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铁道建筑报：青藏情缘三十年

　　朱海燕

　　一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了，作为一名铁路新闻工作者，我心情格外激动。作为铁路建设者，我参加了青藏铁路一期哈尔盖至格尔木的铁路建设，在荒原戈壁整

整奋斗了8年，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全部无私地献给了戈壁昆仑；作为新闻宣传工作者，从1976年至今，我一直关注着青藏铁路，无论是在一期建设中，还是在格尔木至拉萨的二期建设中，我都倾尽了一位新闻工作者的全部热情，浓墨重彩地讴歌这条扶摇直上的天路，赞美在生命绝地建设铁路的创业者们。

　　从2000年10月我介入青藏铁路二期建设的宣传之后，至今已5上高原，历时5个月，10次翻越唐古拉，写下80万字的新闻作品，其中《青藏铁路全线开工》和《请过路吧，亲爱的藏羚羊》分别获2001年和2002年中国新闻奖的二等奖。长篇通讯《铁路通向拉萨》、《我们正跨越昆仑》、《回望瀚海八百里》、《钢铁是这样炼成的》、《青藏高原上的创业将军》、《路要上天》分别获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的中国铁路新闻一等奖；另外，新闻评论《挑战天路》、《征服世界第三极的伟大壮举》分别获中国产业报和中国铁路新闻二等奖。我以为，当今的中国记者一生写下800万字足矣，而在青藏铁路工地上，我整整写下80万字，可占一个高产记者一生写稿总量的十分之一。

　　也许是因为早年自己把美丽的青春年华，伴着一点也不吝惜的心血和汗水，慷慨地泼在了那片山川之上，那片荒原之中，所以，在写青藏铁路的新闻时，过去激情燃烧岁月的那股激情，撞击得让我发疯，我特别“怀旧”，特别投入，总是用燃烧着的激情去写，饱含着热泪去写。我把对青藏铁路的采写，作为我新闻生涯中最辉煌的段落来书写的。我常常想，铁路建设者能挑战世界“第三极”，作为新闻工作者，你敢不敢挑战自己的人生极限？建设者把青藏铁路称之为中国铁路建设的“上甘岭”，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你能不能像新闻前辈们那样，以报道上甘岭的精神，去报道青藏铁路？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的确为青藏铁路的宣传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当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运营之际，待我回望青藏铁路这5年的建设历程时，我又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与这个举世瞩目的伟大工程比较，太微乎其微了。我想，我要不是一家报社的老总，而是专司新闻采写的记者，一年在青藏高原上蹲它半年，5年不写200万字那才叫怪呢！但是我失去了这个机遇，我愧对了自己三十春秋的青藏情。

　　二

　　一个历史的误会，使我走上了青藏高原，当了一名建设青藏铁路的铁道兵战士。1976年初，我的故乡，安徽省利辛县东城公社来了几个接兵的人。父亲那时是东城公社的干部。我高中毕业，没有活干，常到父亲那里无目的闲逛，这样，我就认识了住在父亲隔壁的接兵人。接兵的指导员问我：“愿意当兵吗？”我答：“不愿意。”他问：“为什么？”我答：“身体不合格，有心脏二级杂音。”指导员问身边的几个同事：“心脏有二级杂音的人，能上青藏高原吗？”那几位同志皆摇头否定。因为，那时，我常给县广播站和地区小报写稿，在家乡一带小有名气。为了文字，为了给铁道兵部队带去一个能搞新闻报道的青年，接兵的同志还是将我这个身体不能适应高原的人，“连哄带骗”地带上了高原。从青海湖畔的哈尔盖到柴达木腹地部队驻地的泉吉峡，汽车整整走了3天。由于严重的高原反应，汽车走3天，我呕吐了3天，我泪流了3天。经过3天的长途跋涉；我来到锡铁山下，在最基层的连队当了一名风枪手，负责打锡铁山一号隧道。19岁的我，猛然意识到：不管你接受不接受这个现实，自己已经是荒原的儿子了，千里青藏线就是自己的第二故乡。

