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天只得工钱415元

　　一位在街头候工的农民工。 本报记者 李英挺

　　聚焦理由

　　对于农民工的生存状况，我们不止一次，而是无数次关注过。

　　他们离开贫瘠的土地，带着憧憬，还有茫然，匆匆走进城市。

　　在城市里挥洒汗水，干着最脏、最累、最苦的活。但他们的权益，却往往被漠视。有些农民工，甚至不惜以自杀的方式讨要被拖欠的工钱，更多的时候，他们默默忍耐。

　　今年4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重庆考察时说：“这些年，农民工是我最操心的事之一。国务院出台了40条措施，落实还要花大功夫。”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省政府近日出台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实施方案》。这真是让人欣喜的举措。但愿这些务实的措施，能成为农民工维权的尚方宝剑。

　　本报海口7月6日讯 （记者文刚）吴文胜，一位到海口打工的农民。在海口的115天中，他有工作的日子只有45天；即便这样，雇佣他的11个老板中没有一个完全兑现工钱，3个多月时间只拿到现钱415元。

　　为了省钱露宿街头

　　今年4月20日，记者在海口东湖劳力市场采访时，第一次见到吴文胜。他肩扛行李，腋夹草席，当时身上只有3毛钱，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

　　吴文胜老家在四川广安市石坪镇，今年26岁。1998年，不满18岁的他就到外地打工养家。今年3月12日，吴文胜来到海口，先给一姓张的建筑老板打工。在劳务市场讲好报酬是每天25元，吴文胜干了37天，应得工钱925元，但老板陆陆续续只给了200元。4月17日，吴文胜在工地拆房时手被砸伤。老板给了5元钱包扎费，就把他辞了。

　　因为是老乡，记者对吴文胜多了一份关心，并告诉他有困难可以随时联系。5月6日深夜，吴文胜从街头给记者打来电话，称他病了。记者匆匆赶到时，发现他正患重感冒，高烧不退，浑身酸痛无力，满嘴水泡，躺在东湖旁边的海口剧院屋檐下。记者在附近的药店买了一些药，并请他吃了宵夜，临走时掏出100元，叮嘱他天亮后赶快去看病。但他舍不得花钱吃饭，也舍不得看病，一直强撑到7日晚9点多，才到一个小诊所打了一针，花去80元；晚上用仅剩的20元住了店。记者问他平时住在哪里，吴文胜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为了省钱，他基本露宿街头。

　　吴文胜告诉记者，他母亲60多岁了，双眼患白内障快瞎了，还得摸索着捡破烂换饭吃。去年他成了家，可媳妇嫌穷跑了，至今没有音讯。现在母亲生病无钱治。他在城里打工十来年，不怕吃苦受累，就想过上好日子。

　　没有老板兑现工钱承诺

　　海南的酷暑来得早，五六月份已经难熬。吴文胜其间先后为6个建筑老板工作，结果只拿到30元。6月8日下午，一个姓余的建筑老板让吴文胜到白沙门一个建筑工地和泥，讲好一天工钱20元。筛沙、担水、搅拌只有他一个人，要供6个大师傅用。当时吴文胜感冒未愈，干了整整一天，老板说他干活慢、不下力，一分钱没给就把他辞了。

　　此后，吴文胜天天守在东湖等活干，中间虽然也在其他地方给3个老板做工，同样没有拿到一分钱。

　　6月27日，吴文胜到儋州一家私人工厂里做工，主要是清洗编织袋。老板让他白天干五六个小时，夜里干八九个小时，他干了3天就累得受不了，共清洗了4吨编织袋，老板最后只给了他30元。

　　在记者跟踪采访的115天中，吴文胜共为11个老板打过工，大都是在劳务市场找到的工作，但没有一个老板与他签订过用工合同，也没有一个老板真正兑现在劳务市场上的承诺条件。回到海口，由于身无分文，吴文胜回想起自己种种遭遇，决定回家。7月4日，吴文胜向记者借了200元钱，准备坐车回去。吴文胜说：“家里的责任田都被村干部收回后转包出去了。现在想得最多的，就是怎么才能要回自己的责任田。”

　　看着渐渐远去的背景，吴文胜的叹息仍在记者心头萦绕：“如果有个好的职业介绍环境，有遵纪守法的老板，出了力就能拿到工钱，我们的日子就不会这样惨。”

　　“要干活就别想保险”

