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我的青藏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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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7月11日15:52 新浪文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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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树华 奔 赴 西 藏 在北京，我们找到了中央民族学院藏族学生，他们正好准备返回西藏闹革命，我们就与他们同路，乘同一列火车到了西安。但一到西安，我们就被告知，中央民族学院的带队
到了咸阳，费了点周折总算找到了强巴的好友巴桑罗布。一大群藏族同学围了过来，知道我们的想法后，全部都乐意帮助我们，让我们混在他们队伍里继续前进。于是，我们从咸阳跟着西藏民族学院的同学又上了去西藏的火车。但过了宝鸡，快到兰州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使得我不得不小心行事了。 “ 冰 山 上 的 来 客 ” 当时的火车真是又脏又臭，挤死人了，行李架上睡人，座位下也是人。几位藏族学生为了保护我们不被老师发现，经常把自己领来的食物先给我们吃，我们则在座位下躲着不敢出来。火车时开时停，没有个准，真是急死人了。车停宝鸡时，我就和石吕平商量，让他看好装着纪念章和语录袋的书包在车座位下等我。我到车头找司机商量商量，能不能让我们两位汉族学生与他们一起，一边帮他们劳动，一边也能舒展一下身体。我从窗口跳下，直奔车头，但那些司机怎么也不同意让我们上去，只嚷嚷着叫我“快走！快走1正在坚持不下的时候，列车启动了。这怎么办？我一下子吓呆了，后面的车门已关上，再上不去了，我的纪念章、语录袋，还有那封重要的信和剩余的十来块钱全都没了！这怎么办？我一下狠心，跳上车头水箱边的梯子，右手死劲地抱着扶手，火车加速了。这时已是深夜，大西北的十一月份早已是银装素裹，白雪皑皑。刚才在车箱里人挤人一点都不感到寒冷，这一下子，短短几分钟，我就被西北风吹得全身直打颤！西北风真厉害啊！ 车越开越快，风越来越冷，我穿的只是一件上海带来的薄棉袄，加上姨妈临走前给我的一件薄大衣，这哪能对付大西北酷冷！火车呼啸地穿过山洞，时而跨过悬崖峭壁之间的桥梁，飞奔在茫茫冰雪的黄土高原。火车头喷出的雾气，还有丝丝暖意，可我已感到手脚全麻木了，动弹不得。冬天的大西北实在是太可怕了，我象掉进了冰窟似地变成了一个僵化物，嘴也不能动了。突然火车震动了一下，减慢了速度，我好不容易地睁开了眼，看见司机正从窗口不断向我挥手，向我喊话。但我什么也听不见，脑子里出现了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里那位挎着枪冻僵在冰山上战士的镜头，心想：“完了！这下完了1渐渐地失去了知觉。不知何时，我感到火车慢慢地停下了，一大群人朝我而来。醒来时，我已躺在司机驾驶室的凳子上，司机同志用自己的大衣盖着我，还不断地喂我热茶。好在当时我身体很棒，学校里每天长跑，还参加冬泳，一个多小时我又活过来了。“你这小同学，这可是开玩笑的么？”两位陕北口音的工人师傅亲昵地责怪我，还把他们自己带来的羊肉包子烤熟给我吃。不久，我们便成了好朋友，换站时，我把石吕平也叫了过来。就这样，还没有进藏，我就当上了“冰山上的来客”，克服了进藏前第一次体力上的考验。在火车司机亲切照料下，大约在清晨到达了柳园(现敦煌站)，青藏公路的始发点。 大西北的明珠——敦煌 柳园这个荒凉的小站，一下子几百名返藏的藏族同学到来，顿时热闹非凡。但我们又遇到了麻烦，巴桑等几位藏族同学悄悄前来告别，领队的不让带你们进西藏。一来你们手续不全，二来衣物不够，三来还没检查身体。另外汽车上是定位的，一个位子一位同学，学校要检查，混不进去……希望我们找部队想办法，拉萨会合！ 西藏民族学院同学的车队出发了，留下我和石吕平两人很是孤单。找到当地部队负责人商量。他们很是为难，给他们看我姨父那封信，他们更是为难。他们说这里是兰州军区，他们不能直接与西藏军区联系，隔开青海省，跨几个省，几个军区呢，请设法找西藏部队吧。可在柳园怎么找西藏部队呢？刚刚结束一个困难，新的困难又来了，我不禁想起“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诗句，我们不是“西藏难，更难于上青天吗？”耳边响起了毛主席教导：下定决心，不怕困难，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中国青年是不怕困难的，决心已下，必须继续前进！ 还是地方交通局好办事，我们找到了当地车队的一位好心人，他建议我们一边走一边联系，但指出目前的这身衣服是进不了西藏的，要冻死的！在这位好心人帮助下，我们决心在此地休整一下，先是他给我们安排了第二天去敦煌参观，然后他为我们找油罐车的熟人带我们进去，走一站是一站。 大约是66年11月7日左右，好心人帮我们找了一辆顺便车，送我们进了敦煌。汽车一离开柳园，随即就是荒无人烟的大沙漠，一望无际的黄沙。驾驶员同志整日奔驰在这条线上，似乎毫无感觉，可对我们这两个从小就出生在上海的学生来说，看到一望无限的沙漠荒野，兴奋不已。汽车约开了2个多钟头，就出现了奇迹。刚转过沙丘，居然会出现一片绿茵，一排排高大的树木，而两边矮土山上一个又一个洞穴，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缓缓流过，啊！敦煌到了0世外桃园”到了！ 汽车开到了办公室门口，里边走出来一、二位老者，用夹生的陕北话说：“你来啦！欢迎！欢迎1他跟司机好象很熟。司机介绍了我们两人，说是内地来的红卫兵，要去西藏串联，站长让他带来看看敦煌。“好啊！好啊！值得看看，现在文化大革命几乎没有什么人到这地方来的，青年人要了解祖国，一定要来敦煌。”老头子的话一多，我发觉讲话的语调有江南口音，便问：“老同志，你也是南方人？”“是啊，是啊，我是无锡人，后在上海读的书。为研究敦煌，我在这里十几年了……”居然在此听到了乡音，我们分外亲热起来，前面的拘束荡然无存。老学者异常热心拿了一串串钥匙，带着我们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你看，这幅壁画，外边全被洋人割走了。”他无比痛心地介绍，“你看，这些飞天，也是被帝国主义强盗掠夺走了，至今还放在英国国家博物馆里。”他一路痛惜，一路愤怒地声讨着，好象有无数的冤仇难以发泄似的。他讲了历史，又讲了艺术，使我们大开眼界。我怎么能想象，我们的祖先在近千年前，居然能在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创造出如此伟大的作品。而可恨的满清王朝，蒋家王朝又不能妥善地保护好老祖宗的遗产，使之一次次遭人抢掠，遭人破坏……当谈到老知识分子目前的工作、生活条件时，他居然说：“现在比过去不知好到那里去了，我现在在这里吃穿不愁，就是国家穷，经济不够保护这些东西要钱哪……”返回柳园的路上，那老知识分子的形象久久浮现在我脑海之中。他不求吃，不求穿，只求保护好这些文物，他需要支援，需要帮助……多么可敬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啊！还是个江南人，我们的老乡！ 第二天，我们从柳园坐上热心人安排的熟人开的油罐车向柴达木盆地的大小柴旦出发。 挺 进 柴 达 木 第二天一早，热心的站长专门为我们安排了一辆油罐车，顺路把我们先送到格尔木再说。驾车的司机约二十多岁，同我差不多大小，是陕北米脂县人。他那一副憨厚、直爽的性格，不用五分钟我便喜欢上他了。当他把我的小包行李撂在车后行李箱时，发现我手中还拎着一个塑料袋，便问：“这是啥东西？”“几个苹果。”我随意脱口而出，“这玩意还拎着不放，怕啥，怕我吃了？”他一把抢过苹果袋，边罗嗦边撂在后车工具箱里：“人家说上海人小气，我看一点也不错，几个破苹果都抓得紧紧的，怕啥，怕大西北没好东西啦？”他自言自语地又在教训我：“你不了解我们大西北，实在是富有的很哩，啥都有，满地是宝藏，性格也比你们上海人直，到前面你看我给你弄点啥好吃的，要啥有啥……”就把我推进驾驶舱，和石吕平挤在中间。 汽车象野马一样奔驰在黄土高坡和沙漠的平坦大道上，时而颠簸，时而平稳。年轻的司机也不管我们爱不爱听，一路上就开始介绍他自己，“我叫王国庆，49年国庆大典那年出生，属牛的，就是脾气犟点。我父亲抗美援朝回国后就在这青藏公路上开车，现在身体不好在家。我当兵复员后也要求到这里来开车，开车什么都好，就是找女人难点，成天安定不下来……”他滔滔不绝地讲他的家庭，他的工作，他的快乐，他的痛苦，任何东西也不隐瞒……车子刚开过小柴旦，他已经把大柴旦、柴达木盆地介绍得透亮透亮的。“你们别小看这里，现在是茫茫一片，什么都没有，可地底下全是宝，什么石油啦，稀有金属啦，应有尽有，等到将来这里开发起来，”他眯起眼睛，好象看到了什么似的：“保管你们上海人一批又一批地要到这里来1我们人地两生，什么也不懂，唯独被他的那种乐观精神深深感动。我心想，这些年轻人，同我们一样年青，常年累月毫不疲倦地奔波在这荒无人烟的柴达木盆地里，什么也看不见，他们却是那样地乐观，那样的憧憬着未来，毫无怨言。他们图什么？还不是无数这样憨厚勤劳的人们，用他们无穷无尽的辛勤劳动、任劳任怨地一砖一瓦地建造着祖国这雄伟长城吗。我们算什么，除了读点书，识点字，给国家又做出了什么贡献？想着想着，便更觉惭愧，不如身旁的小伙子，一阵肃然起敬的感觉从心中油然升起！ “好了！快到大柴旦了。”他指着远处只有孤零零地几幢房子的小城镇，“今晚就在这里休息了。”车子停下，取下行李，我的两只苹果冻得象石块一样坚实！ 此事至今已过了三十多年，这位平平淡淡、默默无闻、忠厚又倔强的年轻司机在当时就留给我极深刻的印象。我曾在过去1967年写的“西藏之行”中提到过他，谈到了当时的种种情节和感受。文革中的这些材料今天重写肯定没有当时那样清晰详细了，但今天肯定会比当时有更深的感受！