　　高原生活的每一天，都烙印在我的生命体上。我当过风抢手，当过副班长，当过连队文书。由于自己酷爱新闻和文学，一支笔竟给我开辟出一条宽阔的路来，我从连到团，又从团到师，生活的视野不断扩大，不断加深了对青藏铁路建设意义的认识以及对青藏铁路建设背景的了解。吴克华将军、吕正操将军、肖华将军、陈再道将军以及慕生忠将军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视察青藏铁路或者视察格尔木市时，我既是现场目击者又是新闻采访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参与青藏铁路采访的同行们，历史都没有给予他们这种机遇。

　　高原是艰苦的，它对生命的摧残是无情的。我们往往半个月吃不上一顿新鲜蔬菜。唯一的营养品是每月一小瓶复合维生素。许许多多的同志因吃了不干净的水而患了癌症。我的战友吴其友，探家时竟病死途中；我的老师长朱章明送老兵复员时，病倒在列车上，从此再也没有回到高原，没有回到他心爱的士兵中间。还有许多年轻的战友牺牲在工作岗位上，他们只有二十一、二岁的年龄，就连入团和入党的志愿书的墨迹都没有干。

　　在高原，我曾经历过地震。下连队采访时，夜间6.2级的地震将我惊醒，我赤身露体地跑到零下20多度的操场上，躲过了一劫；我翻过车，差一点送命于锡铁山下；我煤气中毒，被一位炊事班长拖出，抢救了3天3夜，方才苏醒过来……为了青藏高原的繁荣和发展，为了给青藏人民修出一条铁路来，我和我的战友们，凭着一种意志和精神，在那里坚持了一年又一年，整整坚持了8年。修建完青藏铁路一期工程，检查身体时，发现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心脏移位。那是青春换来的代价，那是高原珍贵的馈赠。

　　那时，我爱高原，千苦万苦吃尽之后，感到所有的苦都是甜的。那时，也恨高原，8年的筑路生活，给了我一个未婚的小伙，一副40岁的脸庞，60岁人的心脏。当我们把那条高原铁路交到祖国手中，作为胜利者，我们开始了“胜利大逃亡”。我选择了北京。我有一个信念，要和高原永远告别，就是饿死，也不再去做荒原的“流囚”！

　　但是，我没想到，人是这样的矛盾。当我在北京有一份理想的工作和一个和谐的家庭之后，我总感到自己不习惯于北京的生活了，自己更喜欢青藏高原那广天阔地中的自由。我常常梦回高原，在梦中自己变成了一棵驼骆草，在茫茫荒原中，在风沙的吹打下，蓬蓬勃勃地生长出许多嫩枝，点缀了高原一丝春色。我感到8年的青藏生活，高原已经给自己更换了生命的基因，那里的山山水水，就是培育我精神的摇篮，那里的勤劳朴素的人民，就是我的父老乡亲，或者说，青藏高原已经化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永远让我放不下，丢不开，抹不去，扯不断。虽然，我们在高原时，天天说青藏线是“葬青”线，打磨耗损了我们的青春年华；但一旦离开高原，我才理解高原岁月的宝贵，“青藏线”珍“藏”了我的青春，给了我一个永远的“青春的精神”。

　　三

　　1991年4月，在西藏自治区和平解放40周年前夕，西藏自治区大庆办公室遵照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丹增的要求向人民铁道报社发出邀请，让其派一名记者参加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的庆祝采访活动。那时，我是人民铁道报的首席记者，任务落在我的头上。

