的元宝山早已没了元宝的形状，更像是一座公园里的假山。富了的元宝村人，铸了9个巨大的元宝，散落在坡上，仿佛要给这座被人为破坏的小山恢复风水。

　　到1960年初，和全国一样，元宝村也进入了饥饿状态。此时，上级再次下令要求深翻土地，元宝村的土地除了一面一层一尺多深的黑土，下面全是黄白色的“狼屎土”，庄稼人全知道，一深翻这地就种不了庄稼了。已经扛了3年坚决不深翻的元宝村人，这次再也扛不住了，于是到1962年，原本肥沃的黑土地，亩产沦落到不足130斤。

　　随后又是修梯田、成立造反团等等，在一次次运动的折腾下，“文革”结束的时候，元宝大队累计欠款已经达到20余万元，成了种地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的三靠村。从1976年到1983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虽然农业生产渐渐走上正轨，但走衰势头止不住，全村总负债额已达27万。

　　改变的命运

　　债务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个村民的心头。1983年6月10日，这是元宝村发展史中值得铭记的一天。早上7点，村委会会议室坐满了党员干部，大家开会讨论如何偿还债务的问题。经过激烈争论，大家达成一致，不能把债务分配给农户，要靠发展集体经济来偿还债务，而单靠农业负担27万的债务太难了，村领导班子决定发展工业。这一决定，从此改变了元宝村的命运。

　　一个负债27万元的穷村，哪儿来的钱创办企业？四处烧香磕头想贷款，最终只是碰得鼻青脸肿。贷款的路走不通，村支书张宝金决定号召村干部集资，他首先拿出了自己的所有存款1.3万元，在他的感召下，几个村干部共集起了3.7万元。

　　张宝金是山东省无棣县人，1968年逃荒到了元宝村，因身体瘦弱，干不了重体力活，做了裁缝，属元宝大队四队。1976年，“文革”结束，元宝大队重整瘫痪的大队小队组织。当时已成三靠村的元宝村，平均一个工分只有8分钱，生产小队的队长职位，成了一个烫手山芋，没人愿接。也正因此，张宝金这个原来默默无闻的外乡人，有机会做了元宝四队的队长。根本不懂种地的他，靠着一本科学种田手册，带领队员展开科学种田，同时大搞副业。元宝四队成了1976年到1983年唯一扭亏为盈的小队，张宝金的威信从此确立。1980年，他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在张宝金的带领下，元宝村用集资的钱办起了一个小木农具加工厂。这些钱其实是个人集资，和村集体经济没什么关系，但是他们决定，盈利之后村利润、企业积累和股东分红比例为3∶3∶4。

　　几经挫折，1987年，他们手里有了6万元，而这时，经过4年苦干，包产到户的农民也有了小小积蓄，他们发动村民入股，共筹到56万元。他们用60万办起了第二家村办企业——元宝村卫生筷子厂，第二年改为元宝山餐具厂，卫生筷子开始远销日本。一切都步入正轨，两家村办企业全都红红火火。

　　但1989年7月，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制裁，大量筷子出口不了。堆积的筷子垛满了村里所有仓库后，又垛满了党支部、村委会和企业干部们家里，他们终于嗅出了危险的味道：如果遇雨潮湿，筷子发霉变质，他们将血本无归。元宝村派出了第一批销售人员，没有成效。张宝金和退休回村的大学生人称“于万能”的于万河开始亲自跑销售。

　　1991年底，当元宝村村办企业在困境中挣扎的时候，中南地区百货产品采购供应站来采购6400箱卫生筷子。为保险起见，他们对供应站进行了考察，黄金地段、豪华装修、高级轿车、政府关系密切……一切似乎都无懈可击。但是，当他们发货后供应站却倒闭了，筷子被供应站的债主抢去抵债。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

　　农民的思维模式经历了市场的暴风骤雨，他们开始明白企业的运作管理，村办企业渐渐在市场中立稳了脚跟。到1995年，元宝村不仅还清了27万元陈欠，而且企业发展势头良好。

