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真
“黑色六月”刚刚结束，经历了高考的考生和家长可能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叫蒋多多的河南女孩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原因是她参加高考竟是希望各科成绩都得零分，以引起社会重视。因此她将考卷的主观题部分，全部写成了自己对高考弊端和当前教育制度的指责。蒋多多把“抗议”写在高考试卷上的结果是高考总分114分、“文综
合”零分。班主任认为她是个怪学生；同学觉得她这么做很傻；而专家则认为她心理不健康。一个19岁的小女孩和高考制度较劲，无疑于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于是，在主流声音里，基本上把“零分女生”当成一个笑话来谈论。
与此同时，成都崇州女孩余平为了实现成为贫寒家庭飞出的金凤凰的梦想，拒绝住在温暖宽敞的房间，住进了臭烘烘的猪圈房里，而且这一住就是14年。余平称，住在猪圈房里就是想在艰苦的住宿环境里励志自己。余平现代版的“卧薪尝胆”的努力没有白费，今年她考了519分的高分，班上第二名，全乡第五名。她告诉记者，高中三年，她将继续住在猪圈房里，直到自己考上重点大学为止。
两个几乎同龄的女孩，两种完全相反的态度。面对同一种社会制度的时候，蒋多多采取了反抗，而余平选择了更大的顺从。然而在笔者看来，在两种貌似对立的行为背后，是承载在她们肩上相同的重压。当一场考试与命运之间划等号的时候，有几人能够平心静气、视若无物地跨过高考？
在蒋多多事件中，笔者注意到一个细节，在报道这个事件的开头，记者写道，“在离家出走十几天后，蒋多多给报社打去电话：‘我已走投无路了，不敢回家，我该怎么办？’”这是大多数涉世未深的女孩在闯祸后的普遍反应。由此，笔者更倾向把蒋多多的这一次“壮举”理解为一个学生在压力无法释放下的一次过激行为。其实无论是蒋多多还是余平，她们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还较肤浅和片面，社会应该给她们多一点关爱和帮助，使之少一些压力，健康地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