　　飞抵拉萨的当天，因高原反应，我呕吐了14次，开始吐的是水，后来吐的是血。西藏记协的同志将我送到西藏人民医院，初诊为肺水肿，让我立即返回内地；但我坚持认为是高原反应，而不是肺水肿，决心留在西藏完成采访任务。我在医院住了几日后，便开始了采访活动，并“玩命”在西藏采访了一月。我去了日喀则，去了江孜，去了亚东，去了泽当和羊八井。在拉萨采访了西藏自治区计委、交通厅、西藏社会科学院和西藏大学。我非常难忘在日喀则采访时，当我向地委书记白钊同志提出西藏需要不需要修建铁路这个问题时，白钊书记滔滔不绝对谈了两个小时，从能源需求到生产结构，谈交通对西藏经济发展的制约。晚11点，当我回到宾馆准备休息时，白钊书记又派地委办公室的同志来找我去，他又和我交谈了一个小时西藏的交通问题。白钊说：“你是第一个来西藏采访的铁路记者，一定要把西藏交通困难问题向铁道部领导反映，尽快促使进藏铁路工程的开工。在山南，地委书记洛桑顿珠和白钊一样，要求我一定要把西藏人民呼唤铁路的热切要求报告给铁道部领导，铁路早一天进藏，西藏就能早一天发展。铁路是一根杠杆，决定着西藏整个经济发展的大局。我在西藏的大地上奔走着，我倾听着12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对铁路的呼唤！我感受着250万藏族同胞对火车的期盼！作为铁路新闻工作者，我没有想到关于“铁路意识”的这一堂必修课，不是补在有铁路的地方，而是补在没有铁路的地方，250万藏族人民就是我这堂必修课的老师。现实告诉我：西藏必须建铁路！拉萨必须通火车！这是珠峰的呼唤！这是圣都的请求。

　　采访一个月后，我回到了拉萨。没想到西藏自治区党委将我这一个普通的铁路新闻工作者当成贵宾接待。自治区党委在日光宾馆举办的宴会上，把我安排在“主客”的位置上，我的一边坐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丹增，我的另一边坐着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李维伦。丹增书记的开场白意味深长，他说：“我们今天请来的最尊贵的客人，是一位铁路的记者。物以稀为贵，因为西藏没有铁路，所以他就成为我们西藏人民最尊重的客人了。我们希望通过他的笔，把西藏人民盼望铁路的心里话说给铁道部领导。”

　　我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由于铁路的重量也加重了我这一位普通记者的分量。在那次宴会上，我对丹增同志开玩笑说：“西藏已经有铁路了，在格尔木。从格尔木车站引出一条铁路专用线，通到西藏格尔木办事处，长约2公里，由西藏投资，由西藏使用，是西藏人民自己的铁路。”

　　丹增闻此，站了起来，高喊一声：“同志们，静一下，我宣布一个重大的喜讯：”西藏有铁路了，建在格尔木，我们投资，我们使用，是我们自己的铁路。这条铁路，是西藏铁路的种子，虽然很小，但它必然有一天，会长成为参天大树，从格尔木一直伸到拉萨。”

　　从拉萨返京之后，我用理性的分析，准确的数字，充分的说理，写成一篇长达15000字的长篇通讯《在没有铁路的地方》，在人民铁道报头版推出。那篇文章激荡着历史的呼号，凝聚着西藏的呐喊，浓缩了我多年的全部情感，向我们的大时代呼吁青藏铁路尽早上马西进！

　　文章引起铁道部高层的重视，在中央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上，此文成为铁道部部长韩杼滨向大会发言的重要参考文本。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丹增同志专程赴京，对我采写这篇文章表示感谢。他说，这篇文章，是青藏铁路从1978年下马之后，第一篇呼吁铁路上马的文章。

　　但是，为那次进藏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归来后不久，便病倒了，经检查，在西藏期间患了心梗。

　　四

　　记者应该是时代的敏感器，他应该发现新闻于青萍之末，具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本能，及早应对重大新闻的出现。2006年6月的一天晚上，我去看望铁道部副部长蔡庆华。他见到我非常兴奋，举着双拳对我说：“你看我的身体捧不捧！我登上唐古拉山了。”