　　这一年是元宝村发展的又一个关节点，他们成功地把企业开到了大兴安岭，随后一发而不可收。现在，除了村里有各类企业18家外，元宝村还在大连、大兴安岭和俄罗斯拥有加工企业10家。这些在外地的企业，除了在当地招人外，也有不少元宝村跟去的村民。

　　今年25岁的元宝人云峰一直在大兴安岭的企业工作，去年因为结婚回到当地，但他考虑的是进当地的工厂还是自己干；种地，他想也没想过。他告诉记者，对土地的事儿他一点不懂。

　　在元宝村，像他这样的年轻人，从来没种过地的不在少数，他们上学、工作，过着和城市里人一样的生活。这些年轻人已经完全不稀罕土地，从生活习惯到言谈举止，他们已经城市化了，在心理上远离了土地。元宝村在发展工业的同时，自然而然走上了城镇化的道路。

　　工业化下的联产承包

　　随着村里企业的发展，村民种地的积极性越来越低，于是，元宝村开始注重用工业经济收入反哺农业发展，用工业利润投资筑河坝，挖排灌渠，修山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并加大了对农业科技的投入。

　　1991年，村里开始用工业利润支付乡统筹和村提留，2002年，农业税也开始由企业利润负担，极大地减轻了农业负担，种地的收入慢慢提高了。

　　村民的观念也悄然发生变化，自己办企业、做小买卖的人日益增多，同时，在村办企业上班的农民也越来越多，这些人忙得没时间侍弄地，便把承包的地转包给愿意种地的人。这种转包，开始往往发生在亲戚或朋友之间。

　　李永生、李永利、李永财是三兄弟，永生和永利开商店，便把地转给了三弟永财。永财在此基础上又承包了别的亲友几份田，成了有近百亩地的种地大户。有些种田大户在种了几年地后不想种了，便把地再转包给别人。

　　中国农村的发展，往往是实践先于理论，这些农民不懂经济理论，搞不太懂土地的使用权、所有权、租赁权、买卖权，他们做事凭的是直觉，就像当年小岗村偷偷按下红手印的农民。最懂土地的，永远是离土地最近的人。

　　1983年元宝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制定的承包期是15年，到1998年，元宝村进行了第二轮承包，当时村办企业已经相当红火，在工厂挣工资的农民大部分对土地已经不太在意，第二轮承包基本没有大的变动，甚至个人之间的转包也没什么变动。

　　逐渐地，村里的地集中到一些种地大户手里。目前，元宝村有农户518人，种地户只有74户，这些种地大户多的有几百亩，少的也有近百亩。村里原有的副业队的地等一些没有分到户里的地，也包了出去。由于土地集中使用，元宝村的农业生产开始自然而然地向规模化和现代化发展，农业收入日益提高。再加上种地的农民不用交一分钱，每年国家还会返还一部分钱，元宝村的农民告诉记者，现在种地赚的也不少。

　　种地有季节卡着，算下来，一年真在地里忙的时间，加起来不过3个月，剩下的时间可以做点别的。王宝友和妻子付秀芝一起种着100多亩地，同时还买了毛衣机挣加工费，农闲的时候会到外地贩马。他们告诉记者，这三样每样年收入都少说有好几千，一年下来能挣上2万多元。

　　种地大户姜春清有300多亩地，2002年，他把这些地基本都种了树，树下又种了粮食，第一年，光粮食就收入了6万元，第二年，因为树大了，影响庄稼生长，粮食收入4万元。他告诉记者，他主要是种树，粮食是顺便种的，随着树愈长愈大，粮食收入会越来越少，但20年后，这些树成了材，总收入比种粮食多好多倍，现在手头还有些做生意攒的钱，所以可以做点长线投资。因为元宝村的地都在山里，离村有一定距离，姜春清每次去地里都开着他的桑塔纳。

　　元宝村的种田大户，越来越像西方的农场主；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和买卖权。工业的发展使联产承包“走了样”，而这“走了样”的联产承包路，却实现了元宝村的工农并举。