年轻的司机朋友啊，你现在还好吗？找到女朋友结婚了吗？家庭生活过得怎样？是否仍在开车还是已换了工作岗位？今天的柳园已并入了敦煌市，每天接待成千上万的国内外宾客参观旅游，我在电视里已看到了它的巨大变化，柴达木盆地也是发展得迅猛异常。尤其是党中央提出开发大西北的伟大号召后，你长久埋在心底里的愿望正在实现。正如你当时说的那句话，尽管很刺伤我，但确实是对的。你说：“你们这些人，不要说到这里什么也看不见，可我就看见了许许多多，过不了多少年，这里的变化保管让你吓一跳1 第二天一大早，年轻的司机早已起床，用喷枪给水箱加温，等车发动以后才把我们叫起上路了。 经过小柴旦，我们进入了一片平川，公路平坦而笔直，简直象城市里的柏油马路，司机小伙子加大油门，车子轰隆隆地在拼命朝前飞奔……“这里的路怎么这么好？”我好奇地问道。“这里是盐湖，我们汽车在盐湖的上面奔驰。”他又开始了他的介绍：“这里是方圆百里的大盐湖，因为含盐量高，气温低，再加上周围的黄土风沙，终年累月积压成现在这样，这里的路面只要用水洒一下，高低不平的地方就平整了……”“是这样简单吗？我们这么重的汽车也不会陷下去？”我开始有些担心。他笑了笑说：“别说汽车了，将来这里还可能开火车呢，盐层有10米厚呢1说着说着，时间飞快地过去了，我们已开进了格尔木管辖区。他按“热心人”的指示把我们送到当地兵站，放下我们后他就去卸油了。我们望望着远去的车影，默默地祝福这位朋友一路平安！ 软 禁 在 “ 格 尔 木 ” 我们找到了兵站负责军官，讲明了来意，并出示了姨父写给西藏军区领导的信件。他左看右看，左打量右打量，似乎很不相信这是真的。我再三向他说明情况，他还是不相信，拿着信看了又看。不一会儿，他就说出去一下，让我们等着。我估计他是出去找人商量，或是找更高的上级反映情况去了。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这位负责军官总算回来了。他进来就说：“你们的事不好办，这封信是私人信件，我们无法弄清虚实。再说我们这里是青海省军区，兵站无法直接与西藏军区联系，只能通过部队的正规渠道一级一级的向上汇报帮你们联络、联络，但不能保证等到哪一天有消息。这样吧，你们把信留下，先在这里住几天，等有消息再说。要记住不能出去乱跑1他口气有点严肃，并把我们带到一间空的宿舍让我们进去。他走后，门尽管没上锁，但门口立即加了一个卫兵，“啊！我们被软禁了。”一出去，卫兵就要过问，不许出兵站！ 我和小石你看我，我看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吃饭时，卫兵送来了热气腾腾大馍汤，外加两个菜。这些天长途跋涉，一路奔波，有一顿没一顿的，看到这些香喷喷的食品，我俩胃口大开，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石吕平说：“这倒不错，他们肯定是怀疑我们这封信有假，但又不敢肯定，怕弄错了不好交待，索性把我们当高级嫌疑犯监管起来了。”“好！关就关，有吃照吃，有睡照睡，管他三七二十一，先过几天好日子再说。”我俩十分愉快地配合这次软禁，从不麻烦卫兵同志，遵守纪律。 一过就是两天，第三天，我实在憋不住了，一清早就起来，让卫兵同志带我找站长。他没法子，只好陪我去找。一开门，站长猛地一愣，“你怎么找到家里来了？”“我们呆在这里闷死了，我们又不是坏人，你关我们干什么？”“我这不是关你们，你瞧，我们的战士是在保护你们，陪你们等消息的嘛……”第四天、第五天早上，我们照例每天早上上班前就坐在他家门口的雪地里等消息。他的爱人也被我们这种坚决要求进藏的精神感动，竟然开门让我们进去坐坐。这位陕北大姐十分热情，问长问短，不断地给我们沏茶：“老杨这两天为你们的事忙坏了，到处找人联系，又怕你们冻着，饿着，哎呀！进西藏我们是要负责的呀……” 就这样，我们在日喀则兵站被“软禁”了一个礼拜，大约是第七天第八天，站长一早就叫醒我们：“起来，快起来1他口气是那样兴奋，“西藏军区还是没有回音，但我们出面请求西藏部队的车子送你们进去，走，现在就走1他乐得象个小孩子似的，带着两个战士，手里还提着一袋水果，上了他的嘎斯69吉普车，开到了不远的西藏军区车队停车处。对方的军官，大概是车队长吧，向他行了一个军礼，低声说了几句，似乎已知道了这件事。车队长从卡车里搬出了两件旧军皮大衣，还有两顶旧军皮帽，“伙计，穿上大衣，戴上帽子上路啦1车队长大声一吼，所有的车子发动马达，轰隆隆直响，好不威武。站长走到车窗边，从袋里拿出那封信，“带好这封信，当心，别丢了……” 车队启动了，我透过车窗望着渐远离去的站长，啊，是他整整“软禁”了我们一个星期。啊，好站长，我猛地感到一种惜别留恋之情油然而升。 登 唐 古 拉 山 我们的车队象条巨蟒离开格尔木，沿着公路向南进发。年轻的司机把握着方向盘，遥视着前方轰隆隆向前。两旁是一望无垠的平川，远处的高山白雪皑皑，天是如此地蓝，水是如此地绿，大地是如此宁静，在视野所及的地方极少见到人类的踪迹。司机座位旁的记事本上记着他出车的记录，这是他第五十次进藏了。他告诉我们，他爸爸也是部队的，现在兰州工作。他自己已当兵3年了，原来在西宁开车，是他自己一再请求，不久前才刚调到青藏线。他父亲曾经参加了青藏公路的建设，对青藏线很有感情，支持他的这个举动。他们全家都在为建设西藏，巩固边防工作着。说着说着，车队已经过纳赤台，进入了昆仑山口。“昆仑山在哪里？”“这不就是吗？”他指着远方连绵起伏的山。我还是摇头。小战士看出我的疑虑解释道：“这里已是高原了，平均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当然你看不到所谓高山了。”我才恍然大悟，我们此时已行进在巨大的山脉之间，脚底下的平原就已经比泰山还要高。我们在课本上多次读到昆仑山脉就在眼前0你好，巍巍昆仑山，我来看你了1我内心默默地重复着。 可能是由于高山缺氧，汽车在高原上爬行也格外吃力，马达轰隆隆直响。有时某一辆车出了故障，整个车队稍作停息，大家一齐帮他修好，有时路面遭遇冰雪风沙破坏，车队长就下车指挥，命令车辆绕道行驶。尽管车队行进速度时快时慢，尽管前面道路不时出现险情，但是这支车队始终紧密连接，从不脱节。有时候我下车观看战士们爬在车底下修车，换轮子。这些小战士大多比我年龄小，黑油油的脸蛋总带着稚气的憨笑，一有困难他们毫不犹豫朝前冲，从不怜惜自己。他们终年行进在这荒无人烟、气候恶劣、地质危险的青藏高原上，有病了从不下火线，难受了也不吭一声，硬是把这一车车的物资从祖国各地送进西藏，保障部队供给，支援西藏建设。他们是如此地默默无闻，是如此地伟大，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他们，只能说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前面出现一条小溪，路牌上写着“通天河”。“那不是唐僧西域取经过的通天河吗？”我惊喜地说道。“是啊，就是这条通天河，那我们不就是孙悟空了吗？”我想到了《西游记》。“首长说，我们人民战士都是孙悟空1小战士自豪地说。河边的小桥有些损坏，车队被迫停下，我望着这不起眼的潺潺小溪，碧绿碧绿的。啊，我们已来到母亲河，长江的发源地了！对于我这个从小喝长江水长大的南方人，一种亲切的心情油然而生。我正在发呆，车队长乐呵呵地走过来，两手满是油灰：“大学生同志，这条河要流到长江去的，写封信给远方的爸爸妈妈，让它捎去就行了1战士们个个都哈哈大笑。直到今天，我非常遗憾，当时没有照相机拍下我们在长江源头的难忘情景。过了通天河，又到达沱沱河，也是一条不起眼的小河，小战士煞有其事地介绍道，“这条河也是长江的源头，别看它们这样渺小，一弘小小的清溪汇入金沙江，到达嘉陵江时就变成大江大河了。”是啊，长江在嘉陵江、金沙江会合后穿过三峡，流过巫山龟山，进入楚地阔天边，苍茫万倾连着平原地带。伴随着一路说笑一路欢乐，车队开到了风火山。“司机同志，这是不是铁扇公主与孙悟空搏斗的风火山哪？”“应该是吧，反正人们都说这座山。”“怎么没有火啊？”“铁扇公主被我们吓怕了，扇不出火啦。” 我们行进在唐僧取经的路上，尽管路途遥远，尽管条件恶劣，可我们年轻的战士，用他们一颗赤诚的心，用他们无比坚强的毅力，用歌声、用笑声、用忍耐、用拼搏、用自己的生命战胜了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前进！ 经过雁石坪以后，车队准备向唐古拉山的制高点唐古拉山口进发。汽车时而上坡，时而下坡，前面的路越来越难行了，不断地出现陡坡，急转。雪山上空气稀薄，越向上越冷，汽车马达也因缺少氧气，更是轰隆隆直吼。路旁不时出现一排排黑白色的防护桩，防止汽车往崖边靠近。有时候，公路象凛然的闪电，曲折直闪而上，两旁万丈悬崖深谷，浮动着浓浓云雾。这种从未遇到过的情景，逼得我不敢大声喘气，更不敢向窗外俯视。越是往上，汽车越是咆哮，越来越多的警语牌跃入眼帘0陡坡、急转、限制车速、鸣号。” 汽车转了一个大弯，慢速地向山顶攀去，四千五百米、五千米、五千一百米……四周的群山慢慢降下，车旁不时出现朵朵云彩。汽车哮喘着，怒吼着，不知翻越了多少雪山，绕过了多少急弯，又一座刀削斧劈，娟秀婀娜的奇峰，耸立在前方！小战士指着前方一块牌子：“唐古拉山口，5300米1“啊，青藏公路的最高点，唐古拉山口到啦1“我们胜利啦1不知何时，整个车队都响起了喇叭声，汽车的轰鸣声，再加上喇叭的欢笑声，震荡着整个山脉，在高原之巅四处回荡。这是何等的壮观，何等的振奋！年轻的战士们用自己的汗水又一次征服了种种困难，向大自然庄严宣告：我们胜利了！远处的兵站突然涌出了一群战士，他们敲锣打鼓，挥手致敬，欢迎车队到达。 天渐渐暗了，周围是一片云雾，整个世界已经宁静下来，唯有我们兵站院里，灯火通明，热气腾腾。站长同志早已为车队、为我们安排好了宿舍，准备了香甜可口的饭菜。“伙计们先吃饭再休息”一位穿白围兜的老炊事员，手里拿着盛菜的脸盆嘣嘣直敲：“开饭喽1食堂里热气腾腾，菜肴居然如此丰盛，有鱼有肉，还有各种素菜。最最好吃的是炊事班自己腌制的腌萝卜，让人百吃不厌。战士们个个都很清楚，这些丰富食品，大多是兵站的战士们不辞辛苦种植出来的。他们在兵营四周搭建了暖棚，从各地收集了菜籽，虽经无数次失败从不气馁，硬是在这无植物生存的唐古拉山之巅，种出了一批又一批菜果。谈笑过程中，我们得知，为了这条公路，为了这个兵站，解放军战士和藏族同胞是付出了生命和热血的代价，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流满了战士和藏胞们的汗水。