　　蔡庆华是铁道部负责基建的副部长，他登唐古拉山干什么？难道青藏铁路要上马吗？我敏感的意识到，在中国铁路建设史上，将有一个震惊世界的新闻诞生，这条新闻，就是建设青藏铁路。我问他：“是不是青藏铁路有什么动静了。？蔡庆华立刻制止我：“在中央没有作出决策之前，千万不能报道。”我说：“我一定遵守宣传纪律。”

　　蔡庆华副部长考察青藏铁路拉开了青藏铁路上马的序幕，一个月后，铁道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孙永福同志再次对青藏铁路进行考察。作为新闻工作者，我预感到，青藏铁路上马的日子已经不再遥远。

　　2000年10月22日上午，国家计委在人民大会堂上海厅召开新闻发布会，由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同志就“十五”规划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我向曾培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青藏铁路何时上马？西藏只有260万人口，修建一条铁路，如果运能不足怎么办？”

　　曾培炎回答我：“就是亏本也要修青藏铁路。”

　　他从经济、文化、政治等多个方面阐述了建设青藏铁路的必要性。曾培炎那句“就是亏本也要修青藏铁路”的话成为当天中国新闻的最亮点。这也是国家高层人士第一次公开向全国披露建设青藏铁路这一重大新闻。

　　2001年2月8日，新华社播发了青藏铁路上马的消息。随即，我采写了《铁路通向拉萨》这篇长达18000字的长篇通讯。并派两名记者，携带着这份报纸进藏采访。他们到达拉萨后，正逢西藏自治区召开人大政协两会，那份刊有《铁路通向拉萨》的中国铁道建筑报送到会场后顷刻被“一抢而光”。自治区副主席多吉当即决定接受中国铁道建设筑报两位记者的采访。多吉感慨地说：“中央作出建设青藏铁路的重大决策之后，中国铁道建筑报是第一家就青藏铁路建设问题进藏采访的媒体。他对《铁路通向拉萨》这长篇通讯给予极高的评价。

　　2001年6月29日，青藏铁路在格尔木和拉萨同时开工。这时，我已人到中年，不仅心脏不好，且又患有严重的糖尿病。青藏铁路在建设期间，我还上不上高原采访？在一个又一个微雨飘零的夜晚，我像一个幽灵一样在京西的郊外绯徊。想去，又有些害怕；不去，又感到有些遗憾。另外，作为总编辑，如果不敢去艰苦的地方，如果把困难推给部属，何以有脸面去为报社领导？何以有脸面向组织和读者交待。思考再三，我决定自己一定要上去，要回到自己的第二故乡，去捡拾今日的辉煌和历史的风流。

　　我以为，新闻要做到“三贴近”，首先，总编辑必须带头先贴近。没有总编辑带头从思想感情和作风方面去“三贴近”，就没有记者的“三贴近”，更没有作品的“三贴近”。没有总编辑的“三贴近”，就是短腿的“三贴近”，就是不全面的“三贴近”；于是，面对身体的诸多不适，我还是激情满怀地走过昆仑山，走过风火山，走过唐古拉，走到建设者中间。我非常珍惜每一次高原的行走。我想，上高原一次不容易，要有病倒的准备，要有生命打折的准备，要有付出若干代价的准备。既然如此，要珍惜“走”的机遇，抓住“走”的时光，产生“走”的效益，追求“走”的最佳值；绝不能走马观花，浮光掠影，一走了之。要行走青藏线，绝不能就工程看工程，就设计看设计。要走到青藏的历史中，走到青藏的山水中，走到青藏的文化中，走到建设者的心灵中；要走在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青藏高原上，而不是走在青藏铁路线形的线路上。要走，不仅用脚去走，还要用心、用眼、用情去走；要住，就要住下来，不要因为高原缺氧，只住一夜两夜；要从建设者的精神上吸取氧气，住上三五天，七八天，住到淘得新闻的黄金为止。

