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探义乌崛起之谜

　　正是由于民间边际革命隐蔽性的原因，当局可以在不明晰制度变迁终极目标、坚持原有政治经济理念情况下，部分地 容忍民间创业者，而且能有意识地推动其发展。

　　撰稿／卓勇良

　　我曾于1991年初在义乌作过比较深入的调查，形成了一份据义乌同志说是最早向全国

介绍义乌的调查报告。以这 份早期报告为素材，我觉得可以分析浙江从计划走向市场的制度变迁的若干重要特征。

　　中国从计划走向市场大致在三个层面上展开。一个层面是计划、价格、外贸、财政等体制的改革，其形成了一个有利 于不同类型经济主体发育的市场环境；另一个层面是国有企业改革，但当时的问题是，由于国有企业总规模是如此之小，因此 即使把所有的国有企业全部改造成产权明晰、活力较强的市场主体，中国也很难说是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第三个层面是民间 自主创业，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主要的制度变迁因素，而这些活动，则是从拾遗补缺性质开始起步的。

　　集体无意识

　　民间和基层的早期创业活动，并不具有制度变迁意向，甚至在企业组织形式上，也采取了计划经济时期通常会有的做 法。一些资深研究人员在早期也没有意识到这种创业活动的深远的制度变迁意义。

　　1987年，当时的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进行10强县(市)调研，我奉命修改总报告时，加了一句“乡镇企业发展 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被当时一位非常有学术造诣的负责人一笔勾去。当时只是出于解决具体问题和增加收入这样一些朴素 的想法，来推进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很少认识到其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促进作用。这就形成了两个重要的特征。

　　一是以解决具体问题为主要目的推进民间创业。改革开放以后，浙江最早提出允许个体经营，是在1979年8月， 当时是为了解决知识青年返城后的就业问题。当年8月9日，原省革委会发出《关于发展城镇街道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规定》， 规定城镇街道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可以由镇办、街道办、居民区办，也可以由几个人合办，并且允许个体经营。

　　义乌县委、县政府于1982年作出了“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 的决定，并于同年9月正式宣布开放小商品市场。当时的目的，是要通过发展市场带动整个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要把市场 发展形成的商业利润及时转化为工业投入，带动工业发展。这显然是在当时义乌经济名列全省近70个县市第50名，别无更 好选择状况下作出的。

　　二是以改善福利优先。1991年我在义乌调查小商品市场，无论个体户，还是干部、群众，都说从事个体经营并不 是为了赚大钱，仅仅是为了维持生计，当然，更不是为了发育市场主体。如1991年已有50多万元资产的服装摊主何海美 ，当时40岁。10多年前，一家三口全靠丈夫每月33元的工资，过年时买不起新布给两岁的儿子做棉衣，只能拉下窗帘布 缝制。在家庭生活困难情况下，做起了卖电影剧照的小生意。

　　她当时告诉我，读中学时，她年年都是三好学生，如今站在电影院门前兜售那些剧照，心里实在不好受。创业之初， 谁也没有想到过会积累起巨额资产，谁也没有想到过这些创业活动会快速地推动浙江经济体制发生巨大的、根本性的变革。由 此也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环杭州湾、浙中盆地和温台沿海三个区块，各地的个体私营企业和经济发展速度，与人 均耕地正相关，这是因为人均耕地最少的地方，也具有最强烈的自主创业激励。

　　隐蔽的民间边际革命

　　改革开放早期，严重缺乏关于中国未来经济体制的知识。虽然人们可以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的体制模式中，隐 隐约约知道一些未来的图景，一定程度上解决制度变迁信息不完全的问题，但这毕竟是非正式的，有时反而出现思想混乱，引 起不必要的争论和麻烦。中国改革的著名“摸论”，即“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提出来的。

　　民间边际革命本身的隐蔽性，也是导致信息不完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制度变迁始端，像义乌市场这样的经济活动， 只是一些零星的缺乏组织的行动，仅在少数地区、少数行业展开。这些创业者改善了原有经济系统的效率，但并没有显露出对 原有经济系统的整体性的制度替代。

　　我在当时的调查报告中就这样写道，义乌小商品市场并未形成对当地国合商业的直接冲击。体制内的多数人，包括一 大批高级技术官僚，当时决没有想到这些技术简陋、产品粗糙的非国有以及非公有制企业，日后居然能如此迅速地替代庞大的 国有企业。正是由于民间边际革命隐蔽性的原因，当局可以在不明晰制度变迁终极目标、坚持原有政治经济理念情况下，部分 地容忍民间创业者，而且能有意识地推动其发展。

