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科教兴市主战略，聚焦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和研发团队，令领军人才的关键岗位与突出作用日益凸现出来，引起全社会尤其是各级领导的普遍关注。
领军人才这一概念被提出和强调，可谓势所必然。几十年来，人们经历了崇尚英雄的时代与抹杀精英的时代，终于走上了精英人才与团队集体密切合作的科学发展道路。领军人才之重要，就好比有两个研发团队：甲团队成员兵强马壮，个个都很优秀，领军人物不仅
学历很高，而且阅历丰富，经验老到，但几年下来，各个成员虽然都小有成绩，整个团队却未见重大技术突破。究其原因，领军人物过于循规蹈矩，不敢标新立异，挑战经验与权威；又因缺乏深度沟通，令团队难于各展其长，集成创新。乙团队比较年轻，论实力未必强于甲队，有些只当配角和助手，但领军人物异常干练、年轻，既有理论功底又有沟通能力，既能披挂又能亲征，团队内既有学科交叉又有集成创新，既能各个击破又能攻城略地，真可谓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从而较快实现了研发团队的预定目标。领军人才之重要作用与其乘数效应、放大效应，由此可见一斑。
领军人才的这些特殊作用和良好效应，都来源于他们的高度素养与共同特征：第一，首先他们就是学有专长、术有专攻的学科带头人，对项目具有“专”与“博”两方面的知识结构并熟悉所选定的方向和目标；第二，善于沟通，也能“领兵打仗”，既会分工布阵，也会统领出击；第三，正处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时期。将此概括成一种人才规格，就是：学科带头人+沟通协调能力+年富力强。三条缺一不可。缺第一条，如非学科带头人，而只是“官本位”中的某一个职务，搞所谓的“外行领导内行”，则很可能就是糊涂官打糊涂仗；缺第二条，只是项羽，而非刘邦，其结果团队内可能人人都是智商120，而团队智商却只有67。缺第三条，也不行。综观世界科技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大发现和发明都产生于青壮年时期，这是一个普遍规律。诺贝尔奖的百年发展史，可以说是年轻人的创业史，许多重大发现和发明都产生在三四十岁，只是因为重大发现和发明必须经过一二十年实践的检验和论证，所以多数科学家等到获奖时两鬓白发。
人才难得，领军人才尤其难得。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俱兴，急需大批专门人才，当时中国在美留学生1000人左右，包括华罗庚、赵忠尧、郭永怀、陈省身等科学家、著名教授，他们都盼望回归祖国参与建设，但美国政府竭力阻拦。著名火箭专家钱学森更被无端羁留长达5年，美海军次长扬言：“宁可把他毙了也不能让他离开美国。无论他在哪里，他都值5个师！”为此，周总理亲自过问，通过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几经斗争与周折，才终于获救回国。事后周总理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通过侨民问题谈判，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由此可见，一个领军人才之重要，真是值得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的。实际上，后来不仅要回了一个钱学森，而且要回了一批宝贵的科学家，一批为新中国科学事业创业、献身的精英和楷模！事经半个世纪，历史又出现了惊人相似的一幕，占出国留学总数四分之一、达二十三万多人已经回归祖国参与现代化建设，这是多么令人振奋和回味无穷的好事啊！
我们现在的人才资源比起过去确实富有多了，无论科技人才还是管理人才，都可以百万人计，但要说真正符合条件的领军人才还是十分稀缺。因此要精心选拔，精心培养。古人云：“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世有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在科技界，伯乐相马的佳话不绝于耳，如华罗庚举荐陈景润、钱三强举荐邓稼先等等，因为都在同一领域从事高端研究，彼此非常了解，所以知人善任全在情理之中。有伯乐可以相马，没有伯乐也可以赛马。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依照领军人才的基本素质要求进行公平、公正、公开的竞选，然后择优任用。然而，无论相马还是赛马，都不是一选就完事，还要在实践中加以精心培养，包括创造各种良好条件和创新文化氛围，如放手让他们自主选题立项，配备助手和辅助人员，鼓励自由冒险和宽容失败，扩大国际合作交流，等等。只要精心选拔，精心培养，我们就一定可以造就一批数量足够、才能卓越、能量巨大、群星灿烂的优秀领军人才，包括国家队、地方队和青年后备队，以满足实施科教兴市主战略这一伟大事业的需要。
徐文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