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经济特区循环经济促进条例发布

　　本报讯 (记者 李斌) 6月29日上午9时30分，“《深圳经济特区循环经济促进条例》(以下简称‘循环经济法’)新闻发布会”在深圳市民中心A区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室准时召开。

　　会场布置同平时一样简单，但现场却云集了法制办、发改局、交通局等几乎所有市直政府职能部门和十余家本地及中央和省驻深新闻媒体，深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应力和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庄礼祥均出现在了发布会上。

　　以如此高规格为7月1日正式实施的循环经济法造势，让与会记者嗅到了不一样的气味。“今年7月1日要实施的地方性法规有好几部，偏偏为‘循环经济法’举行专场新闻发布会，足见深圳官方对这部法律的重视！”一中央媒体记者说。

　　一起聊天的其他记者都很认同这名中央媒体记者的说法，但又觉得更深层次原因应该是这部新法所承载的战略价值——那就是深圳酝酿多年、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而选定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自去年以来，“循环经济”这个还很陌生的词语以罕见的频率出现在大小媒体上，即便仍有不少市民不谙其深意但都耳熟能详。事实上，在官方和媒体表述中，“循环经济”还经常同另外一个词语相提并论——那就是从中央到地方都强调的“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和“循环经济”两大战略被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比喻为深圳未来发展的“鸟之双翼”、“车之两轮”。

　　同循环经济战略一样，深圳也专门为自主创新战略定制了一部《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改革创新法”)，这部开全国乃至世界先河的法律也将于明天正式施行。

　　站在形似大鹏展翅的市民中心大楼下，一名出席完新闻发布会的政府官员对记者幽默地说：“大鹏能不能高飞，就看这两个战略了。

　　”至于为何没有在昨天像循环经济法那样专门举行新闻发布会，“可能是因为改革创新法曾经因免责条款引发了很大争议，官方有意低调一点。”有媒体记者猜测。

　　与会媒体记者都注意到，现兼任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李鸿忠是这两部地方性法规最有力的推动者，这位深圳的掌舵人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自主创新和循环经济战略，“直接决定了深圳能不能在中国率先破解‘四个难以为继’发展瓶颈，实现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真转变。”

　　李鸿忠莅深执政三年来，从“净畅宁”工程到梳理行动，从拆违风暴、城中村改造到治庸计划、责任风暴，从“清无”行动到“双年”行动……一系列铁腕治理手法让外界眼花缭乱。在罗湖区委书记刘学强眼里，“这些都是战术层面的动作，而自主创新与循环经济的提出则进入到了战略和理念层面。”他认为，李鸿忠以前经常强调深圳发展面临的“四个难以为继”和要树立紧约束条件下的新资源观，仅是指出了问题，而自主创新和循环经济战略的确立，才算真正找到了答案。多名深圳专家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都认同这一看法，“正是经过长期深思熟虑，改革创新法和循环经济法从提议到通过，其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在深圳立法史上都十分罕见。”有民间观察人士更认为，“这两大战略一旦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确立，将无法朝令夕改，这也显示了李鸿忠的高明之处。”

　　“四个难以为继”挑战深圳

　　李鸿忠是2003年6月17日接替前任市长于幼军(现任山西省长)出任深圳市代市长的。从逐项的城市治理策略单刀突进到对城市发展战略的重新整合，李鸿忠在市长任上共计用了21个月的时间。在这21个月里，他一手推动了旨在解决城市人口管理、治安、交通、卫生顽症的“净畅宁”工程、梳理行动、拆违风暴、城中村改造，也使他在普通市民中间迅速树立起了雷厉风行的“铁腕市长”形象。

　　一系列急风暴雨式的城市管理行动，一度引发了社会舆论对居住在窝棚和“三边”地带的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对梳理行动的批评，但是外界可能无法像李鸿忠那样，深切感受到深圳这座面积不足2000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承载上千万人口带来的沉重压力。

　　2005年1月13日，在深圳召开的市委三届十一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李鸿忠第一次把自己切身感受到的压力概括为深圳正面临土地、能源、环境、人口四个“难以为继”的难题：“一是土地、空间有限；二是能源、水资源难以为继，所需水源、能源基本依赖外地供给；三是城市不堪人口重负，难以为继，按实际管理人口计算，深圳人口密度达到5487人／平方公里，远远高出其他大中城市；四是环境容量已经严重透支，环境承载力难以为继，水环境污染严重，陆域水体已无剩余环境容量，造成水体水质严重恶化。”

　　李鸿忠毫不掩饰自己对深圳继续按照传统模式发展下去的焦虑：

　　“如果按照目前消耗水平简单推算，深圳GDP达到万亿元，需要占用全市土地面积的90%，耗用3倍于目前的水电和环境资源，这个代价我们是付不起的。”这次会议后，“四个难以为继”开始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为了增强深圳人对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紧迫感，李鸿忠还特地向所有官员和市民推荐观看好莱坞大片——《后天》。但是，很多深圳人仍沉浸在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举世闻名的“深圳速度”和深圳形象中，即使是隐隐感受到了这种危机的官员，面对深圳未来发展道路，也流露出无尽的彷徨，甚至有官员打比方说，就像爬山，深圳已经爬到顶峰了，再往前就只能走下坡路了。