　　当然，所谓“信息不完全”可能只是一个表象，很可能仅仅是整个渐进式改革策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打开潘朵拉盒子 ，促使形成泼水难收、义无反顾地走上改革不归之路的局面，或许正是最高当局的真实意图。

　　对于浙江的民间创业来说，“信息不完全”似乎提供了先人一步改革的绝好机遇。在“信息不完全”状况下，改革的 阶段性反复和回潮，使得一部分改革激励不太强地区的人们无所适从，导致这些地区的改革和民间创业进程缓慢。

　　然而对于浙江这样改革激励较强地区的人们来说，“信息不完全”并没有形成较大的创业创新障碍。这就使得浙江人 占尽了先机，形成一种如浙江人所说的“头口水”效应；而且，浙江民间不以猜测中央政府意图为依据来进行改革，而是以率 先改革、加快发展的气概，促使形成了制度变迁的先发效应，取得了很好的经济绩效。

　　民间的边际革命与党和政府的改革举措，在“信息不完全”掩护下，形成了良性互动关系。“信息不完全”有利于说 服反对者，减少改革干扰，下决心推进改革，否则就有可能是无休无止的争论，什么事也干不成；“信息不完全”争取了反对 者，掩护了民间创业，否则就很难有个体私营经济最初的迅猛发展；“信息不完全”形成了改革早期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经济体 制的假象，赢得了最大多数人的支持。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在平稳的政治社会格局中推进市场化进程。

　　兼容并蓄

　　浙江民间企业从计划经济的边缘起步，逐渐上升到主流地位，成为市场经济坚实的微观基础，形成了民间创业推动制 度变迁的古典式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基层政府和民间创业者们最初是千方百计去适应原有体制，而不是试图去改变它，形成 了一系列体制兼容的有效做法。

　　基层政府在当时具有很强的计划经济色彩，但在义乌，却能够在市场主体还缺乏力量的情况下，采取计划经济的方式 来推动市场经济。义乌的第一代市场是马路市场，是群众自发形成的，第二代市场却是在政府有关部门及工商部门直接参与下 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此后至1991年初，已经历了“三次搬迁、五次扩建”，无不采取了政府操办，民间集资的形式。而杭 嘉湖一带的乡镇集体企业，“政府推动”曾是一条重要经验。

　　民间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兼容，从义乌发展中可以归纳出来的一个最重要做法，就是拾遗补缺，这是在计划经济控制 了多数资源配置情况下，民间的一个必然做法。那些个体户最初主要是沿街叫卖针头线脑，如何海美高中毕业后为挣生活费用 ，最早在电影院门口叫卖电影画片。

　　1991年初我去调查的时候，义乌市场仍主要经营小百货、服装、针织和鞋类四大类商品。显然，义乌市场最初是 在主动配合传统体制，替体统体制打工情况下起步的。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经营范围逐渐扩大，义乌市场开始全面替代 传统的国营和集体商业，而这时整个社会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社会已具备市场体制替代计划体制的心理承受和成本支付能力 。

　　兼容性的实质是积极避免与传统意识形态和原有体制的正面碰撞。一方面是要利用传统体制所掌控的资源，另一方面 是要实现创业成本最低化，从而在本身还比较弱小的时候，就具有较好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

　　最优制度变迁战略

　　纵观浙江制度变迁进程，是在坚持生产力发展优先的前提下，不追求阶段性步骤的最优选择，通过最大化阶段性目标 值，形成阶段性步骤的次优选择，从而在全过程形成最优的制度变迁进程。

　　所谓最优目标，只是一个理想化的目标，即创业者心目中最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但创业者清楚地认识到了种种约束 条件，他们退而求其次，在尽可能满足各种约束条件的情况下，最大化自己的阶段性目标值。这样的选择相对于理想化目标而 言，当然只是次优的；但相对于各种约束条件而言，则是最优的。在这里，形式上的次优转化成了实际上的最优，实现了次优 和最优的统一，形成了浙江制度变迁的优化战略。在实际过程中，浙江制度变迁有三个重要特点。

　　首先是不追求最佳的阶段性制度形式。就民间而言，以起码的经济利益和企业经营自主权为底线，达成与政府在制度 变迁上的妥协；就政府而言，以不在根本上损害传统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以传统体制可以接受的限度，并在一定的经济利益基 础上，支持民间创业。

　　其次是具有良好的经济绩效。民间企业具有非常良好的财务状况，形成了较快的收入增长速度，形成了对于社会劳动 力吸纳的较快增长速度，并在后期具有较好的总体上的纳税表现，从而形成了制度变迁对于经济效益增长的正反馈，与此同时 ，制度变迁进一步提高了经济效益，形成经济绩效与制度变迁之间互为促进的良性循环。