　　发展之惑

　　城里的白领上班是朝九晚五，一般工人正常班多是8点。早晨7点，估摸着上班的人们该准备早饭了，记者开始在元宝村溜达，想看看元宝村的工人生活。出乎意料的是，几乎家家都是铁将军把门，在村里转了个把小时，除了开店的和老人，记者几乎没找到一个元宝村人。

　　后来记者得知，元宝村的企业一般5点半、6点就上班了，每天都要干10个小时。

　　元宝村富了，在村建设上也开始大刀阔斧，他们盖起了新村，以低于村民自己盖的价钱卖给村民。因为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他们计划用3年的时间把元宝村建成“中国土改文化第一村”：他们建起了暴风骤雨纪念馆，并计划扩建，还计划建设影视城、农业科技园区、林业生态园区、垂钓区等八大园区，实现元宝人的第二次创业。

　　但是，带领他们改变命运的张宝金老了。张宝金今年65岁，有胸膜炎、心脑血管等多种疾病。1993年，张宝金遭遇一起车祸，头把挡风玻璃撞得粉碎，整张脸面目全非。村里人说，他活下来是一个奇迹。当他挣扎着出院的时候，知道消息的村民自发候在村口，看到他过来，高兴地扭起了秧歌。张宝金这个在创业中历尽艰难都未曾动容的汉子哭了。

　　他的威信，是在带领百姓致富的过程中一步步树立的，在元宝村，没有一个人能像他这样受尊敬。

　　2002年村换届选举的时候，他就提出不干了，但却敌不过村民的情意，继续留任。去年换届选举，他再次提出想退休，最终却以100%的支持率当选。村民告诉记者，他们不能让张宝金走，他们担心他走后元宝村的各项事业会出现倒退。

　　村民们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虽然元宝村的各项工作欣欣向荣，但是村办企业最初的启动资金完全是个人入股，留给集体30%利润，是张宝金出于公心提议的。随着企业的壮大和张宝金的离开，这一做法能否持续？

　　现在村里的许多企业都是两头在外，即加工和销售都在外面，如果不给村里利润，除了用工，这些企业和元宝村的关系并不紧密。现在元宝村的非农户几乎是农户的6倍，如果张宝金离开，村工业还会不会反哺农业，并支持村里的各项建设？村里的各项事业发展虽说都是经民主讨论通过，但很多关键决策都是张宝金在把关，他离开了，方向会不会走偏？

　　能人张宝金，能否承担为“土改第一村”下一步的发展搭设一个新的制度框架的使命？或者说，制度创新的需要已经产生，但建设性的制度成果仍然孕育待产。

　　透视台湾土地改革

　　□陈 恩

　　台湾在日据时期是个典型的农业地区，人口非常密集，土地高度集中，农村阶级矛盾尖锐。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台湾土地改革，不但用和平赎买方式实现了台湾农村封建土地制度变革，而且极大地解放了农业劳动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和整个台湾经济的发展。土地改革成为台湾民营产业发展的契机和台湾经济腾飞的起点，对后来整个台湾经济发展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土改

　　长期以来，中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土地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进行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是孙中山的政治理想，也是国民党立党的重要理论基础。

　　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明确指出，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而要“解决农民的痛苦，归结是要耕者有其田”，“要农民得到自己的劳苦的结果，……不会被别人夺去”。孙中山看到了土地问题对农民的极端重要性，系统地提出了降低农民捐税负担，实施“耕者有其田”的政治主张，并使之成为国民党的政治理想和理论基础。

　　为了实践孙中山的这一政治理想，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也曾多次尝试过以进行“二五减租”和实施“耕者有其田”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改革，但都失败了。如早在北伐战争胜利后的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面对农村土地高度集中、农民极度困窘、民怨四起、农业凋敝的状况，浙江省政府便积极筹备和实施“二五减租”(即将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年收入先扣除25%的种子、肥料投入，再在佃农和地主之间平均分配)，但因遭到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联合反对而失败。

