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榜生的别样人生：命运在高考面前拐弯

　　恢复高考29年来，中国的主流社会一直关注着大学生，他们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牵动着全社会的神经。很少有机构和组织，把目光真正转向高考录取线之下的年轻人。就这样，一个巨大的群体被社会边缘化，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落榜生。

　　高考分数揭榜。千门万户传出欢笑的时候，也传来了阵阵叹息。许多家庭，为了等到这一天的结果，已经付出了10多年的努力。

　　高考对于许许多多家庭和个人来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人生分水岭，爬过这座山，是一番人生，爬不过，又是一番人生;一般来讲，后一种人生不及前一种是明显的。对于农村的人而言，差别就更突出，很可能是人上人和人下人之别。

　　落榜生的时代际遇

　　恢复高考29年来，尤其在计划经济时期，一考几乎定终身，同学们平时朝夕相处，平等和谐，经过一场高考后，一条分数线在客观上却给他们做了分层。

　　同时，与大学体系辅助的职业教育的落后，使得落榜生的现实命运，更具悲剧意味。

　　6月23日，李仪所在的北京市高考录取线公布。知道连第二批本科(二本)的理科录取线都高达476后，他就不好意思查自己的分数了。因为，之前他很不保守的估分才400分。如果在去年，这个估分还有望上二本——去年的二本录取线是414分。

　　李仪家住在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这一天，他母亲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有打通，所以很早就下班赶回家。在家里，她没有找到李仪的影子。

　　此时，李仪发短信说，妈妈，对不起，我考得不好。看到这条消息，他妈妈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在整整一年来，李仪一直倔强地宣称，自己肯定能考上不错的大学，不是清华的话，起码也是北京理工大学。这也成为他看电视和玩游戏被父母抓住时的借口。他无数次地辩解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

　　“没有亲身经历，就永远无法体会到落榜生的艰辛。”李仪之父李天宝无奈地告诉记者，自己就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落榜生，之后，被社会招工，上过夜校，提干时因学历不够一再失败，甚至搞对象也被未来岳母瞧不上眼，现在还不到50岁，却被单位要求提前退岗。

　　“看看我的那些考上大学的同学们，随便一个人都比我活得排场多了。”李天宝说，儿子不懂事，经常说什么“高考不是惟一出路”，“榜上无名，脚下有路”，他不知道，这些话都是安慰那些落榜生的，“脚下有路？有什么路呢？”李天宝说。

　　父子俩的斗争一直持续了近两年，有一天晚上，李天宝郁闷之余打通电台的电话，向主持人控诉儿子的不懂事，主持人宽慰他说，高考不是惟一出路嘛，也不能太逼孩子啊。李天宝一生气就问，如果你的孩子将来落榜了，你的感觉怎么样？对方一时尴尬。

　　李天宝的心情代表了中国绝大多数家长的心态。恢复高考29年来，尤其在计划经济时期，一考几乎定终身，拿一个班来说，同学们平时朝夕相处，平等和谐，但经过一场高考后，分数线以上的人成为国家的人，分数线以下的人只好自谋出路。

　　高考录取线形成社会分层

　　拿大学扩招前的1998年录取率来看，全国普通高校的平均录取率为36%，也就是说，100个参加高考的高三学生中，就有64人落榜，如果不继续复读，或者复读后也没有考取大学，这些人就可能被划入社会的另一个层次。

　　中国古代称，科举考试就是考功名，在一定意义上讲，现代的高考制度对于农村来说，更是这样。

　　山西省临县一中的副校长李小平告诉记者，他们这个穷困县里的高考落榜生的命运，在近30年来并没有多大的改观，社会提供给他们的可选择机遇非常稀薄，不上大学，就只能务农或打工，当然脑子活泛一点的也可以经商。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戴着深度近视镜的落榜生混迹在打工者的队伍中，这让人联想起“站着喝酒而惟一穿长衫的人”。

　　当然，几乎每个班上都有某个落榜生发迹的传奇发生。但是，他们与大学生的心理隔阂通常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很少参加高中同学聚会，很少和同学分享之后的成长经历。

　　政策变化带来不同命运

　　相比农村，在城市里，随着国家政策的阶段性变化，高考落榜生在29年来呈现出了不同的命运。

　　上世纪80年代初，一部分落榜生参军复员后就可以被安排工作，一部分落榜生可以接替父母的工作，叫做“接班”，还有的落榜生通过社区组织的招工信息找到工作。当然，也有一部分落榜生会学习各种技能，自己创业。

　　据李天宝介绍，他落榜后整天在街上游荡，街道委员会的领导看见了，跟他父亲说，这孩子得找份工作，否则成了社会闲杂人等，会出问题。事实上，一个城市的年轻无业者过多，城市的犯罪率就会升高。以北京为典型的中国大城市里，除了用降低录取线让更多的人上大学外(很多年来，北京市的高考录取率都保持在70%上下)，政府通常会把安排落榜生就业当作重要的社会稳定任务来抓。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百废待兴，岗位缺人现象严重，高考录取线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社会分层，但大体上，大学生和大城市的高中毕业生可以各谋其事。

　　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后，一部分落榜生没有大学生失去“铁饭碗”的顾忌，开始从事粗放工业或第三产业，他们中有的人一夜暴富，成了时代的弄潮儿。这之后的很长时间里，高中时考上大学的同学提起他们时大都心态微妙。但毕竟在社会资源占有方面，落榜生普遍比不上大学生，待市场经济制度在中国确立之后，大学生的优势又逐渐显现出来。

　　山东省青岛市19中教学主任孙琳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青岛只有20%的人能上大学，然而，1994～1996年因为委托培养的情况出现，一度达到80%的高峰比例(现在基本回到50%左右)。

　　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职业教育逐渐兴起，一部分怀着大学情结的落榜生上了职业大学或民办大学。但中国的职业教育基本沿袭普通教育的办学模式和思路，许多学校以升学为目标，教学以考试为指挥棒，职业教育与实际需要相脱离，培养的毕业生不被市场所接受，就业率极低。

　　1999年，以青岛为例，大多数落榜生还是选择继续上学或者复读，复读考不上就想别的办法，比如先念个专科，然后再升转本科——而很多职业资格考试(如司法考试和注册会计师考试)都有本科文凭的要求。

　　但此时，中国的大学生就业形势，却一年比一年严峻，出现了大学生相对过剩的局面，大学生的就业期望值甚至比非大学生都低。所以，有观点认为，高考并不能像上世纪的后20多年里一样，能直接改变人的命运。尽管如此，从长远来说，落榜生比大学生的起点仍旧要落后。不能否认，在大学，即使你什么都学不到，但仍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占有一个相对优质的社会资源。(文图均据《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