晚上，战士们都进入了梦乡，我却辗转不寐，因为在这短短几天旅途中，我不断地听到人们谈起他们的事迹。 有这样一个故事：每当老兵复员退伍时，兵站上的老同志可紧张了，要求留站工作的决心书象雪片似的从唐古拉山上飞向领导。那些已决定离站的同志，没有一个不流着热泪与战友分手的。临别时候，全站同志手挽手，一路相送一路鼓励。上车前，离队战士还要久久地遥望一下这个火热的“高原之家”，吃一口唐古拉山上的白雪，带几块唐古拉山上的石块在身边。回去的同志一刻也不会忘记这个团结战斗的大家庭。几年来，从祖国各地寄来的蔬菜瓜果种子有的已在营房暖棚里开花结果了。 啊，我终于来到了这雄伟的唐古拉山口，我终于见到了这些和唐古拉山一样可敬难忘的解放军兵站战士。 东方已蒙蒙发亮，我再也无心休息，走出宿舍，来到兵站旁“唐古拉山口”的石碑旁……，我简直埋怨自己不是个诗人，不能把自己对祖国锦绣河山无限爱慕之情，变成最美好的诗句；我简直埋怨自己不是一个画家，不能把祖国婀娜多姿的景色，绘成最美好的图画。但我想，即使是诗人和画家，面对这动人场面，也只能一筹莫展。 祖国啊亲爱的祖国，千万吨油彩也无法描绘出你的美丽，最动人的诗篇，也不能表达你的伟大。而你内在的美和真正伟大的力量，是任何画面和诗章无法表达的！ 车队马上又要向拉萨进发，战士已启动了马达，我不得不收回那野马似的思绪。阳光下，远处山上几排巨大的诗句绚丽夺目：昂首挺胸唐古拉，世界屋脊我的家。毛泽东思想哺育咱，冰山雪岭开红花。 飞 向 拉 萨 越过唐古拉口向南，进入广阔的西藏自治区地域。由于唐古拉挡住了北方的寒流，我们越往南走，就越感气候的舒适。 我们的车队沿着蜿蜒曲折的青藏公路徐徐向前，越往南开就越体会到藏胞的民俗风情。公路两边不时出现藏胞赶着牦牛、绵羊在草原上放牧的情景，一幢幢沾满牛粪、冒着炊烟的藏胞住宅擦边而过。远处还不断闪现红顶白墙上挂有金色铃铛的寺庙，到处是一片安详，充满活力，充满生气的愉快场景。 藏胞们极其热情好客，看到金珠玛米车队经过，还会挥手致意。可以想象，我们的军队在帮助藏胞推翻黑暗的农奴制度，抵御外国反动派入侵，建设新西藏的漫长岁月里，已与广大翻身农奴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藏族同胞把青藏、川藏公路称作“五彩路”，把解放军称作“金珠玛米”。我深深感到这里好象过去的延安陕甘宁边区一样的朴素、真诚。 年轻的司机讲起了许多藏胞与军队之间的可歌可泣的故事。进入藏区，部队的纪律比内地还要严，战士们必须尊重藏胞们的宗教礼仪，遵守藏胞们的风俗习惯。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大家庭的团结，我们的军队还必须是宣传队、工作队、生产队。小战士说，进藏初期，部队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甚至发生过个别战士打死了藏族认为是神鸟的山鹰最后被处决的事情。但我们一路上看到更多的是修建公路、桥梁而牺牲的战士们的简易坟墓。为了祖国的统一富强，多少战士和藏胞没有看到今天的美好情景就贡献出了年青的生命…… 由于是下坡，车队的速度比原先快了许多。远处广阔的草原上还会出现一群群飞奔而过的藏羚羊群，湖边也看得见无数白鹤、天鹅及各种不知名的鸟类在翱翔嬉水，有时路前面还会突然闪出一只一人高的大老鹰，傻乎乎地看着你动也不动。车队每每遇到这种情形，不是停下让它通过，就是减慢速度，从边上绕过。在这里，大自然和人类和谐地生活着，共处着，相依相存。事过三十年，再回忆起当时的这些情景，我感到我们的进藏部队从进藏一开始就十分注意保护那里的生态和环境了。 车队经过安多又到达那曲，在那里简简单单休息一夜后，直奔当雄，马上到达羊八井。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些汉族工人和藏胞正在修建电站和地热气站，在这些援藏的工人中，有来自江苏、浙江和上海的技术人员，他们看到军车队里还有两个上海学生，异常兴奋，互相留下姓名和地址，还说要抽空到拉萨来看望我们。真没想到，祖国各地到处都能见到老乡，祖国各地到处都能听见乡音，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年轻的车队长在堆龙德庆站休息时，还专门列队作了训示，“马上就要进入拉萨了，同志们把胡子刮干净点，脸洗干净点，把车子卫生做好点，我们车队一定要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地进拉萨1 远处岳王山上的布达拉宫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各地进入拉萨的汽车川流不息，我们的心激动起来，十五天的艰难历程即将结束。啊，我们终于胜利地到达了拉萨！ 美 丽 的 “ 拉 萨 之 夜 ” 傍晚时分，车队进入了拉萨，车队长特地换了一辆嘎斯69的小吉普车把我们送到拉萨市第二招待所(当时临时作为红卫兵接待站)。帮我们找到负责人，安排好住宿后他便带上我的那封信说，他设法帮我们转达情况给上级，让我们先在这里好好休息。 拉萨市第二招待所是一个很大的院子，位于市中心，离劳动人民广场不远，房子结构有点象寺庙，两层楼高的建筑古色古香，楼上楼下共有20多间小屋，典型的农奴主院落。因为接待返藏的民族学院学生，这里新装了好多电灯，彻夜通明，人流不息。我们设法找到了正在等待返回故乡的强巴和巴桑罗布等许多路上认识的民族学院学生。他们听完了我们进藏的故事后，都兴奋不已，紧紧地和我们拥抱，一次次地表示太欢迎我们来到拉萨作客，并纷纷表示要带我们去他们家乡看看，陪我们好好地逛逛拉萨城……。夜已深了，整个拉萨已进入了梦乡，唯独第二招待所里的各个房间还是人头攒动，大家你来我往地忙个不停。 不知什么时候，外面进来了好多穿藏袍的女孩子，我们感到有点面熟，但想不起来。正在犹豫之时，带头的那位女孩笑着说：“怎么，不认识我啦，我是西藏民族学院的白玛央宗，路上还给你送过茶水。”“哦，想起来了。”这些女同学回到拉萨后都纷纷换掉便装，穿起她们心爱的藏袍，把她们动人的身段展现出来，显得格外美丽。她们拎着藏壶，端着杯子，倒上一杯热腾腾的酥油茶，先行了一个藏礼，然后捧到你的面前：“请喝一杯酥油茶。”我被这从未见过的热情接待礼节弄得不知所措，端起杯子喝了一口酥油茶。“哎哟！怎么是这种味道1一种象中药又不象中药，象茶又不象茶，象奶又不象奶的味道强烈地刺激着全身，凭良心说，第一次喝的感觉实在是不好受，简直有点无法接受，但面对着这群热情的藏族同学又不好意思说。“好喝吗？”白玛央宗问道。“好喝，好喝。”我昧着良心点点头。“来，再加一点。”她马上又朝杯子里加了一点。我又喝了一口，她马上又热情地添满了杯子。我被她们这种热情弄得实在吃不消。“怎么是这样地热情，我简直吃不消。”我实在感到有点受不了，还是巴桑罗布看出点明堂：“就喝这一杯吧，他们太累了，也该休息了。”我领会他的好意，硬着头皮猛地一口把这杯“酥油茶”全部灌下肚子，所有的藏族同学都高兴了，他们边鼓掌边夸奖：“这才是好样的，你能接受我们的礼节，我们喜欢这样的朋友1几位姑娘又向我献上了一条洁白的哈达，挂在我的脖子上，我又学着他们的手势回敬一遍。屋子里充满了笑声和欢乐声，第二招待所洋溢在典型的藏族喜庆气氛中…… 为了适应西藏的酥油茶，我买了些止泻药，一边喝酥油茶，一边拉肚子，又一边吃药。如此的重复，渐渐地我适应了这玩意儿，开始喜欢喝了。而且越喝越多，变成了必不可少的饮料，每天能喝一热水瓶。 夜更深了，歌声和欢乐声慢慢开始降低，我也已感到十分疲乏，正准备休息，突然传出一声大叫：“不好了！西藏日报那里失火了1哗的一下子，所有房间的人全从梦中惊醒，只见各个房间都有人朝外跑：“去救火啊1“去救火啊1我周围的藏族学生一下子全冲出了院子朝火光奔去。我也感到作为一名汉族大学生必须冲锋在前，跟着人流，飞快地朝火光跑去…… 出了院子拐一条街就看见远处的房子在熊熊的大火中燃烧，估计离这里有5、6公里远。但我没跑多远就感到上气不接下气，胸口疼痛得厉害，两腿发软，心跳极快，全身无力。任凭心里如何激动，但还是难以继续，只得停在路边哈欠哈欠地大口吸气…… 藏族学生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只留下我和小石两人在路边喘气。“这里是高原啊1石吕平好不容易从牙齿里迸出了这几个字。大约过了半小时，陆陆续续有藏族同学返回。“火被消防队扑灭了！问题不大1他们边走边告诉我们。这时巴桑和强巴他们也已返回，扶起我们一齐朝回走。我记得我们俩好象是被他们架着或背着才回到“二招所”的，时间大概是拉萨晚上三点钟左右。后来在与藏族同志谈起我西藏生活的故事时，他们常问我，你是哪一天到达拉萨的，我会清楚地告诉他们，我到达拉萨的那天晚上，正是西藏日报着火的那个夜晚。 啊，美丽的拉萨第一夜，难忘的拉萨第一夜！ 张国华司令员二、三件事 在西藏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忘的不眠之夜，见到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难忘的人，而最最使我难以忘怀的就是那位时任自治区书记、西藏军区司令员的张国华同志，我有幸多次有机会见到他，听他的教侮，并与他谈话，发生了一件又一件永记心头的小故事。这些事情，虽然已过了三十多年，张国华同志去世也已二十多年了，各类报刊杂志刊登张国华的资料也不少，但我与张司令员发生的这些故事可能没人知晓。三十多年过去了，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藏也发生了日新月异的进步，这些故事却时时萦绕在我的心中，时时让我激动不已，觉得再也不能不写一点下来，作个纪念吧！ 我到达拉萨的第二天，由于前一阵长途跋涉，疲劳过度，再加上当天晚上的“西藏日报”救火事件，我整整在宿舍躺了一天。傍晚时分，一辆军用小吉普开到“红卫兵接待站”，两位英俊的军官来到住处找我。那位年轻一点的军官介绍道，他们是军区司令部的，另一位是张国华同志的秘书叫党毅川。张司令员已知道我们来到拉萨，特地派他们前来看望我们。我真地不知道是车队长呢，还是红卫兵接待站的汇报，张司令员能如此快地知道了我们的到来，并立即安排秘书前来迎接，前来看望。