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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勉自主协同是“新村运动”的精神力量———韩国前国务总理、“新村运动”中央会会长李寿成在哈尔滨的演讲(2006年7月5日)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7月08日00:45 哈尔滨日报

  编者按

  李寿成是韩国前国务总理、著名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现为韩国“新村运动”中央会会长。他在前来参加“2006中国哈尔滨韩国周”活动期间,在和平会堂发表了“韩国新村运动”主题演讲。本报现将李寿成先生的演讲整理刊发。

  今天在这里能够见到大家感到非常高兴。我愿意借此机会感谢哈尔滨市的有关领导,感谢哈尔滨市成功举办“韩国周”。同时我们每个韩国人都知道,安重根烈士是一位非常值得敬仰的民族英雄,我们对哈尔滨市的有关方面为纪念安重根烈士所做的一切,表示深深的谢意。

  当年,我曾经做过韩国首尔大学的校长。在过去那些年里,就有一些中国学生到韩国留学。当他们遇到困难,尤其在经费上有些不足的时候,我们都对其予以特别照顾,给予很多的奖学金奖励。首尔大学校长这个职务在韩国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我曾经接到过来自美国、法国、日本等国的访问邀请,可是我没有接受,没有去访问那些国家。虽然中国当时并没有邀请我,我作为大学校长第一个访问的国家却是中国。在我任国务总理期间,中国不少地区的市委书记、市长到韩国后要求见我。当时我的秘书和礼仪官担心,这样的会见在一些礼仪规则上可能和我的总理身份不大适合。可是我坚持强调,只要是中国来的客人、中国的官员和有关人士想见我的话,我随时都可以见。我一直坚持这一点,所以在我任总理的时候,中国的官员到韩国,只要提出请求,一般都能见到我。昨天在晚宴上谈到足球,我说只要是中国人在场上和另外的国家踢球,我们韩国人就会支持中国,永远和中国站在一起。这是我的实话。

  几千年来,中国与韩国一直是兄弟般的国家。当然两国间也有过一些摩擦。由于理念的不同,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们曾经分手过,我们曾经等待了近50年。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50年是非常短暂的一瞬间。1992年建交以来,两国人民迅速地恢复了友好关系,重新成为友好的兄弟般的国家。韩国向中国学到了很多东西。当年,农业技术和火药等都是从中国传到韩国的,宗教也是途经中国传入韩国。我们还学到了中国的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学到了很多礼仪和道德方面的东西。大家知道在中国目前有一个说法,叫作“韩流”。“韩流”得到了许多中国人的喜爱。实际上“韩流”很多来自于中国的民族传统精神。韩国还受到了汉语言文化方面的许多影响。可以不夸张地说,中国文化实际上是韩国文化的源泉。

  现在世界在飞速发展,经济也在飞速发展。在这样一个时期,社会当中贫富的差异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会改变的。19世纪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亚的时期,今天一切都改变了。21世纪将是我们东北亚的时代。韩国曾经非常贫穷,1953年到1955年韩国的人均收入才达到50美元,在农村只能达到人均10美元,可以说我们当时几乎就是要饭的人。到了1961年,人均收入达到81美元,而农村只是30美元。用人民币计算,1961年韩国的人均收入只能达到640元。到上世纪60年代末的时候,我们提高到300美元,当时菲律宾已经达到1000美元。当时,韩国的贫民冬天衣服不够穿,夏天粮食不够吃。韩国的资源非常短缺,韩国的国土面积小,70%还是山地,农民的生活是多么艰难,大家可想而知。不但没有资源,当时也没有技术,资金也很短缺。在没有资源、没有技术、没有资金的情况下,当时我们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出口。于是韩国进入了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随之而来的就是城乡差别的进一步加大,那时城市人挣10元钱,农村只能挣2元。当时农村的生活非常贫困,情况就是这样的。