　　我5上青藏线，10次翻过唐古拉，历时5个月，写下80万字。我不是去青藏铁路工地最多的记者，但绝对是在山上住得最长的记者，写稿最多的记者。我每次一站一站地拉网式的采访到达拉萨后，本可以乘飞机由拉萨返京，4个半小时后，就可以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但是为了更多地了解一些东西，我每次又都是乘汽车沿青藏铁路再采访回来。我甚至不知道在青藏线上还要寻找什么？但我感到那里一定还有更深刻、更鲜活、更有价值的东西在等待我的捡拾。这种不可言状的对青藏高原的爱，对建设者的爱，已经渗透到我的血液之中。

　　高原是艰苦的，我是在大把大把吃药，在大瓶大瓶吊水，大口大口喘气中度过了高原的每一天；是在小声小声说话，小步小步走路，小口小口吃饭中数次走完了全程。为采写荣获中国新闻奖二等奖的《请过河吧，亲爱的藏羚羊》，我在可可西里建设工地一住就是7天，血压高压由原来的110，升到了180；低压由原来的70升至120。我在严重的高原反应下，一星一点地积累着新闻的素材。

　　关于青藏铁路的采访，我有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凡是建设者到的地方，我一定要到；凡是建设者能住的地方，我一定要住。铁路新闻工作者，一定要当“铁”字牌记者。遇到天大的困难，也不能退缩。2002年7月，我登上唐古拉时，铁路建设者的家还没有安好。我是他们接待的第一批新闻工作者。唐古拉山兵站站长时双稳说，他在唐古拉兵站当了5年站长，没有一个记者在唐古拉留宿。他问我为何不住沱沱河、或者那曲那些海拔稍低的地方。我回答他：“因为唐古拉住着我的修路的弟兄们。”由于高原反应，那夜，我没有合眼，走路都是扶着墙走，像是在医院中做过了大手术之后，刚刚下床的病号。但是，那次在唐古拉住出了感情，在以后多次高原的采访中，那是我必住的地方。2004年8月，我第四次赴青藏铁路采访，除去白天跑路、采访、吃饭的时间，利用早晨、中午、夜间的时间，我一天竟写下了12000字的新闻稿件。当我写到9800字的时候，浑身出虚汗，虚脱得倒在了床上。好在，身边就有医生，立即给我输氧吊水，身体缓解过来了。之后，我又坚持写完了一篇2200字的新闻稿。所以，有不少人对我开玩笑说：“一天在唐古拉山写下12000字的新闻，是创世界纪录的。”2004年8月，在青藏铁路上，我一共写下了24万字的新闻稿件，平均每天达8000字。真正走进生活，我感到青藏铁路已经不是一条“线”的概念，就新闻本身而言，它是一个浩瀚无边的大海，写不尽的新闻，淘不完的黄金。不是别人要你写，而是自己非要去写不可，自己逼着自己去写，甚至以“拼命”作代价。

　　在青藏公路上，由于修路堵车，我曾24个小时没吃上一口饭，没喝上一口水，由原来的高血糖变成了低血糖，那种煎熬比死还难受。2003年8月，在唐古拉无人区采访时，因山洪暴发，我乘坐的汽车差3米距离，险些被洪水吞没。

　　“泪洒青藏线，情满青藏线，志壮青藏线”，是我多次赴高原采访的亲身感受和一直激荡的诗情。我被青藏线所感动，被建设者所感动。我总是在行进中流泪，在流泪中寻找，在寻找中歌唱，在歌唱中迸发。我爱那片土地，爱得深沉，我爱那些朴实的建设者，爱得发疯。

　　这时，我才感到自己没有三头六六臂，自己的笔力是那样的软弱，写不出那些大英雄的英风豪气，写不出他们比昆仑还高的人格高度。似乎我只有把一颗跳动的心掏出来，变成火把，高擎起来，以长征精神完成雪域高原的长征，才能算得上是一名人民的记者。