在西藏，尤其是文革期间，形势一天一变，张司令员的工作肯定是繁忙不已的。他居然把我们的这件小事也放在心头，极其认真地做好安排，我深感震动。党秘书给我们带来了一听奶粉和一些水果，说是首长叫带的。他问了一些我们路上的情况，以及来藏的打算和要求！临走时一再嘱咐：“这里不是内地，一定要当心身体。张司令员正在安排时间见你们一次，希望你们不要乱跑，到时候找不到你们……” 过后的几天，我们在民族学院的同学陪伴下，参观了大昭寺、小昭寺、罗布林卡、八角街、劳动人民文化宫。文化大革命初期，因担心文物受损，这些寺庙都临时性地作了关闭。尤其是布达拉宫，还专门有一支部队日夜守卫，生怕局势混乱，文物受到破坏。经过红卫兵接待站的联络，布达拉宫破例为我们开放了半天。我们在专人陪同下入内参观，陪同人员随手从神台上取下一个碗，翻过来让我看。“哇1我失声地叫了起来，这碗的反面明明白白地印了四个字“大唐帝国”0这里的所有物品，都是近千年来汉藏两民族友好交往，共同发展的见证。”陪同我们参观的喇嘛用生硬的汉语吃力地讲解着。我站在布达拉宫的最高层，遥望着拉萨的全貌，金色的大挂钟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仿佛感受到了文成公主和松赞冈布时代的种种气息！心中情不自禁地感叹道：“西藏啊西藏，你是祖国永远不能分割的一个部分1 大概是到达拉萨后的第四、五天吧，我们正在罗布林卡参观，遥望着那里到处乱跑的猴子和驯鹿。接待站的同志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过来：“军区来车接你们啦1“张国华司令员派车来接你们了。” 我们坐上了军区的吉普车，绕过市中心，跨过拉萨河，开进了军区大院。在一个象接待室的大房子里，党秘书和那次一起来的军官战士们让我们先坐下休息，喝口茶：“司令员正在开会，过一会儿来看你们。”过了最多半个小时，接待室的边门开了，张国华司令员带着好多首长神采奕奕地走了进来。我霍地站了起来，走上前去，紧紧地握住张司令员的手。党秘书向我们一一作了介绍，我记得那天来看我们的还有任荣政委，陈明义副司令员，殷法唐政治部主任等等。围着会议桌坐定之后，张司令员用他那亲切又豪放的江西话说道：“欢迎！欢迎内地的红卫兵小将到西藏来！我们来晚了，这两天有点事腾不出身来看你们。我们西藏比内地落后多啦，希望你们把内地的好经验、好方法带到西藏来。生活上，工作上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找我们，我们尽力帮助！也希望你们能把驻藏部队和翻身农奴对党对祖国的深情厚意带到内地去，让更多的内地同志了解西藏，了解军队……”“你们还有什么要我们帮助的吗？……” 寒暄之后，我便告诉司令员，我这次来藏主要是想作点社会调查，最重要的是想把毛主席纪念章和语录袋送到边境，亲手送到第一线的边防战士手里……。 “你们一定要去边境？”我发现司令员眼里出现了一道说不出的感动。“这些礼物是我们从北京千里迢迢带来的，一定要亲自送到边防战士手中。”我坚定地重复一遍。“这件事……可不太好办……”他十分犹豫地边说边转过身朝着陈明义副司令员笑着说道：“老陈啊，这几个娃子要去边境送毛主席纪念章，你看怎么样？”陈副司令员一直在望着我们笑，并没有表态。张国华司令员得不到响应，也感到问题略有些棘手，便转过身来说：“别的事都好办，就是去边境第一线，安全问题不得了的。出了一点差错，我们可不好交待的……这样吧，你们把纪念章、毛主席语录袋交给我们，由军区负责送去，保证没有失误，行吗？”我感到问题开始难办起来，司令员都没办法，谁能帮忙呢？我也不知道从那儿来的勇气，居然当着这么多首长的面不同意司令员的建议，坚持说道：“这些纪念章和语录袋是我们的一片心意，如果请你们转送，还不如从北京邮寄呢，一样能寄到。我们千里迢迢过来只是为了亲自到边防并亲手把东西送上去，我们就是这样想的……”我越讲越激动，越讲越感到委屈。“好啦！好啦！你们的心意我们是理解的，但做事必须要严谨，让我们研究研究再说吧-…”司令员没把话封死，“来去食堂吃饭1 在军区首长食堂，司令员让我陪他一齐吃饭，石吕平同学随其他首长在另一间房入伙。我们这一桌只有司令员、任荣政委和我三个。伙食十分简单，三菜一汤，一盘大蒜炒肉丝，一盘青椒土豆丝，还有一盘清炒凉瓜，汤也是简简单单的鱼头豆腐汤。我清楚地记得张司令员吃的是一种杂粮饭，给我和政委点的却是天津小占米饭，喷香喷香的。我二十多岁了，这还是第一次吃到这种米饭。任政委告诉我说：“这种天津小占米产量极少，司令员只是招待贵宾时才用的。今天我也是沾了你的光才吃上一碗。”“那司令员吃的是什么？”我问。“司令员身体不好，血糖高，还有好多病，医生只让他吃杂粮，不能吃细粮，好的东西不能吃。”任政委解释道，“这叫做贫穷病，一辈子只能吃五谷杂粮，有福不能享……哈哈哈。”张司令员拣了一块凉瓜给我：“娃子，这是好东西，你们上海人不爱吃，但你到了大西南，一定要学会吃这种东西，是清火排毒的……”听了这话后，我一连吃了几块，尽管有点苦涩涩的，但还可以适应。这是张国华司令员第一次教我吃苦瓜，几十年来，我越来越爱吃苦瓜，每当我吃苦瓜的时候，就想起了张国华司令员。 席间，张国华问起了一些北京的情况，也悄悄地问起了我姨父的一些近况，我一一作了回答。但他始终没有谈及姨父写给他们的信，我觉得不便多问，顺其自然为好。事实上，在那段浩劫的“文革”时代，多少老同志、老战友，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关心着自己战友的命运，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他们之间的情和义，但在这一特定的条件下，他们不想多说什么，也不能多讲什么，沉默和无言可能是他们最好的思念和关怀！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 亚 东 行 大概由于我们的这种真诚态度一次又一次地感动了军区领导，军区最终同意帮我们安排。在我与党秘书的多次接触交谈中才知道，为了让我们安全顺利地到边防第一线去赠送主席像章和语录袋，军区领导是作了极其周密仔细的安排。因为当时中印边境时有磨擦，西藏境内也时有小股叛徒来回流窜，司令员要求有关部门把我们这次活动的安全放在第一位，绝不容许有半点闪失。路线、时间、活动都作了精心策划和布置。 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早上，军区派了两辆吉普车，每辆车配备两名持枪的战士和一名司机，护送我和石吕平两人从拉萨出发开往边防。吉普车飞快地朝南行驶，快到下午时分就开到了江孜。一位战士告诉我：“首长安排你们先看一下江孜炮台，今晚往日喀则，明天休息一下，参观日喀则。后天一早出发，经江孜直达亚东。”吉普车带我们缓缓地从江孜炮台的山峡前驶过，驾驶员同志指着山上的炮台说：“这个炮台是满清后期藏族人民为抗击英帝国主义入侵而建造的。为了捍卫祖国的统一，不受外国侵略者侵犯，藏族人民在这里与外国侵略者作过殊死的搏斗。”傍晚，我们便到达了日喀则军分区。当地的驻军首长已知道我们的到来，给我们简洁而又盛情地款待，住在军分区招待所里，分区首长还亲自看望并陪我们聊天。 第二天一早，当地政府专程派人来陪我们参观了扎什伦布寺。据陪同的藏族同胞介绍，这扎什伦布寺是班禅大师的寺庙。西藏分前藏和后藏，布达拉宫是前藏的宫殿，供达赖喇嘛使用，而扎什伦布寺是后藏宫殿，专由班禅大师主持。我们参观了寺庙，感到与布达拉宫也差不多大小，只不过在建筑外型不大一样罢了。寺庙里最大的一尊佛像，我和石吕平从后面爬上去，几乎可以从佛像眼珠里的门洞走出来，大佛的手上可以同时站立四、五个人。我们瞻仰了十几个已故班禅的木乃伊，并一一鞠躬行礼，想想千百年前，藏族同胞竟能在如此恶劣的气候和条件下建造如此辉煌雄伟的宫殿，不胜自豪！ 当晚，我们返回江孜兵站休息，准备第二天一早的亚东之行。 离开江孜朝南，明显地感到气候的变化，大地的植物也明显的不同。渐渐的绿色多了，冰雪少了，翻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山头，居然还看到南方的阔叶林带。而那里的藏族同胞穿的服装又与拉萨地区不一样。司机同志介绍道：“西藏的南面是印度洋气候，北面的大山挡住了寒流，这里的气候是亚热气候，适宜种植。你看，不象前藏以放牧为主，这里的藏胞是以种植为主。”还有一位战士说道：“这里的东西啥都有，香蕉、苹果、橘子应有尽有，想不到吧1是的，车子越往南开就越象江南，出现了块块农田。藏胞的房子上也没有前藏的那种牛粪饼了，干干净净的。有几位藏族姑娘头上居然还插满了鲜花朝我们微笑着招手，亚东快到了。 中午时分，我们赶到了亚东，这里完全象祖国的南方，满山的森林，到处是小溪河流，暖和的气候与西藏大部分地区不一样。 边防部队正在召开“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军营礼堂外停者一辆辆坦克和战车，还有一队骑兵骑着战马分开站在大门两边。见我们小车到来，骑兵们威武地举起枪朝天射击，以示欢迎。我们被如此隆重的军队礼节弄得受宠若惊，不知如何是好。车停下来，几名威武的军官前来迎接，邀我们到大会主席团就座。会议大概早已开始，快进入尾声了，正等着我们把北京带来的十枚毛主席像章和十只毛主席语录袋献给十名优秀战士。当我们捧着这些礼物走上主席台交给首长时，我们发现全场的气氛异常激动，战士们报以雷鸣般掌声。首长用麦克风对大家讲：“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不远万里，从北京给我们带来了最最珍贵的礼物——毛主席纪念章和毛主席语录袋。他们表达了全国人民对我们的希望，对我们的爱护，我们怎么办？”“保卫祖国1“保卫边疆1“保卫祖国1“保卫边疆1战士们用最响亮的口号声震动着边疆的大地！ 会后，应我们要求，部队首长让我们也骑了一下战马，并与边防战士在马上合影留念。至今我的照相本里还存放着那张在亚东边防站军马上拍摄的珍贵照片。首长告诉我，照片后面的山上就是边防线，我们的战士日夜在那里站岗。 我的“亚东之行”立即被军区的《高原战士报》作了报道，当西藏日报、人民日报的记者前来采访时，我对他们讲了实情，我的父亲正在隔离，母亲已赶进车间，亲戚们几乎都被打倒！我不希望报道我本人。