　　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陈仪在主政浙江、福建时，也提出上述主张，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引起国民党C C 派和军统人员对他动机的怀疑，认为他是被共产党利用来组织农民，扩充自己势力。结果，陈仪的土改主张遭到了浙江省参议员和省党部的联合反对而流产。

　　此外，国民党在1930年代还分别在四川和江西等省进行过土地改革的尝试，但都无例外地以失败告终。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虽已认识到解决土地问题对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并尝试进行土改，但都失败了。

　　后来在台湾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重要原因是由于大陆时期的国民党统治者，本身大多是大地主或与地主阶级有密切联系。实际上当时大陆的国民党政权是代表和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进行土改无异于“挖祖坟”，将会直接危及他们的切身利益，因而注定要失败。而到台湾后的国民党当权派，与当地封建地主豪绅瓜葛较少，而且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好利用土改来削弱地方势力，强化和推行国民党的管治。所以，国民党在台湾的土改得以毫无顾忌放手进行。其次，是国民党在大陆长期处在反共内战和内部争夺、地方割据、军阀混战的特殊时期，由于国库空虚，通货膨胀，根本不可能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充足的资金实力来进行土改。

　　台湾土改的现实压力

　　1948年，台湾耕地的77.6%计63.3万公顷掌握在国民党政府和地主手中，而88.3%的农户仅占有22.4%计18.3万公顷耕地，其中半数是无地的佃农和雇农，土地问题十分尖锐。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农民受到残酷的封建剥削和殖民压迫，国民党接管后，同样横征暴敛。佃农每年向地主交纳的地租，一般为耕地年收获量一半以上，甚至高者达70%。地权高度集中，农民租税负担沉重，农村阶级矛盾尖锐是农业生产发展滞缓、社会政局震荡的重要原因，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就是包括农民在内的一次大规模的人民抗暴运动。

　　国民党政权迁台后，租佃问题更趋严重，经济残破，百业凋敝，农业产量不及战前最高产量的一半，而工业生产则不及1/3。因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带着数百万人退据台湾，造成物价飞涨，物资奇缺，给经济本来就极为困难的台湾增加了生产和生活的极大压力。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首先需要农业生产的发展，但落后的封建土地制度使农村土地高度集中，贫富两极分化，租佃关系极为紧张，1950年，耕地不足或无地可耕的农户占台湾总农户的64.9%。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时曾说土地问题“如不加改善，乱源就由此发生，征诸往事，历历不爽，如此之故，台湾必须实施土地改革，是一种客观需要，虽有万难，不能顾及”。

　　为了国民党政权能在台湾生存立足，为了确保台湾社会的稳定和国民党政权的巩固，同时也吸取了在大陆失败的教训，所以非实行土地改革不可。这样，当时在台湾主政的台湾“省主席”陈诚，便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全面部署和实施土地改革。

　　运用经济手段“和平土改”

　　为了保证土改顺利进行，台湾当局重视和加强对土地改革政策的制定及土改工作进程的组织与管理。台湾设立由国民党政府代表、知名土地问题专家和美国农业专家共同组成的“中美农业复兴委员会”(以下简称“农复会”)。“农复会”以美国对台湾援助金额的10%作为该会活动经费，在台湾土地改革中具体负责土地政策制定、土改运动组织、领导等工作。

　　由于“农复会”分别由美国和台湾高水平的农经专家组成，对土地政策的制定既富有远见又细致周密，并且由于“农复会”掌握着农业技术创新、土地改革推广的试验基金和部分美援的分配权，使“农复会”具有强有力的推动政策能力与资源，“农复会”也为台湾土地改革的顺利完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台湾为了在土地改革中提高运作效率，增加政策透明度，有效制止腐败现象发生，保证土地改革顺利进行，还专门把台湾土地银行作为“土改”的资金核算单位和政策执行机构。台湾明确规定，土地银行在土改中负责发行实物土地债券，按征收地主耕地地价的七成逐笔偿付地主，并按10年20期办理兑付；搭发公营水泥、纸业、农林、工矿四大公司