　　我被一个又一个平凡的人物和英雄的事迹感动得泪流满面。在楚玛尔河，我采访女工方文红的时候，了解到，她的身体本来不适应高原，为了让自己适应高原，七上七下楚玛尔河。上去后，高原反应受不了，再下来；休息两天再上去。上上下下的过程中，锻打了她意志的坚韧度。她在那里工作战斗了3年，爱人刘正道也在同一个项目部。但是他们用分居的形式无奈地表达了他们对高原的敬畏和对平安无事的企盼。方文红在给爱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们曾经品尝过“天涯咫尺”的滋味，而我们正经历着“咫尺天涯”的煎熬。这是理性对人性的征服。这是要征服自然，而要顺应自然规律的必需。在这恶劣的环境中，一切生命都是那么脆弱，只有我们铁军充满生机和活力，挺进高原，挑战极限，用智慧和双手向党和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案……”方文红这封写给丈夫的信，并没有交给丈夫，而我才是这封信的第一读者。在采访的工棚里，当我轻声读出这封信的时候，整屋人掩面挥泪……

　　刘吉兴是十八局集团二公司的一名机械工程师，负责整个公司在青藏铁路的机械设备。他回到唐山为公司租赁设备时，没顾得照看5岁的女儿刘畅，女儿从六楼的阳台上掉了下来，5年的深爱变成一瓢血水泼在了地上……女儿死后的半个月，刘吉兴又率领着数百辆隆隆铁马，冲上了青藏线。爱人为他送行时，流泪站在100米外的泛绿的垂柳之下。采访刘吉兴，是最困难的一次采访，数十次的无声饮泣，使他说不出一句话来。

　　这样的人，这样的事不止一件，而是数百件、数千件。从每一个建设者身上都能发现他们“精神的钻石”。我发誓：“不把他们写出来，就对不起人民，就对不起这条天路”。青藏铁路建设工地，是我人生的课堂，我在那里重新当起了小学生。在那里，我和一线职工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不叫我“朱总编”，而是称呼我“朱大哥”。他们不说：“朱总编又上来采访来了。”而是说：“朱大哥，今年又来看我们来了。”他们会把我每一次上高原的消息，从上一个工点，一个一个地传到下一个工点。他们从报纸上看到我所发的报道中关注着我的动向。我感到自己很富有，也很自豪：职工的心和我的心贴在一起了。我认为，心离群众有多近，作品离群众就有多近；宣传青藏精神，自己必须先学习精神，自己必须去发扬青藏精神。只有以青藏精神写青藏，才能写好青藏，才能多写青藏，才能把青藏写深，写透。于是，我怀揣满腔热情，捧着一颗心，深入到实际中，深入到生活中，深入到群众中，我感受着实践的脉动，吮吸着生活的醇香，倾听着建设者的心声。其收获真的可用“史无前例”来形容了。在行走青藏的日子里，我被教育着，我被鼓舞着，我被激奋着，同时，灵魂也被净化着。在建设者那里，我看到了人格的高度；在唐古拉的雪峰上，我获得了境界的纯度；在广袤的大草原上，我获得了宽广的胸怀。当脚板和心灵双方置于实际、生活和群众之中时，作品一如长江之水便一泻而出了。

