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之孙朱和平大校讲述爷爷往事

　　在空军某研究所的所长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朱和平大校。朱和平书柜里有一张50年代的巴掌大的朱德绣像被细心裱在金色相框里，落款是河南某小学送给敬爱的朱爷爷。今年是朱德元帅诞辰120周年，为了配合这一重要纪念日，朱和平一家7月6日会去给爷爷朱德扫墓。“爷爷离开我们30年了。我还时常想起，6岁那年站在北戴河海边，死活不敢下水，爷爷对我伸出手说:‘和平，大胆些！爷爷扶你！’”

　　口述◎朱和平 记者◎葛维樱

　　7月6日

　　1976年7月6日中午13点半左右，天气闷热，北京医院四楼，我和爷爷的警卫员、秘书及兄弟几人正在吃午饭，走廊里忽然响起凌乱的脚步，医生走进来说:“不好，快过去！”我扔下饭碗进去的时候，看到奶奶康克清被我母亲和护士扶着站在床边，病床上的爷爷已经进入弥留状态，血压计的水银柱每10分钟就下降一些，心电图的波动逐渐变小。14点27分，爷爷呼吸停止，15点01分，心脏停跳。

　　从入院到离世，只有9天，相伴爷爷47年的奶奶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不仅是亲人们，跟随爷爷多年的工作人员也没想到会这么快。秘书趁这几天还给家中换了个浴盆，浴室地板太滑了，换个矮浴盆，将近180斤重的老爷子也方便些。在我的记忆中，那天家人的感情淹没在巨大的哭声中，哭得最厉害的是警卫秘书，奶奶只是扶着床边，表情非常痛苦，可是太悲伤反而不能一下释放出来。

　　半小时后奶奶被送到隔壁的房间休息。我们连新衣服都没来得及给预备，我和警卫员李延良回家找衣服。爷爷有一套多年的中山装，还算新，是接见外宾才穿的，还有一套半旧的毛衣毛裤。从头到脚没有新的说不过去，我们去红都时装店给他买了一身衬衣衬裤，米黄色榨蚕丝的。对所有后事的处理，我家人都配合中共中央治丧委员会的安排，只有一件事提了异议，爷爷的仪容整好后，我们和奶奶去看，奶奶流着泪看了半天，半晌才悄悄问我，“你看爷爷的妆是不是有点重啊？”化妆师解释说还要上电视，灯光一打就看不出来了，我们心里觉得本来爷爷脸色挺好的，这个妆看着有点重，但还是服从了安排。

　　对于我们家人，最痛苦的记忆是爷爷火化的那一天。一直到送进火葬场，最后看一眼爷爷的时候，我们再也忍不住眼泪和悲痛，放声大哭。骨灰盒是我抱出来的，奶奶伸出双手捧过来，脸颊贴着骨灰盒，闭上眼睛轻轻摩挲了很久。

　　爱与亲情

　　我8个月大就开始在爷爷奶奶身边生活，20多年里我从来没见过奶奶这样的深情。在我的印象里，奶奶对爷爷更多的是敬重和体贴。从陕北时代开始，奶奶一直称呼爷爷“老总”，而爷爷则叫她“克清”。17岁的奶奶第一次见到43岁的爷爷的情景，多年后被她写在了一封信的开头:“我记得，在离开我家一百多里的地方，第一次看见你，使我觉得你——红军的总司令——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平凡得像一般农民一样。当时我很奇怪。其实那正是你伟大的特征。”当时对红军总司令的爷爷怀有单纯崇敬的奶奶，用史沫特莱的描述:“是一个骨骼粗壮的农村姑娘，枪法高明，骑术高超，自己领导过一支游击队，把受伤战士背在身上，大手大足像个男人。”所以，奶奶在回忆录里提到过，当“朱总司令”来到她的面前，说出“我很喜欢你，觉得你泼辣大胆”的时候，她曾用“苦恼”形容自己的心情，她告诉曾志，“论年龄、水平和地位，我和朱军长差得太远”。

　　奶奶曾经总结两个人的感情历程，“我们相互间的真正了解、相互体贴和爱情是在结婚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

　　解放后奶奶在东四负责妇联的工作，每天下班第一件事就是给我们洗澡，她不像邓颖超、史良她们，留过洋，受过高等教育，她更像一个平凡的家庭妇女，除了工作，就是照看孩子和丈夫。小时候我最淘气的一件事就是爬上了毛泽东的菊香书屋的房顶。家里奶奶教训我们，该骂就骂，该打就打，不过我们还是不怕她，真正怕的是爷爷。爷爷老是讲一堆道理，从没见过发火骂人，却自有一种服人的气度。