后来的“人民时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转载这篇报导时讲得十分灵活：“X月X日内地红卫兵小将不远万里从北京来到西藏边境，给日夜守卫祖国边防的解放军战士赠送了毛主席纪念章和毛主席语录”他们尊重我的意见，回避了红卫兵小将的姓名，作了一次巧妙的报道。 “ 森 林 公 司 ” 事 件 由于大批民院和西藏民院的藏族学生返藏串联，再加上后面又陆陆续续来了十来位各地的红卫兵，西藏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之火也开始燃烧起来。 我们从亚东刚回到拉萨，就已看到拉萨市内贴出了不少“打倒张国华”的大字报。我在各处仔细地观看这些大字报，归纳起来打倒张国华的理由只有三条：第一，他是林芝森林公司群众斗群众的幕后策划者；第二，他在中印自卫反击战中枪杀了两名战士，大字报称他是杀人魔王；第三，讲张国华包庇和讨好阿沛和班禅这些农奴主，看来事态比较严重。 此时此刻，我已应邀加入了西藏民院的红卫兵组织“农奴戟”。该组织非常欢迎我加入，还给了我很高的职务和位置曰“内地红卫兵代表”。我有了组织并光荣地戴上了袖章，成天跟着藏族红卫兵跑来跑去。为了弄清张国华问题，我请求组织给我派几位同学组织一个调查小组先赴林芝，去调查森林公司案件。“农奴戟”派了巴桑罗布，名吉才记等几位同学与我同往林芝。 林芝在川藏路上，拉萨以东500公里的地方，先经过工布江达县，越过米拉山脉，沿着雅鲁藏布江一直往东。 我们几个人在西藏最大的森林地区林芝住了一个多星期，前前后后找了一百多名直接参与和间接旁观的藏族林工，作了详细调查。最后发现“森林公司”在运动初期发生的这一场两派群众武斗事件，是一名部队派到林场的军官处理一些小事不当而引起的。张国华同志压根不知道此事(因这名军官怕受批评，在整个事件中从未向领导作过汇报)。在返回拉萨后，我们小组将调查结果也写了几万字的大字报，摆出了调查此事的原始材料，讲事实摆道理并拿出了看法：我们小组认为，造成地方群众斗群众的直接责任应由那位军官负责。张国华同志尽管不了解任何情况，更没参与任何事情，但作为军队和地方的主要负责同志，是有官僚主义的，仍应付一定的领导责任。这份详细的调查报告，有调查组所有同学签名，更有林场两派100多名参加者的谈话记录签名，有人证更有物证，有大字报还有小调查报告。这张大字报贴在了拉萨几个主要地点，而调查报告也发到一些矛盾较大的单位，因为调查极为过细，证据又十分有力，引起了各方面关注。街上再纠缠森林公司事件的大字报和小报因无招架之力不久就消失了。 在以后的一些时间里，我们又通过党秘书要求见一次张国华同志，希望他能接受我们调查，他欣然同意了，并且很快安排了时间、地点，还是头一次接见我们的会议室。 他开门见山地讲了起来：“我们欢迎你们来西藏串联，就是欢迎你们揭发我们的问题。我不是圣人，缺点错误一大把，我也不怕人家戴高帽子，但比较喜欢实事求是地谈问题”。他突然把话题一转：“你们不是对我森林公司的事作了调查吗，你们写的材料我也看过了，基本上同意你们的批评。我官僚主义严重，工作做得不细，对下级干部管理不严，造成两派群众大规模冲突并发生流血事件，我十分痛心，我要负主要责任的，我决不推卸责任。前几天在自治区党委会上作了检查，也拿出了处理意见，同学们看看行不行？……”他讲起话来很谦虚，也十分诚恳，就象自己犯了错误似的。 突然司令员把话题一转：“你们不是也多次找森林公司那位郭副师长谈话调查了吗？”我们说：“是的，他已经反反复复把事情经过讲清楚了，表示很痛心，表示对不起你！对不起部队……我们在林芝也曾多次找这位郭副师长调查，两方面意见的人也都作了调查。郭副师长本人明确同意我们的调查结果的，并在谈话记录上签字。”司令员摆了摆手，接着说道：“军区对此事也作了调查，基本上与你们的结果差不多。现在已对此事作出了处理意见，对郭师长作开除军籍，送回原籍的处分，部队已派人去林芝处理善后事宜……怎么样？”我一下懵了，怎么这么快，怎么这么严！我一时回不过神来。记得在林芝与郭副师长的好多次见面，他文绉诌地一个人，个子高大很神气，还是浙江杭州人呢。讲到他参军20多年了，一直跟随张司令员，还在进藏、平叛、自卫反击战都立了功，想不到这次闹了这么大的漏洞，内心万分痛苦的……。说实话，一见到这些参加过平叛、进藏、自卫反击战的老同志我就由衷地敬佩。更想不到他居然还是一位杭州人，用一口接近上海话的乡音与我们交谈多次。我们对他造成事件混乱的结果表示不满，但对他本人，一个当兵几十年的军官，由于从来还没有搞过地方工作，不了解地方工作的复杂而做错了事表示惋惜。我们猜想过他将会受到处分，但绝对没想到是如此地严厉的处分！司令员突然改口：“郭副师长现正在军区大院，明天就要回原籍了，你们想见见面吗？”我点点头。警卫员向他敬了个礼，咚咚咚地跑了出去。我脑海里不断浮现出郭副师长那一次次与我们谈话时的痛苦表情，他是一个南方人，从小就参加革命，跟着部队进入大西南，进藏、平叛，多不容易的二十年埃这一下子就被开除了军籍，往后的日子怎么过碍…一种同情怜悯之情涌入心头。两个警卫员带着郭副师长走进会议室，所不同的是他军帽上的红星没了，领子上的两面红旗也没了。他一进门就看见司令员和我们在那里，呆住了！他对着张司令员行了个军礼，朝我们点了一下头，两行热泪刷地一下流了下来……“司令员-…”他差一点是用哭声喊了一句。 此时此刻，张司令员低着头，一言不发，我也看得出他此时的心情也极不平静。面对着跟随他多年的部下，出生入死，历尽艰险，是一段多么难忘的经历和情谊碍…。张司令员用很沉闷的语调说：“郭副师长，你要走了，我让你来看看这些红卫兵小将，感谢他们的工作，感谢他们的关心……”我也看得出张司令员的内心十分痛苦。 “张司令员1突然郭副师长勇敢地叫了起来：“我跟随你几十年了，我不愿意离开部队！我不愿意离开西藏1他几乎是用哭声喊了出来，卜通一下跪在了地上。这一下，全场都呆住了！我只见司令员低着头，闭着眼睛，用手挥了又挥：“出去！出去1警卫员们迅速架起了郭副师长把他带了出去。会议室里鸦雀无声，空气象凝固了似的。这是我多次见到司令员而唯一感到害怕，感到其严酷的一面。我眼前的司令员突然变得如此残酷，如此没有人性！我有些受不了。 在以后的几次见面中，我老是对过重处理郭副师长而耿耿于怀，曾向张司令员提起此事，他回答：“你要了解，西藏的问题特殊。西藏无小事，稍微有点偏差，弄不好就会引起民族矛盾，军民纠纷。我们只有对自己、对部队严了又严，才能保证西藏的稳定，不能不严1为了缓和气氛，我就提出第二个问题：“有人说你在自卫反击战中杀了两个战士，说你是杀人魔王，你能否讲讲这件事？”他更为严肃了，有些激动地站了起来：“确有此事，同学们确有此事啊！但经过必须要弄清楚1他回忆道：“在自卫反击战中，中印双方打得异常激烈，印方被打死的人很多，我方也有不少伤亡。绝大多数战士为了祖国的利益，前仆后继，不怕牺牲地往前冲，用身体堵住了敌人的暗堡，使后面的同志们能迅速向前，但也有……”他说到这里就讲不下去了。党秘书插了上来：“张司令员跟战士们一样，他是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的。那天在战场上，战斗十分激烈。前头部队已冲进敌军阵地了，我们和张司令员跟着部队向前挺进，就看见有两位战士却躲在敌人战壕里翻敌人的尸体，从敌人身上取手表等物品往口袋里揣。张司令员喊他们：“同志啊，赶快往前冲啊1他们非但不听，竟连头也不回，翘着屁股一个劲地捞战利品，反而嘲笑我们：“不捞白不捞，冲个熊！只有傻瓜才当炮灰呢-…”是警卫处的处长实在无法忍受这几个败类，撂起枪一梭子包销了他们1“这件事我在场，我负责任，人民军队中居然出现这样的败类是我们的耻辱……事后部队对此事作了处理，我承担了责任。”张国华司令员根本没推卸责任。眼前这位五十多岁，身体又有病的司令员，他居然象年轻战士一样地冲锋陷阵，冲到离敌人几百米的战常而那几位逃兵是发战争财的败类，我想任何军队都会处决他们的！ 当讲到他包庇阿沛，包庇班禅这些农奴主的事情时，张司令员笑了：“翻身农奴对农奴主有深仇大恨，认为我们一定要消灭这些农奴主才对。但是阿沛和班禅对祖国的统一，西藏的安定是作了重大贡献的啊，对待他们怎能凭感情用事呢？”张国华司令员又用亲昵的语气讲了下去：“要知道西藏无小事，我们的每一个决策，每一个行动都是及时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的。关于如何对待阿沛和班禅的问题，毛主席是决策者，我只不过是执行者……”之后，他又对我们讲了好几件具体的事例，令我们心服口服…… 望着眼前这位慈祥可亲的老首长，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怀年轻一代的成长，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事务中还能排出时间来接待我们，哪怕是很小的生活琐事也会记在心上，默默地去帮助。但在战场上，在处理国家大事上，他又是那样地勇敢、果断，那样地灵敏、稳妥，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啊！ 哲 蚌 寺 的 枪 声 随着大批红卫兵的涌入，拉萨和全西藏的“文革”烈火也越烧越旺。在这场烈火中，拉萨和全西藏的各个单位也迅速行动起来，机关、医院、工厂、报社、电台以及各个企事业单位分别建立了自己相应的组织。当然，由于西藏民族学院和师范(现西藏大学)的学生大多数参加了“农奴戟”，于是倾向于“农奴戟”的各个组织也迅速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由各个单位，各个地区，县同一派意见的联合组织，名曰为“大联合指挥部”简称“大联指”。在成立大会上，我也被推选为“大联指”的领导成员之一坐上了主席团位置。尽管我对西藏根本不熟悉，但我是作为内地红卫兵的代表身份参加的，而我戴的却是“农奴戟”红卫兵袖章。我参加了总部许许多多的会议，藏族同志们又十分信任我。但我也有自知之明，从不指手划脚，瞎指挥。因为我感到我家里还有“历史问题”，阶级成分怎么能比得上翻身农奴和进藏多年的老同志们，我只求帮他们做点应做的事就是了。 西藏的文革与内地初期一样，绝大部分活动还是温和的，几乎没发生什么武斗，主要局势似乎还是“大联指”占主导地位。“大联指”成立后的没几天，我们就举行了一次西藏历史上少有的批判大会。因为“大联指”领导怕“造反派总司令部”简称“造总”抢了主动，先把几十位领导一家伙全拖进了会场，假惺惺地狠狠地批斗了一番，声势之大，人数之多是拉萨少有的。