　　但李鸿忠的回答是，深圳以前的发展模式是到了一个顶峰，但是山外有山，还有更高的山峰需要深圳去攀登。

　　深圳下一步要攀登的山峰在哪里？在指出了深圳发展面临的问题所在后，李鸿忠心中的答案逐渐浮出了水面。在2005年3月25日举行的深圳市委工作会议上，刚刚被任命为市委书记的李鸿忠高调提出：“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随后召开的深圳市第四次党代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自主创新型城市的发展目标。同年11月17日，在深圳市四届人大常委会三次会议上，改革创新法和循环经济法(草案)同时提交审议。

　　第三阶段创业起点

　　与改革创新法(草案)一公开就因为免责条款引起海内外舆论强烈关注不同，循环经济法(草案)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可能因为循环经济是一个相对陌生的词语，媒体和公众对这部法律的制定都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专家分析说，当时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循环经济和自主创新就是深圳破解“四个难以为继”难题的答案，也是深圳要攀登的下一个高峰。

　　在专家看来，“四个难以为继”的提出，表明深圳较早认识到一个基本国情，那就是以发展为中心的改革和以GDP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迄今为止并没有自动导致地区平衡、可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从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来看，发展循环经济也是有一定经济实力和基础的城市对经济发展模式的自然选择。但现在已不可能再复制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200多年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全球资源消耗日将穷尽的情况下，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深圳的探索不仅为中国的后工业化探路，也是为全球发展中国家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末端治理老路，寻求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

　　越来越多的深圳人在立法讨论和宣传报道中认识到这两大战略的深远意义，用罗湖区委书记刘学强的话说：“对深圳是长期行为。”而民间观察人士更愿意把自主创新和循环经济战略，看做深圳特区在第三个历史阶段发展创业的起点和支点。

　　2005年，李鸿忠在总结深圳25年历史时，他用了“三个阶段”加以概括说，第一个阶段是特区初创时期，从1980年特区创立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包括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前后，深圳得“招商引资”和“三来一补”风气之先，快速完成原始积累，成为工业化城市；第二个阶段是跨越式发展时期，以江泽民同志1994年视察深圳时提出“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为重要标志，在“招商引资”和“三来一补”的深圳速度把内地城市都带动起来的时候，深圳又前瞻性地提出“高科技强市”和“两港兴市”相结合的新发展战略；第三个阶段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时期，即从2003年底召开的市委八次全会和2005年初召开的市委三届十一次全会起步，深圳又确定了自主创新和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并作为向可持续发展转变和造福子孙后代的大选择。

　　在民间观察人士眼里，一届地方首脑一般都喜欢在工程上展现魄力，因为这是最容易看得见的政绩，但是李鸿忠却选择了见效慢的自主创新和循环经济战略，“这跟他曾经强调的‘三个舍得’的执政思路一脉相承。”

　　在一次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李鸿忠谈到实现向效益深圳发展模式的重大转变时提出要做到“三个舍得”至今让很多深圳人记忆犹新：一是要舍得投入。建设效益深圳，经济发展的着力点随之改变，产业投入的重点也不同了。我们一定要舍得投入，敢于把改革开放25年积累的财政实力，大胆投入到产业结构调整的着力点上去，舍得用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为今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是要舍得时间。推动发展模式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年半载就立竿见影，需要充分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用足够的时间来实践、来印证、来检验。只要看准了，我们就要沉得住气，要有耐力。

　　三是要舍得声誉。调整了经济发展思路，不再攀比经济规模和总量了，如果有人还是单纯以GDP论英雄，很可能会觉得深圳辉煌不再了。对此，我们要敢于为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承受外界的压力，承受暂时的误解，历届市委、市政府是这样做的，我们也要坚持下去。

　　“库兹涅茨拐点”还有多远

　　早在近代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中，便提出过四大强国主张：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其中的“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便包含了循环经济的理念。进入当代，中央也曾在上世纪80、90年代先后在工业企业中开展过“双增双节(增收节支，增产节约)”运动，以及“清洁生产”等活动，被视作循环经济的雏形。自1999年国家环保总局在广西贵港开展全国首家生态工业园区试点工作至今，循环经济在我国已由理论探讨深入到具体实践，到目前为止，已批准建设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17个，循环经济试点省市8个。在中国，自主创新和循环经济并非深圳所独倡，但是深圳却是第一个为自主创新和循环经济专门立法的城市。

　　在环境经济学中有个著名的“库兹涅茨环境曲线”理论，其核心就是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所对应的环境质量状况：在经济发展初期，环境质量可能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下降和恶化，但到一定拐点时，环境质量又有可能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逐步改善。美国出现这个拐点是在人均GDP1万美元左右时，还有一些国家在人均GDP6000美元时就出现了拐点。在迈过人均GDP7000美元之后，深圳距离这个拐点还有多远？“深圳新战略的提出只是一个开端，更重要的还要看全社会如何跟进。”有专家展望说。

　　本月初，由李鸿忠率领的深圳市学习考察团，赴天津、烟台、青岛、杭州、宁波等城市考察访问，让随行官员感受颇深的是，所到之处都赢得了很高的礼遇和尊敬。但他们也注意到，“此行所走过的城市经济总量虽然只有深圳的一半，但是几乎每个城市的土地面积都是深圳的四五倍，说明他们的发展后劲很足；而再过5年或10年，深圳在‘四个难以为继’的资源紧约束条件之下取得的发展成就还能赢得他们的尊敬吗？”有官员这样反问自己。

　　(《深圳新战略·行动篇》系列报道将陆续推出，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