　　与不少国家和地区采用强制性政治剥夺甚至肉体消灭的残暴办法来推进土改的做法不同，台湾在土改中贯彻“农民获地，地主得利”的双赢方针，采取和平、渐进的方法，先征收地主保留额以外的耕地放领给农民，然后以协议购买方式由政府贷款予农民，并让农民购买地主保留额内的土地，以达到全面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

　　为了确保政策公平和社会稳定，在土改中台湾当局坚持对地主耕地的征收、放领均由政府居间办理，即由政府向地主征收土地，再转放予现耕农，在全过程中，不使地主与佃农有任何直接接触，耕地所有权在融和气氛中顺利、有序地转移为耕者所有。台湾当局还特别重视对自耕农的融资支持和法律保护。由于在土改中刚领有土地的自耕农，因地价负担沉重，经济基础尚未稳定，极易丧失其土地，再度沦为佃农。因此，台湾一方面颁定法律，规定承领耕地在地价未缴清前不得转让，并防止冒名顶替承领及将承领耕地出租他人等流弊发生；另一方面则设置专项贷款为有需要的农民提供融资支持。

　　土改成为台湾经济腾飞的起点

　　台湾土地改革改变了封建土地制度，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实现了发展生产、降低物价、增加供给、提供工业原料的目的。因此，土地改革从某种意义上改写了台湾历史，成为台湾经济腾飞的起点。

　　土改使地主阶级的经济实力大为削弱，因为规定政府所征地主土地的地价是十年还清、年息四厘，而50年代台湾通货膨胀，每年在5%以上，四厘的利息低于通货膨胀率，征购地主的土地，实际上是强制地主给台湾当局提供低利贷款。地主虽还保留一定的土地，并得到一定补偿，但对整个封建地主阶级仍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土改”后的台湾农村，已是以小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个体小农经济取代了旧时租佃制下的地主经济。

　　土地改革使相当一部分农民获得土地，从而极大地调动农民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由于租税的大幅降低和土地所有权转移，使农民对土地的投入，无论是劳力还是资本，都有了显著的增加，粮食产量从1953~1968年，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长达16年之久的持续增长，年平均增长达5.2%。

　　土改后，由于农民收入增加，购买力提高，从而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繁荣。由于农产品出口换取外汇，购买进口设备原料，从而促进了工业的发展。部分农村土地资本转向工业生产，从而使消费性的土地资本转变为建设性的工业资本。可见，在土改条件下的农业发展，为培植工业的成长提供了市场、资金、外汇、劳力和原料，土地改革成为台湾经济腾飞的起点。

　　土改开启了台湾公营企业民营化的先河，有效地推动和促进了台湾民营经济的发展。在土改中，将地主所得的地价由台湾当局搭配给台湾水泥、台湾工矿、台湾农林和台湾纸业这四大公营企业的股票，不但开启了台湾公营企业民营化的先河，使民营产业开始拥有技术和实力较为雄厚的最早一批骨干企业，并使相当一部分封建地主成为工业资本家。如后来担任国民党中常委和“海基会”董事长、被称为台湾“政治商人”的辜振甫，原来是台湾有名的封建大地主，土改后成为台泥公司董事长，由封建大地主摇身一变成为大资本家。而且由于台湾当局对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扶植和鼓励，拉动和诱导了大量农村土地资本和社会闲散资本投资城市产业，从而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台湾民营经济的发展。

　　上世纪50年代台湾的土地改革，虽然对台湾经济腾飞发挥了奠基性作用，但在取得巨大成功和历史性贡献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性。由于将有限的土地分配给众多耕种者，从而造成了土地划分的狭小、零碎和分散，不利于农业集约化经营，也影响了农业机械化、现代化水平的提高。据统计，台湾平均每户的耕地面积不到1公顷，其中约有40~50%农户耕地面积不到0.5公顷。这种过小并且零散的农地经营规模，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期以后，已显露出阻碍农业进一步发展的端倪。有鉴于此，台湾当局于1970年代末开始进行旨在扩大农地经营规模，实行农地重划，改善农业生产环境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土地改革。

　　(作者为暨南大学台湾经济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