搞完了这次活动后，“造总”再也很难讲我们是什么保皇派了。不是吗，你们点名的，要斗的，你们还没动手，我们却先“批斗”了…… 大概是这次批斗会后的一、二天深夜，我被总部联络员叫起，说是听说明天“造总”也要批斗领导。“造总”比较“左”，怕发生意外，总部命令自治区车队的“大联指”成员今夜把所有领导抢先集中起来送走。我迅速穿好衣服，一出门口，车队战友的大卡车已经开来了。他们同时还分头出动，利用各个小车司机把“走资派”集中起来，在郊外某一地点集中。我稀里糊涂跟着车开到郊外，那里早已停着大大小小的汽车十几辆，有的小车还窜来窜去地“抓人”。“大联指”总指挥刘绍民的爱人巫玉书正站在车旁点名。半个多小时后，巫玉书对我讲：“总部已作好了安排，把这些老同志“送出拉萨”去避避风头，外边的住宿早已作好了安排……注意：千万保密！这是一次绝密行动！如给造反派知道了，这些领导可又要吃苦头啦！你是外地红卫兵，“造总”拿你没办法，总部决定派你护送是对你的信任1我们一辆卡车带着十几位“老头子”钻进了黑幕…… 汽车孤单单地沿着公路朝北面山上开去，大约近一个小时，才到达一个寺庙外的广场停下。司机嚷嚷着：“赶快下车，我要赶回去，时间一长会被发现的。”他的大车灯都没开，只开了前面的小灯。我和四位“农奴戟”一个个地把“走资派”们扶下汽车，卡车并没关发动机，调头就开走了。“这是什么地方？”我正在纳闷。只听见“砰”地一声枪响，从四边树丛里窜出五、六个人来。为首的中年人直向我冲来，他手里还拿着一把手枪，一下子抵到我的胸前，大吼一声：“不许动！你想干什么？”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吓得全身抽筋，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我……我……”这时寺庙大门打开，灯火通明，回头的车听到有情况也正在调头并打开车灯。寺庙里也一下子出来了二、三个人，打着手电筒。“啊，是刘绍明。”持枪人叫道。“啊，是老殷……”刘绍明认识对方。“你们深更半夜把那么多老干部弄到这里来干什么？”老殷严厉地问道。“我们“大联指”听说“造总”明天要连续批斗这些老干部，怕他们受皮肉之苦，吃不消，所以才想了办法，把他们藏到哲蚌寺来躲一阵子……”我听到这些话，心里安定了许多，看来拿枪的人不是坏人，他们还很熟悉：“我是按总部指示负责护送“老同志”的……”我结结巴巴地说了起来。拿枪的人这才把枪放下：“好小子，你这内地来的红卫兵成天东跑西跑，鬼鬼祟祟的，不知搞什么家伙。我们一直在盯着你，看你搞什么名堂！老实说，今天好险啊！假如你敢动一下这些老同志的一根汗毛，我就准备毙了你，叫你消失在西藏高原，死无葬身之地1拿枪的人几句话讲明了来意，一些受惊吓的老同志也围了起来：“这些红卫兵对我们很好，很礼貌。”“这就好了1拿枪的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事情弄清了就好办了！我姓殷，叫殷锡友，是自治区警卫处的……”他自我介绍道。刘绍民等带领我们扶着这些“走资派”一一进入了寺庙，在一片空房子里有几个喇嘛正在打扫房屋，准备茶水。每间房四个地铺，被子和枕头都是干干净净的。 老殷看看我们把老干部一一作了妥善安排，又详细问了食宿卫生等问题。当刘绍民作了详细介绍后，他笑着说：“老刘啊，我们这些在区政府干了多年的人也被你们骗了，哈哈哈哈……” “走资派”们安顿下之后，刘绍民解释道：“你们车子来到之前，我们就发现外边有人影晃动，不知道是不是“造总”方面的人，于是就关了灯没有及时开门……殷处长，还是你这个老警卫处长厉害啊-…” 灯光下，我才发现老殷是一个约四十多岁，一米六左右个子，长得很俊，但一脸杀气的人，一旦认了你就好得不得了，一旦恨了你，你就非倒霉不可！他十分固执，又十分讲义气，不时的摆弄着他腰间的手枪。他对刘绍民说：“老刘啊，今天就这么着，这娃子也被我吓得不轻。现在弄清了黑白也是好事，是自己人！今天他不住在这里，我带他回去，住在我那里，我们好好唠唠，交个朋友……”老刘知道对付这个人只有服从，连连表示“对头，对头。(四川话)”我跟着殷锡友钻到野外老远的地方，找到了他的伙伴。他们开来了两辆吉普车，藏在很远的地方，车灯一亮，车子飞似地向拉萨开去，直冲自治区大院，老殷自己驾车一直开到宿舍门口，大声叫道：“老太婆，起来！贵宾来了，你出动去睡1 才 旦 卓 玛 的 轶 事 才旦卓玛是我国著名的艺术家，少数民族歌唱家。六十年代初，她从上海音乐学院一毕业，便以她那高亢优美、具有典型藏族特色的歌喉，歌唱党和毛主席，歌唱翻身农奴的幸福生活，例如“翻身农奴把歌唱”“南飞的大雁”“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等歌曲曾响遍大江南北，至今仍常在人们心中荡漾…… 我第一次见到才旦卓玛是1963年夏季，当时我读高中，每星期四参加市学生课余艺术团活动，才旦卓玛是被艺术团请来为我们学生作声乐讲座和开座谈会时见过的。我认识她，但她肯定不知道我。 66年底，我到拉萨后不久，偶尔的机会听说才旦卓玛回藏后在西藏歌舞团工作，她和歌舞团绝大多数人一样是参加“大联指”一派的，目前正在赶排一台“庆祝平叛胜利十周年”的节目，工作很忙…… 带着一种试试看的心情，我找到位于市中心的“西藏歌舞团”所在地，才旦卓玛居然放下工作到大门口把我迎了上去。经过简单叙述，她想起了在上海为学生艺术团讲课的那件事，异常高兴地和我交起了朋友，并把我介绍给她的歌舞团同事。我们一会儿用普通话，一会儿又用夹生的上海话交流着：“侬好阀1“我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不用半天，我们就象久逢知已似地很熟了。说来还有更巧的，西藏歌舞团中还有一位上海音乐学院分来西藏的男高音，就是写那首“心中的歌献给解放军”的歌唱家常留柱同志，在才旦卓玛介绍下，我们更觉亲热异常，一下子变成了老朋友。在之后的相当长时间，我几乎每隔一两天就要去歌舞团一次，看他们排练，与他们交谈，到他们家作客，渐渐地认识了歌舞团几乎所有的藏、汉族演员。他们个个都热情好客，个个都真诚友好地接待我，使我在拉萨有了一个家的感觉。当然，在歌舞团，我去得最多的还是才旦卓玛和常留柱两人的住地。我们谈话内容很广泛，加上我是业余的歌唱爱好者，还能经常从他们那儿学习声乐，学习民歌的创作，受益匪浅。“为什么才旦卓玛的歌那样动人好听，那样受人们喜爱？”这是我不止一次地向他们请教的问题。他们讲了很多故事，举了很多事例，结果答案只有一个：“才旦卓玛的歌曲特别是最有影响的那些歌曲，几乎全部是由汉藏音乐工作者长期在广阔的西藏牧区、民间从千万首老百姓的民歌中挑选出来，后又经过艺术家们的加工提练而成的，再配上才旦卓玛一副天生的无与伦比的藏族特色歌喉，怎么能不成为一首首精品呢？” 才旦卓玛是位谦虚热情、平易近人的人。她尽管已成为了全国著名的艺术家、歌唱家，但她从不摆架子，从不盛气凌人。她一次次地邀我到排演场地观看他们排练，反反复复询问我有什么意见和建议，甚至于后来她还邀请我参加他们的一个节目，作为汉族角色演出了几嘲各族人民热爱毛主席”的歌舞。这是我头一次作为业余演员参加到省一级的歌舞团排练，并在西藏高原参加正式演出的难忘经历！ 才旦卓玛还是一个宽以待人、严以律已的艺术家。我记得大概是67年初，藏历年前后，常留柱同志与另一位驻藏部队的女军医郑XX在西藏歌舞团举行婚礼。当天热闹非凡，小小的西藏歌舞团挤得水泄不通。有藏族的、汉族的各界朋友，还有地方的、军队的双方好友，我也作为重要的客人应邀出席。因为在西藏，这对汉族青年的婚礼又夹带了浓浓的藏胞礼节……献哈达，喝酥油茶，跳藏舞，唱民歌，祝贺词这一切我已经尝试过了，不在话下。最吃不消的是每位来宾一上来必须喝三杯青稞酒，这我可实在受不了。青稞酒很象内地的米酒，喝起来很好喝，甜滋滋的，但后劲实在大。我本人从不喝酒，而且一喝就会酒精过敏。那天，在众多藏族同胞“胁迫”下，我已经喝足了酥油茶，却又递上来三大杯青稞酒。喝了头一杯我就已感到头晕，全身火辣辣的，“不行，不行！藏族婚礼必须喝三杯1许多藏族同志又灌了我一杯，“天哪！这两杯就有半斤了，我这辈子从没这样喝酒。”只感到头晕得想要吐。“哎呀，你们怎么这样搞的，他快吃不消啦-…”这时，才旦卓玛正好走了进来：“来！我替他喝这一杯1她举起酒杯咕咚、咕咚一口气喝下了这一杯。人们发现，这时的我已经瘫痪了，脸色发白，全身发冷……“快扶下去，快扶下去！！1有人嚷道。新郎、新娘的洞房是不能去的，今晚还要闹新房呢，到哪里去呢？“到我的房间去吧1才旦卓玛伸手掏出了钥匙，她的房间离新房不远，几位朋友又抱又扛地把我弄到了才旦卓玛的房间，躺在了才旦卓玛的床上。 深夜了，新婚仪式隆重结束，人们纷纷离去，才旦卓玛和同志们回来一看，我已象死猪一样，又吐又呕。有人问我，“怎样啦？好些了吗？……我们送你走吧……”“不行！不行！就这里好，就这里好……”我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第二天，我睡了整整一天，排练和演出都没去。等到了第三天，我才从几位藏族演员和常留柱口中得知：“你知道吗，你闯了大祸，才旦卓玛当天为了让你休息好，她就到别的朋友那儿找地方休息了，那天晚上的演出是很重要，军区首长和自治区首长几乎全都出席了。才旦卓玛由于没休息好又过度疲劳，居然破天荒地的在唱歌时走了调，唱破了音，这是她艺术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好多藏族同志事后讲到这件事全都说就是为了你，都是被你弄的！这么重要的演出让才旦卓玛出了洋相……” 之后，我见到才旦卓玛，准备开口道歉，才旦卓玛却不许我说：“不要紧的！不怪你1她一点也没责怪我的意思，依然如故地整理好她的房间，照常工作，平平静静地待我，好象从没发生任何事似的！ 才旦卓玛因为我没有唱好歌的事不知怎地连军区首长也听说了，张国华司令员和任荣政委曾在交谈中笑咪咪地拿来我开玩笑：“你在西藏可是闯了大祸了-…” 才旦卓玛是人民音乐家，她出身于翻身农奴之家，来源于人民又时时不离开人民，平易近人，从不摆架子。1967年下半年，经我联系，西藏“大联指”组织了“西藏阶级教育展览馆”和西藏歌舞团为首的文艺团到上海演出，并住在我的母校“上海外语学院”。为了加强上海和西藏的联系和交流，当时我们拼命组织西藏歌舞团到上海的工厂、企业演出，才旦卓玛一到上海首先是回母校“上海音乐学院”去看望了她的老师，临走前一次又一次拜访了她日夜思念的老师们。