　　三是主要是对原有利益格局进行增量调整。不仅确保既得利益不变，甚至是在既得利益同时增长的情况下，推进制度 变迁，有利于形成改革的群众基础、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赢得最大多数人对于改革的支持。

　　当然，到了1990年代后期，不可避免地需要改革既得利益。但这时出现了有利于改革既得利益的新形势：一是已 经具有“赎买”既得利益的“买单”能力；二是既得利益集团在整个经济系统中的比重已经很低，即便产生一些不稳定因素， 也不至于影响整个经济系统；三是既得利益集团本身已经认识到改革不可避免，他们只是希望谈判取得一个相对合理的补偿价 格。

　　这些过渡性的制度形式是民间与政府妥协的产物。它们只不过是民间与政府之间积极互动关系中的策略性工具，其作 用是在计划走向市场过程中，在一个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主体的经济体系中，形成过渡性的制度安排、阶段性的兼容局面，从而 在稳定的政治社会格局中，获得最佳的经济绩效，快速而渐进地推进制度变迁。

　　有意思的是一些学者不明白这里的奥妙。他们以为那些过渡性的制度安排便是最佳的制度形式，至今还在写文章研究 乡镇企业、研究股份合作制等。有些甚至出于对“合作”的高度偏好，试图在农村金融等方面也全面推行合作制，结果当然是 处处碰壁。

　　代际更替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有两种情况会导致激烈的制度替代。一种是原有体制由于极度的低效率，无法自行提供制度再生 产和扩大再生产经济资源，从而迅速被另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替代；另一种是新一代人替代老一代人，带来全新的理念和行为 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变革。

　　义乌的多数创业者是在缺少物质和精神营养之中长大起来的。最需要物质营养的时候，甚至难以吃饱肚子；最需要读 书的时候，甚至无书可读。正因如此，他们具有强烈的改善个人和家庭境况的激励，形成了与生俱来的勇气和胆魄。然而，总 体文化水平较低、知识结构不够完善，甚至个人性格亦不尽如人意，是他们最大的弱点。由此再加上约束因素变化较小等外部 因素，浙江以及义乌经济显然也出现了一种低层次锁定现象。

　　1991年底我来义乌的时候，采访过一位女个体户，当时30多岁，经营丝巾扣和丝巾。2005年我又设法找到 了她，想看看10多年来的变化。变化确实很大，原先只是在家里放一台热定型机，现在有了一个数十个工人的小工场；原先 只有一个不到1米长的小摊，现在有了一个两间门面的店铺；原先只是和国人做生意，现在则大量地与外商做生意。

　　然而，她所经营的仍是那种廉价丝巾。这当然并非易事，但毕竟在事业上只是一种量的放大。在这十几年里，她尝试 过经营服装、娱乐业等，但最后还是回到丝巾上。″你以为我不想做其他吗？太难啊。″就个人而言，能把丝巾经营好也非常 不错，然而整个民间经济确实也不能长期停留在丝巾这样的产业的层面上。

　　然而，我们决不能对这一代企业家有太多苛求。最主要的是缺少调整提升的知识准备，同时创新勇气和精力，随着年 龄和资产的增长而弱化。这一代企业家注定以生产经营低层次产品为主，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进行资本原始积累，而浙江民间 经济的调整和提升，显然将在浙江人力资本快速积累和企业家的代际更替中实现。

　　这就出现了一个以新新人类创业为主，推动民间经济实现重大转折性变化的课题。新新人类一词，除了意指年轻一代 外，更着重于意指其与父辈具有太多不同想法的年轻人。他们将在父辈构筑的平台上，以全新的创业理念和方式，生产经营全 新的产品和劳务。

　　这其实也是一个世界性的发展规律，最典型的是IT行业。上世纪40年代末期，老牌的美国贝尔实验室研制成功了 晶体管，然而用它做成世界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的，则是设立于1946年的日本索尼公司。半个多世纪后，IT行业的核心 元件CPU，是由一群年轻人组成的团队英特尔公司开始生产的，第一台电脑是由两个年轻人在车库里用现成器件搭起来的， 最为成功的操作系统则由一位哈佛两年级大学生和他的同伴完成。一个改变世界的产业就这样在新新人类手上迅速发展起来。

　　虽然浙江这一代企业家，仍将在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上作出重大贡献，但重大的、全面的转折性调整提升，则将由新新 人类来完成。被代际锁定的浙江民营经济，显然亦将在代际更替中实现快速的调整提升。(作者为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 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