　　我们朱家进中南海先后居住过三处寓所，含合堂、永福堂和西楼。我进去时住的是永福堂，离毛泽东很近。很快中南海就修建了新式建筑西楼大院，我们居住的乙楼，楼外有一片花棚专养兰花。爷爷爱兰花有传说是因为牺牲的妻子伍若兰，他很懂得养兰之道，出差喜欢亲自上山采兰草。他常说:“兰花有自己的个性，讨厌浓肥大水，一定要顺着它。否则，轻则不开花，重则枯黄而死。”乙楼的一层是孩子们和值班秘书住，二层4间房，老两口各有一间卧室，一间办公室。我童年快乐的回忆都是在这个家里。俄式的房子又高又阔，非常舒服，爷爷住的二楼有个大平台，夏天晚上他喜欢在那接待客人。“文革”以前，陈毅、叶剑英、刘伯承这些老帅常常来和爷爷下棋，都像孩子一样，为了悔棋大声笑闹，只有爷爷像个长辈，总是笑呵呵地看着，从不大声讲话。

　　这时期的朱家，是中南海最热闹的大家庭。除了孙子外孙，爷爷委派亲戚从老家子侄中带了10个人来北京，供他们吃饭读书，常客还有孙维世(她是爷爷第二任妻子的侄女)、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和任弼时的孩子等。这一大家子人吃饭的场景在中南海很不常见，要摆两张桌子，陈毅的女儿形容“其乐融融，感动人心”。这也给我家造成了不小的家庭负担。爷爷奶奶一个月合起来能拿700块钱，但是孩子最多那几年里每个月基本上都剩几毛钱。我还保留了朱家详细帐本，清楚记着“米面菜水果167.8元，朱春元看病1.62元，买鞋油两盒0.6元，朱和平大灶吃饭扣炊事费1元”。尽管生活俭朴，奶奶还是展露出生活情趣。我们这些孩子的衣服用品包括礼物，全是奶奶亲自买的。除了必须品，她最喜欢小洋娃娃、12生肖摆设、扇子这些工艺美术品，我们家现在还存了一大柜子。

　　受到冲击的家

　　建国初期，爷爷走遍全国视察，出国访问，留下了许多搭着毛巾站在工地上，喜笑颜开的照片。1959年，庐山会议后，他每周基本上住在玉泉山，每天爬山到泉水边看书，并严格遵守自己的生活规律。我们这些孩子们都很喜欢那里的环境，但是玉泉山是属于爷爷一个人的空间，我们总是到周末会去陪他。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随着政治形势越来越严峻，爷爷反复召开家庭会议，叮嘱家人“不能参加帮派组织”。

　　1966年冬，造反派冲进中南海西楼大院的时候，爷爷还在玉泉山。家中只有4人，奶奶、警卫员郭计祥、阿姨肖桂珍和我，我被奶奶关进一楼的房间里，听到外面的对话。

　　“朱德一贯反对毛主席，是老右倾，你知道吗？”

　　奶奶说:“我只知道朱德处处维护党的团结，维护毛主席。”

　　“朱德最近作了检查，你为什么不同他划清界限？”

　　奶奶说:“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正常的，我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

　　“滚出中南海”的口号震天，我在屋内心都收紧了。等他们离开，我走出来时，看到了满院的大字报。爷爷在第二天赶回来，看到大字报，他用拐杖敲打着地面:“除了朱德二字，剩下的简直一派胡言！”说完就上楼去了。

　　1967年2月，我在中南海附近的府右街看到奶奶站在大卡车上，戴着高帽子，正在从南向北游街。我立刻躲在人群中，怕奶奶看到自己难过，一面止不住地流泪。但是奶奶回家后反而精神很好说，“我今天算经风雨见世面了！”由于周总理干预，原定在工人体育馆开的“批朱大会”被取消。3月，子女们全部被遣出中南海，我开始了住校生涯。以前我们都向往着考北大清华，但是“文革”开始以后，我对这些学校渐渐失去了兴趣，因为那是当时“造反派”最多的学校。偶尔我可以在西门传达室见见爷爷奶奶，也可以去妇联看望奶奶。我们见面时，他们常常耐心地听我讲述外面发生的一切情况，也非常关心其它中央首长家里的情况。老两口“文革”时只能偶尔照顾一下年纪小的我，其他的亲人很难顾及。我就讲讲外面的变化，邓小平、谭震林等首长的孩子们大多被安排在西便门附近住，我们偶尔也能见见面。1968年以后，年龄大点的很快就上山下乡了，我们是岁数最小的那批，在思想上也做好了准备，可是1969年居然分配工作了。我被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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