　　 劳动保障成农民工投诉最多问题

　　本报海口7月6日讯 （记者文刚）“要干活就别想保险。”在海口一机关下属公司工作了15年的老徐，向单位要求补买拖欠了10余年的四项保险时，竟得到了对方这样的回答。

　　记者从省总工会法律保障部了解到，像老徐这样的情况已不是个别现象，劳动保障问题已成为农民工投诉最多的问题。

　　今年40多岁的老徐长得又瘦又小，见了记者哭个不停。老徐说，自己老家在定安，父母早逝，家中又无别的亲人，他很早就出来干工了。1990年，经人介绍，老徐来到这家公司工作，主要负责打扫公司管理的市场卫生，每天凌晨5时上班，多数时候都要忙到深夜。就在这种忙碌中，老徐工作了15年。让老徐欣慰的是，他的月薪也从最初的300元，涨到了500元。谁知，去年这家单位转制，他成了首个被淘汰的对象。看见比他年长的人退下来开始领养老金，他这才想到自己的问题。到社保局一打听，才知道自己工作的15年中，只有前3年购买了养老等四项保险，其余12年根本没有着落。老徐一听急了，自己无儿无女，现在又面临下岗的危险，今后老了咋办？

　　今年5月，本报和省总工会联合开展维护农民工权益活动。老徐得知消息后，来到省总工会法律保障部投诉。工作人员建议他进行劳动仲裁，但两个月的时效只剩下1天的时间了。第二天，老徐起了个大早，到了区人事劳动局，对方推说局长不在，先接下来再说，并没有出示收据。由于担心时效，老徐又到报社投诉。记者到了人劳局，对方说现在这家公司倒闭了，就是赔偿也没办法，他们可以协调，为老徐另外安排工作。

　　就在记者为老徐问题有了着落高兴时，几天后，老徐两次打来电话，说是对方安排工作有条件，“想干活就不能买保险”。老徐哭诉说，安排的工种也是临时的，他们随时都可以叫他走人；要是保险不买，他下半辈子该怎么办啊？

　　近日，记者赶到老徐曾工作的单位看望他时，门卫很不耐烦，说老徐回家了。

　　省总工会法律保障部有关人士介绍说，像老徐这样的情况，在海口不在少数，目前已成为农民工投诉最多的问题，但因为维权成本太高，多数人选择放弃。

　　倾听农民工诉说

　　 ——无奈·委屈迷惑·忍耐

　　海口市龙华区金宇街道办坡博村，这里居住着五六千名农民工。今天下午，记者走进该村，了解农民工群体的生活，倾听他们的诉说。

　　只要有住的地方，他们就很满足了。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无奈：

　　有个安身之地就不错了

　　便宜，是农民工们租房时的首要标准。为了尽量多住人，有的厅里摆着三四个燃气灶。村中的几幢半拉子楼，也住满了农民工。赤裸的墙砖，没有大门，没有窗页。甚至没有床板，席子直接铺在不平整的地面上。但住在里面的小陈说，虽然觉得别扭，但比起住工棚还是要安全。“为了省点房租，差点就差点吧。”

　　委屈：

　　工头跑了，工钱就泡汤了

　　不少人都有工资被拖欠的经历，而工钱被克扣的现象，他们更是司空见惯。来自江西的老刘还有两笔账过几年了，至今没要到。其中2000年为一个四川工头做事，2000元工钱只给了500元。工头后来走了，剩下的工钱就泡汤了。

　　对于结工钱时经常被扣几百元钱，农民工们往往只能逆来顺受。“你做得再好，他也能给你找出毛病来。”

　　迷惑：

　　小孩的学费怎么这么贵

　　坡博村中有6所私立学校，住在村中的农民工子女多在这些学校上学。城里的孩子上小学不到100元，而他们的孩子上小学至少要300元。“教学质量还很差，像放羊一样。”老孙带小孩来上了一个学期学，就把孩子送回家了。

　　对于海口市关于农民工子女可以进入公办中小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的政策，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也有知道的，去努力争取过，但少有人拿到指标。

　　忍耐：

　　受伤了，只能自己掏钱

　　关于社会保险，许多农民工脑子里没有任何概念。让用工单位帮他们交四项保险，大多数农民工都不敢奢望。少数从事建筑等较危险作业的，用工单位会为他们买一份工伤保险。极少数先知先觉且工钱较多的农民工，会自己买养老保险。

　　一旦出了安全事故，他们不知道怎么办。3个月前，老蔡在给公司安装吊顶时摔伤了腿，治疗花了几千元，还两个月没法做工。找公司时，公司说是他自己不小心，不关公司的事。老蔡没有去通过劳动保障部门维护自己的权益，而是默默地将苦水往肚里咽。 本报记者 黄晓华

　　（本报海口7月6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