她还到工厂、商店、街道巡回演出。我作为联络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在诸多的演出中，优先安排了才旦卓玛她们在“上海外语学院”演出了几常后又陪才旦卓玛他们到我母亲工作的上海机床厂，陪她到车间在车床旁向正在劳动的工人群众现场献歌；到上海中百一店在营业大厅当众为营业员和群众表演；甚至还在我家作客时，周围的邻居把我家围得水泄不通，她大大方方地走出房间，在社区的草地上，为附近居民、群众引歌高唱……她时时不忘自己的恩师，时时把人民群众的要求放在心间。不管条件如何，只要群众需要，她从不摆架子，为之服务。这样一位重情义、平易近人的艺术家、歌唱家，怎能不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和欢迎呢？ 至今我仍记得她在上海住地向我讲的一件事：“67年国庆，她作为西藏的代表到北京天安门城楼参加观礼。她远远地望着毛主席和周总理朝他们走来，她非常想迎上前去，但又不敢，只知道拼命挥手。还是周总理发现了她，老远走过来，把她带到毛主席身旁。主席看到她，用亲热的口吻问她好，还夸奖她的歌唱得好，希望她有更多更好的歌为藏族翻身农奴服务……”她每每讲到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时，两眼布满泪花…… 岁月不饶人，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2000年我在上海搞房产开发，从报上看到才旦卓玛又率西藏歌舞团到上海宝钢进行慰问演出，我急忙驾车火速赶到宝钢宾馆找到了才旦卓玛的房间，同时又见到了当年在歌舞团认识的好多藏族同志。大家都已到了中老年了，我所认识的藏族同志现在都已变成了国家一级二级著名演员和导师了。随他们一齐来的仍然是一大群二十来岁、年轻活泼的藏族青年男女，我们一齐回忆了当时的一些情节，往事的记忆渐渐恢复…… 才旦卓玛比当年老了许多，也胖了许多，但说起话来，仍是那样热情。她与我谈的最多的是她的事业，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她不断地回顾着过去，“党和人民能把我培养到今天，实在是太不容易了。西藏作为祖国大家庭的一员，它的艺术宝库是巨大无比的，一定要培养出一流的接班人。”她还说：“我才旦卓玛不是属于我自己的，是属于祖国，属于西藏，属于人民的。我不是为自己培养接班人，是为西藏，为艺术培养……”她富有深情地坦率地对我说：“你知道，我是凭工资生活的，很多演出是从不收取报酬的。这么多年来，我所有的积蓄也不多。但我准备全都拿了出来搞一个才旦卓玛声乐基金，虽然还差一些，我要多赚点钱为西藏培养出一些有造诣、有水平的青年，为国家做点实事……”她的计划想了好多年，但还有不少困难。在西藏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到处都在发展，到处都缺少资金…… 她要赶去演出，我说我用自己的车送她一程，她拒绝了。她说她喜欢和同志们一齐坐大巴，一起来一起去，实实在在的。她还说了一句最难忘的话就是，她不需要我特别照顾她。如能有什么帮助，最需要的就是协助她培养出接班人。我开着车随着才旦卓玛他们的大巴，心想：多么可敬的藏族艺术家啊！满脑子就是西藏、艺术、接班人！ 张国华司令和任荣政委对我的情谊 正如前面所写的，我在西藏的一年多时间里，曾多次有机会见到张国华司令员以及他的那些英勇善战的战友，如陈明义、王其梅、阴法棠等等。但除了张国华，我接触最多、时间最长的还要数任荣政委了，除了大多数张司令员见我时他都在场以外，我和他的联系还一直保持至今。他给予我鼓励，给予我关怀，使我永远也不能忘记西藏的日日夜夜。 大约是在67年底或者是68年初的一个深夜，快要天亮时分，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唤起：“小王，起来！小王，起来1我听得出是司令员秘书党毅川的声音。我一开门，党秘书就进来说：“快起来！带上东西跟我走，一号叫你-…”“什么一号？”我糊里糊涂地问。“一号就是张司令员，部队里叫第一把手司令员为一号。”党秘书边说边帮我收拾东西。反正我串联在外，本来就没什么家当，一个小小书包就跟他上了车，稀里糊涂地被带到了贡嘎机常这时党秘书才对我说，“司令员被调到成都军区工作，他今天就走，担心你一人留在西藏不安全，叫我来接你一齐走，送你回内地……”我的脑子猛一清醒，原来司令员担心我，把我也带上。我和几位不相识的同志被安排在后舱，也没见到司令员坐在哪里(听其他同志说司令员坐在前舱)，此时专机就起飞了。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想不到坐的还是专机呢。飞机离开跑道，进入了云层，下面清楚地看见雅鲁藏布江缓缓东流，两边的高山离飞机很近，云朵时而从窗边掠过，下面全是雪山和冰川，如画的美景完全吸引了我，使原先一丝紧张情绪渐渐消散。飞机飞了约三个小时，越往东就出现越多的绿色山脉，这跟大半年整天在高原所见的黄色山脉、白色雪山、冰川完全不同。啊！我被带回了内地！ 下飞机后，我和几个人被送到了西藏军区驻成都招待所，好象是一个白玛寺的地方安顿下来。当时四川形势比较乱，两派群众武斗不断，军队内部也有斗争。我们住在招待所被告知哪儿也不能去，外边太乱，从早到晚都有枪声，甚至在招待所经过窗口的时候要弯下腰，低着头绕过去，据说有人一露头就被枪打伤了。我提心吊胆地整天呆在屋子里，外边传来各种小道消息：什么兵工厂工人把坦克车开上了街道，飞机也用上了，帆船改造成战舰，张司令员什么都不怕，带着警卫员跑到乱哄哄的两派群众中去了……“怎么西藏不安全，成都比西藏更不安全？”我被闷得整天发慌。正在这时，任荣政委来了，他说司令员要见我。我就跟他上了吉普车，七拐八拐，不知什么时候已进入了成都军区司令部地下室。任政委告诉我说：“昨天夜里，几发子弹打在张司令员家里的帐子上，还好没伤着人，现在他正在地下室里工作，抽空让你去。”在地下室的一间办公室里，张司令员正认真地阅读各种文件，一见我和任政委便笑呵呵地说：“来得正好，一起吃饭1于是我们三人便来到旁边的一个象食堂的房间里，三个人又是三个菜，大蒜炒肉丝、青椒土豆丝，少不了还有苦瓜。张司令员开门见山地说：“成都这地方太乱，你不能长期呆下去。我和任政委商量过了，这两天就把你送出去，用我们军车送你上火车，快回上海好-…”我望着相处了一段时间的司令员，想起任政委刚对我讲的昨夜张司令员家中发生的事，看着眼前这位两眼已熬出血丝，但脸庞还是一样慈祥和蔼的司令员。他是这样的关心着我，哪怕是在局势如此动荡、如此危险之时，他始终一刻没有忘记关心我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年青人……我实在舍不得离开他，离开部队。但此时此刻，我清楚地明白：“这是命令！这是决定！不能违抗1饭后，司令员让任政委陪我聊聊，并送我回去，他又进入了紧张的工作之中。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张国华司令员！ 任荣同志向我转达了司令员意见，表扬我愿留在高原、留在边疆的决心。但祖国培养一个外语人才不容易，而他们过去想读书都没机会，没条件，所以司令员希望我应该先回上海读好书，到祖国更需要的地方去发挥！ 我在部队的护送下，从成都车站上了火车，经西安返回了上海，这大概是1967年底。但谁曾想到，在西藏的这段经历曾在一段时期变成了别人整我的把柄！ 我回沪后，曾给张国华司令员和任政委写过一封信，表达我的想念和谢意，过了好久也曾收到任政委寄给我的一封亲笔回信，希望我努力学习，保持联系。但因不久我被造反派隔离又被关押，竟不能再给他们写回信！ 由于心情和处境的原因，尽管多少年来，我一直想念这些老首长、老前辈，但我很难向他们讲述我此后的磨难。直到过了24年后，我在深圳工作时，从深圳市西藏办事处得知任荣政委到深圳了。我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带着妻子和儿女前往军队招待所找到了他。这时的他已70多岁了，白发苍苍，但十分精神，他绝对没有想到失散这么多年的小朋友居然会突然出现在面前。短短的几天时间，他只要有空就打电话约我去会面，就象回到了西藏。他十分喜欢我的女儿珊珊，一再邀请我到武汉去他家作客。他早已离休，住在武汉的广东军区干休所里。当时还在全国政协任职，他仍在关心着西藏的发展和建设，时时在中央为建设西藏提出意见和建议。我从他的言语里深深感到，他已把自己跟西藏融化在一起了。 我没有忘记这些老首长们的情义，更感谢他们对我的教育和关心。99年7月份，我女儿王珊准备出国留学，我便带着女儿到武汉去看望了任荣政委，在他家住了三天。这位可敬的老同志，得知我要看他的消息后，一连激动了几天。那天天气不好，飞机误点了，任政委硬是呆在武汉机场候机厅等了我们四个多小时。他的秘书朱永忠同志说，首长家里的亲人来来往往他也没有象今天这样激动过。今天早上他一起来就亲自指挥保姆把你们的房间打扫干净，在机场一等就是四个多小时！他的家非常朴素，沙发大部分都破旧了，有的地方还露出了弹簧。整栋房子也比较陈旧，只有卧室才装上了空调，大厅里摆着一台老式的大彩电，家中几乎看不到什么现代化的电器……两层楼的房屋边上有一块菜地，任政委每天都喜欢在那里花上几个小时。其它的时间就是写写回忆录，整理整理资料。他说：“我总得还有好多事没做完，时间过得太快了-…” 这位可敬的老政委就象当年关心我一样关心着我的女儿珊珊，带她爬上了龟山顶上，瞭望南北的列车飞驰，又参观了武汉三镇，武汉长江大桥……我希望我的女儿在出国前能象我一样感受一下这些老前辈的关怀和教导，聆听一下他们的深切教诲。我觉得每一个年轻人能生活在他们身边，受到他们的教导实在是一个幸福人-… 2000年夏季，我听说任荣政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开会，便赶到北京五姨父家，让这对失散40多年的战友聚在一起，听他们讲了许许多多过去的故事。两位白发苍苍的老将军紧紧地握住双手，他们鲜为人知的故事又有谁能讲得清楚，写得完整呢…… 王府井——《外国专家的大字报》 大概是1967年8~9月份，我随西藏“大联指”代表从拉萨到北京。