  就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韩国开展了“新村运动”。我们强调我们不应当认命,全部的国民都应鼓起全部的勇气,把“新村运动”变成全民运动。广大农民都向政府作出了保证,而且都奋发向上,努力实践政府的“新村运动”政策。同现在中国搞新农村建设的条件不尽相同,当时韩国农村供电率仅达到20%,自来水不到10%,道路铺装率几乎是零。通过“新村运动”,在农民中形成了一种竞争意识,有很多显著的变化都是由“新村运动”完成的。政府为农村实施通电、通水工程,农村大力修建砖瓦房,使每一间草房都变成了砖瓦房,农民的住宅条件得到了很大提高和改善。开始时洗手间和住宅一般是分开的,现在合在一起了,最原始的厨房通过“新村运动”也发生了变化。农业专家深入农村指导农业发展,在帮助农民栽培水稻、玉米、小米的同时,还扣上了塑料大棚,在大棚里种植蔬菜和水果。农民的收入开始有了显著的提高,但还没有达到我们所要求的目标。这时候就需要政府站出来拿出举措和给予支持了。政府对农民的子女非常关爱,对农民子女上学实行了免费政策,很多农民的子女可以到高中读书了,高中读到大学还有一些特殊的政策。许多农民都向政府作出了保证,自觉地支持和落实政府出台的政策。当时韩国的农业人口占65%,这个比例和中国现在的比例差不多。现在韩国的农民比例只占10%,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工业的发展,农民的数量迅速减少了。

  “新村运动”的精神力量是广大农民的勤勉、自主、协同。勤勉的意思是我们要热爱生活,勤奋努力;自主是指农民要依靠自己的奋发图强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协同就是团结的意思,协同强调热爱友谊,热爱朋友。韩国有句俗语,一桶酒非常重,两个人抬就会减少一半的重量。在韩国的“新村运动”中,协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处理好农村之间的各种关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起步阶段,贫富差异会变得更大,但是“新村运动”使人们的一些理念得到了变化,起到了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勤勉也是当时保证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我们的追求很简单,追求一天三顿饭能够吃饱,能够安稳地好好生活。到90年代韩国农民已经实现了温饱,有了更高的精神追求,在这个时候国家就应该考虑如何更多更好地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了。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韩国对所有国民的教育,在理念上进一步强调爱国、爱家、爱民、爱朋友。在90年代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为他人着想,服务社会,遵纪守法。现在我们追求的理念,是努力创造美好的世界和和谐的社会。我们把国民精神定义为,作为一个人要正直、要珍惜名誉、要讲求信任。所以我们今天的口号是新运动、新精神、新国家。这样我们就可以减少贫富差距,努力帮助友邻,积极地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这应该是对于韩国“新村运动”本质的一种最终的解释。概括地说,“新村运动”不单是一种技术运动,而是一种精神运动,是有利于国家进步、有利于人民幸福的一种精神运动。用什么样的办法或政策把农民的收入提高上去,把农民的生活改善好,这是政府爱民如子的心情的体现。但光是政府有这种强烈的愿望还不够,单纯依靠政府的强制手段也不能够取得好的效果。新村建设应当依靠农民自觉的、自主的需求。农民希望自己生活得更好,农民自觉地来配合和响应政府,不再像以前一样认为下雨不下雨都是不能够自主的,坐在家里怨天尤人,而是依靠自己的奋发图强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是“新村运动”能够成功的最重要的条件。

  中国正在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我觉得,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最重要的,是让农民能够真正地理解和支持政府,了解政府的政策,农民有自身的强烈愿望来配合政府做好这件事情。实际上,在任何国家和任何地区,都要依靠农民自主的需求和愿望来改变农村现有的命运。韩国“新村运动”的发展,在这方面可以为世界提供范例。韩国的“新村运动”中央会的会长,由前任的总理也就是我来担任。我不应该对别人的事情指手画脚。但是在我看来,胡锦涛主席是真正爱护人民的好主席。我相信,政府有爱护人民的胸怀,再加上政府有好的政策,新农村建设就一定能够成功。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也许是5年、7年或10年的时间,这个时间不会太长远,中国的农村一定会获得长足的发展,中国的城乡差别一定会迅速地缩小。

  谢谢大家。

  (根据录音整理)


爱问(iAs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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