　　五

　　只有走进高原，才知道高原的博大和深广。我自认为自己是熟悉高原的，熟悉铁路的，但当我打开青藏铁路采访大门的那一刻，我惊呆了。青藏铁路建设，历时半个世纪，几代中央领导人决策，几代冻土科学家参与冻土的科研，几代设计技术人员的半个世纪跋涉，几代铁路建设者的50年奋斗，千载长天之下的浩大工程，从来没有。这些，对一个采访者来说究竟从哪里下手？怎么说才能说个清楚，讲个明白？所以，我向青藏铁路领导小组副组长、铁道部副部长孙永福建议：要创建一门“青藏铁路学”，从冻土科研，环境保护，水文地质，冰川雪峰，河流湖泊，工程勘察，工程施工等等方面，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否则，讲青藏铁路，只是讲个毛皮；新闻采访，也仅仅是隔靴挠痒而已。有一件事对我这个“老青藏”震憾很大。2002年7月，我采访来到唐古拉山下的温泉，那里海拔4850米，恰逢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专家组组长张鲁新和中科院冰川冻土研究所副所长马威也来到那里。晚饭后，我和张鲁新、马威3人在一间小屋里闲聊，讲起近30年的冻土科研，张鲁新泪流满面，哽噎得讲不出活来。为搞冻土科研，他曾在无人区迷路，幸亏身上有一个纸烟盒和三个火柴。他用火柴点亮了烟盒纸，蹿起的火苗，向人们发出了求救的信号。从张鲁新这里我开始了关于冻土科研的采访。我先后七次采访张鲁新，发表了20000字的长篇通讯《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之后，我采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著名冻土科学家吴紫汪、周幼吾、刘永智，以及中国冻土科学的奠基人、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施雅风等人；关于青藏铁路的设计，我从50年代的第一代设计总工程师，一直采访到现在的设计总工程师李金城，一个不落地采访过来。加上早年，我在青藏铁路曾采访过慕生忠将军，肖华将军、吴克华将军和吕正操将军。这样，我就把一个历史的青藏铁路宏观立体深刻地展现出来了。

　　但是我对青藏铁路的采访，仍然是不够的，如果时间允许，我想，我一定会有更多的作品问世。更遗撼的是，我的那些新闻同行们，也一次一次地闪电般地跑在青藏线，写不出来的时候，就把我写过的人物或者原封不动地拿来，或者掐头去尾的删节，或者改头换面地改动，署上自己的名字发在自己的媒体上，如有些大的媒体，在报道青藏铁路专家组组长张鲁新的时候，以整版的篇幅推出，但百分之九十的内容是从我的文章中索取，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改动。张鲁新无奈地对我说：“写来写去，都在你划的圈子里转悠，有些记者写我了一大篇，和我还没有见过面呢。”

　　本文在这里写下这些，绝不是要和同行们讨个说法，能参与青藏铁路的报道，都会让我感动。我只是说，作为记者，你要珍惜报道青藏铁路的机会。那里每个人都是一部书，都是一支歌，都是一首诗，写不尽的题材，写不完的精神。我写张三，你写李四；我画张三的身体，你再画张三的眼睛，不重复别人，不是更能把青藏铁路的报道面拓宽、拓深，拓广吗？新闻之所以为新闻，是因为这一篇和那一篇不同，每一篇都有新意，报道的，是读者不曾看到和听到的东西。这是新闻的规律，我们应该遵循呵！

　　我非常感谢吕正操将军，上世纪80年代，我在青藏铁路一期建设中，是一名小兵，因为写新闻、发文章，将军知道了我。因为我没有学历，不能提干，将军破例拨出一个提干指标，将我提拔为干部。2005年，当我的《青藏铁路》这部58万的新闻作品集结出版之际，102岁的将军欣然提笔为我的这部作品作序。将军这样写道：“《青藏铁路——一个记者雪域高原的长征》所反映的，正是青藏铁路这一引起世人瞩目的伟大工程。这本书，能引人入胜，爱不释手地读下去；能让人了解青藏铁路的历史，它的来龙去脉；能让人认识参与这条铁路建设的众多人物，作者从高层决策者到基层施工人员，都写到了，而且都写得活灵活现；写了那么多惊天动地的故事，那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事迹——不仅充分展现了建设的在一期工程建设中所形成的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的品质，而且更加有力地揭示出在二期工程建设中所发扬的攻克冻土，保护环境，克服高寒缺氧，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英雄气概，这正是非常宝贵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体现。这本书，来自火热的现实，来自广大群众的生活，是那些无病呻吟、无聊庸俗、卿卿我我、胡编乱造的东西所无法比配的。我想，这本书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青藏铁路胜利通车了，西藏人民的铁路之梦实现了，但是，对我个人而言，青藏的情结不会了结，青藏高原的文章我还将续写下去……

　　相关专题：青藏铁路通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