当时他们带我上北京主要有两点：一是通过我找到张经武、谭冠三、王其梅等将军们驻地，去作一些调查(因为我会作笔记)；更主要一点就是让我回一次上海，联络一下有关造反组织和单位，安排西藏阶级教育展览和西藏歌舞团到上海巡回演出的住宿和行程等事宜。 为省钱，我在北京是住在五姨妈家里。当时姨父已被隔离，姨妈急得不知所措，我的到来对她是一种安慰。毕竟弟妹们太小，看到大学生哥哥的到来便浑身是劲，也倍感鼓励……这期间我做了一件我自以为是很有意义的事，但没料到这件事给我和姨父、姨妈带来无穷无尽的痛苦和灾难。 我在北京遇到了串联在京的上外法语系高年级同学陈海总，他告诉我遇到了他的外籍老师乌拉米尔和太太米雪丽娜。因大学都停课了，他们都来到北京，住在“外国专家局”XX栋XX号，靠近魏公村“北外”附近，陈海总还留给了我联系的电话等等。也不知什么原因，我感到很有必要去看望一下我的外籍老师米雪丽娜。尽管我们以前有些分歧，但她毕竟是我的老师，私人交情还是不错的。政治观点上的分歧正好让我运用大量事实去向她宣传宣传，尤其是宣传我在西藏的感受，可能会改变她的看法…… 我一个电话就联系上了米雪丽娜，她高兴极了，叫我马上去她那儿，讲讲我的故事。当天，我就赶到了“外国专家局”她的宿舍。快一年多没见面了，米雪丽娜此时已把长长的头发剪掉，留了一个男孩头。她说乌拉米尔前不久刚带孩子回瑞士探亲去了，她一个人留在北京等待另行安排工作。中午在餐厅吃饭时，她又向我介绍了好几位她在北京的朋友，有瑞士的，也有比利时的、法国的、美国的……我用不太流利的法语和教师交谈着，米雪丽娜不断地纠正我的语法错误，还教了我好多好多新的单词，那些外国专家都夸奖米雪丽娜教的学生口语比北京学生好，而且发音又很准确。米雪丽娜更是主动地把我介绍给好几位在华工作多年的老外，说在北京的外国人也组织起了造反队，叫“北京外国专家造反队”。他们的头头叫李敦白(RITENBE)，是美国人，延安时代就来到中国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还说他长期在华工作，并加入了中国国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周总理、叶剑英的老朋友，十分亲华。目前在新华总社工作，并还结合到领导班子里去呢……在一起吃饭的还有在外文出版社工作的美国人鲍伯及一些在北外、北二外任教的外籍老师。 当这些外国人听说我刚从西藏回来十分好奇和惊讶，纷纷围了过来。看得出，尽管他们到过中国许多地方，但谁也没有去过西藏这块神秘的土地。对他们来讲，能见到一个刚从西藏回来的又能讲法语的学生，实在是太感兴趣了！他们尤其是想知道西藏现在情况如何？“文化大革命”在那里又是如何进行的？有没有发生武斗等等，个个都象连串炮似地提出问题。他们再三要求米雪丽娜多留我几天，好好听听西藏的故事。我看到他们这样喜欢西藏，但又感到我们国家对西藏的报道是如此缺乏，这样美好的地方为什么不借此机会宣传一下呢？于是我同意了他们的请求，白天陪西藏的同志们出去外调，下午快下班时赶到外国专家局与外国朋友见面。共进晚餐后，在他们聚集的屋顶花园跟他们碰头、交谈、作宣传。深夜，我回到姨妈家讲了这些事，姨妈再三提醒我，这么多外国人，是好是坏弄不清，千万要小心！尤其是你姨父工作性质特殊，什么也别讲…… 我十分有把握地说：“这些我都知道，在上外时外事纪律抓得挺严的，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我心里有数。讲文化大革命好，讲西藏好，讲翻身农奴热爱毛主席，边防战士热爱毛主席，这有什么不行？……” 我一连去外国专家局好几次，而且每次来与我见面的外国人越来越多。米雪丽娜就更兴奋了，常带着我到处炫耀：“这是我的好学生，他刚从西藏回来……”后来，连这样的小规模座谈会也满足不了外国专家的要求了。李敦白建议组织一个座谈会，由他安排联络，把在京工作的各方面朋友都组织起来，把新华社、报社、电台、各个部委工作的外国专家都请来，让我好好讲讲…… 我记得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在外国专家局的会议室里，李敦白他们组织了一、二百名有中外各方面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屋子里挤满了人，就象现在开新闻发布会似的。由李敦白和鲍伯主持，召开了一个主题为“西藏人民热爱毛主席”的招待会，那天也有新华社、外文出版社等机关的十几名中国同志参与其中，我好不出风头！ 我记得那天是李敦白主持的这个座谈会。他一开头就讲：“我们到中国来参加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支持和拥护“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革命形势大好，大家都亲身体会到了。就是西藏情况大家了解太少了，我们请米雪丽娜的学生，一个曾串联到了西藏的上海外语学院法语系的学生刚回北京，请他来介绍一下西藏的情况，让更多的人了解西藏，支持中国的这场革命……” 我兴奋地滔滔不绝地一口气从柳园下车讲到唐古拉山，又讲到拉萨之夜、亚东送纪念章，并列举了许许多多藏族翻身农奴热爱边防战士、热爱毛主席的故事……老实讲，我那天实在是太兴奋了。因为我热爱西藏，热爱边防战士，热爱翻身农奴！能为西藏作点宣传实在是太好了，而且我讲得全是西藏好的一面，略为带点军事色彩或者我认为不妥的地方，全都十分注意地删掉不讲。例如我在格尔木被解放军“软禁”；西藏贴张国华的大字报一段；亚东边防上是师长还是军长接待等等，我都没讲。那天的座谈会我是写了一个提纲上去讲的，提纲上主要突出的是西藏风貌，西藏翻身农奴热爱毛主席，边防战士热爱毛主席的小故事。特别描绘了西藏的风俗习惯，如喝酥油茶、青稞酒，献哈达，还有长磕头、短磕头之类的习俗。 那天的座谈会气氛实在是太好了，我讲的时候，下面一、二百人全都鸦雀无声地沙沙地在作笔记。好多外国人抬着头，脸上露着惊讶的神色，并不住地点头，特别是我讲到登上唐古拉山，参观布达拉宫、大昭寺、小昭寺、扎什伦布寺的时候，好多外国人张大了嘴巴，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我，好象听神话故事似地露出了极其向往的神情…… 当我讲到在唐古拉山，在拉萨遇到强烈高山反应，几次昏迷被抢救，仍是执着地奋勇前进时，他们会报以热烈地掌声以示鼓励、表示赞赏……而当我讲到常留柱婚礼，我醉倒在才旦卓玛床上又呕又吐，弄得才旦卓玛一夜未眠，导致第二天唱歌走音的这些情节时，全场又轰堂大笑……人们完全沉浸在西藏美丽的故事里边……我感到我的讲话获得了完全的成功，我征服了在座的老外们。 讲座结束后，一部分外国人要我留下，说他们想以在京的外国朋友名义写一份大字报。他们口授，让我用中文写出来，大字报的题目是“我们的呼吁——在京部分外国专家”。我连夜帮他们赶写出来，大致内容是：亲爱的中国朋友们，我们是一群长期在北京工作的外国专家。我们热爱你们伟大的国家，热爱毛主席，坚决拥护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但我们发现现在首都出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有些意见不同的群众不是用大字报、用辩论的这种形式参加革命，而是经常出现了武斗流血事件。这使我们万分不安，我们深深地为此感到担忧，难以理解。现在世界上还有许多坏人，象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他们就希望你们不团结，就希望你们混乱。中国的朋友们，你们想想，北京是中国的心脏，全中国人民看着你们，全世界人民也看着你们，而你们为什么要做这种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呢？我们代表在京的大部分外国专家紧急呼吁你们，要文斗不要武斗，而且尽可能把班上好，把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大字报结尾他们还一一签了名，署明他们自己在华的工作单位。我是支持这个行动的，也是支持他们这个态度的，而且我想运用我的这种关系，让在华外国专家也出来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这是为文化大革命作些好事，不是很有益吗？当天半夜，几个外国朋友开着摩托车，让我帮他们夹着大字报，并带上糨糊桶开到王府井北京饭店贴起来。 第二天中午时分，我从五姨家出来到王府井贴大字报处，看到大字报前人山人海。看外国人大字报的比看别的大字报的人要多得多，有的人在读、也有的人在抄，更有的人在赞扬：“你看，外国人也看不过去了，搞什么武斗，瞎胡闹……”我站在一边，好有成就感，心里万分高兴！ 大约又过了一两天，我打算回上海去联系藏族同胞访问上海的事了，米雪丽娜和李敦白等十分不舍得，他们在全聚德请我吃了一次烤鸭。米雪丽娜还说一定要到我姨妈家去看看我，为我送行。 我和姨妈讲了外国老师的请求，她开始不同意，但经我再三请求，她才说：“好吧，反正你姨夫在隔离也不在家，我跟门卫讲清楚，请他们同意，但只允许你老师一个人来，吃一顿便饭就走，不能讲任何别的事……” 就这样，我在出发那天早上，去友谊宾馆接了米雪丽娜，到北京饭店后面的红霞公寓姨父家。门卫好象已得到通知，米雪丽娜没有任何阻拦地来到了姨父家。姨妈为接待外国人，自己亲手做了几个菜，尤其是蛋炒饭，做得特别好，米雪丽娜直夸好吃。 送走了米雪丽娜，我打算休息一会儿就离开红霞公寓到北京站，准备返回上海。但在红霞公寓门口，门房间多了两个陌生人，把我叫住，问刚才外国人进来是怎么回事？我把情况一一向他们做了说明，但他们边问边做了记录，还要我看了记录后签名。我看了后，觉得全是我说的，我又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但心里隐隐感到一丝阴影，也隐隐感到似乎有点不正常。…… 啊，我终于回到了离别一年的上海，回到了家里，回到了学校，见到了自己日夜思念的母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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