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创新梦

　　-编译/本刊记者 闫娜

　　王巍(音)正酝酿构思。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他要设计出一套引人瞩目、创意独特的高级女子时装，去参加巴黎的一个服装展示活动。要得到世界顶级时装大师的关注和承认，这次展示可能至关重要。王巍说：“我也许要花十几年时间才能实现我的梦想。”他承认，他在巴黎或米兰只是个无名小卒，“但我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34岁的王巍极具艺术家气质，从蓬松的头发到独特的衣领都显示着他的个性，这肯定会让一些刻板守旧的人看不惯。但是，今天的中国领导人希望中国人成为国际舞台上的创新者，而王巍为外国贵妇设计的时髦衣裙表明，他恰恰符合这一标准。

　　副题标一：创新主旋律

　　中国现在有无数的青年人在拷贝别人的发明，或者只是承担技术含量较低的组装任务。中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现在是中国人拿出自己的创意、把自己的奇思妙想推销给外国人的时候了。能否实现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发明创造的摇篮的转变，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这个转折决定了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国能否满足13亿中国人的需求，也决定了中国能否保持大国的国际地位。

　　经济创新已成为中国的新口号。国家领导人发表讲话时，总是呼吁国民发明新产品，使中国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中国领导人已经深刻认识到了技术创新滞后所带来的问题。《中国日报》刊登的一幅漫画，把

　　武汉理工大学产品创新管理研究中心的负责人胡树华(音)说：“创新是保障中国经济安全的总体战略。当前应该是我们的创新时代。”他指出，中国在过去的20年里始终在进口别国的技术，“如今，我们具备了创新的经济和技术基础”。

　　作为汽车设计创新领域的专家，胡树华抱怨说，中国道路上的汽车数量猛增，但都沿袭了外国的设计，是与外国企业合作制造或直接进口的。

　　副标题二：中国传统文化与创新

　　对于创新而言，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许是个障碍。中国的谚语说：“枪打出头鸟。”数百年来，中国的学生从小就要学习顺从和尽力成为集体的一分子。

　　中国的学校仍强调集体活动，纪律严明，反对形成个性。学生的表演大多是穿着相同的服装，用一致的动作挥舞彩旗。就中国的教育来说，教育体制、教育管理、教学大纲、考试方法全国划一，而且长期稳定，基本不变，统一考试、统一命题、统一答案，一切都像工厂生产“标准件”一样，几乎没有差异。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另一种传统价值观，那就是重视等级名份，崇尚权威的价值观。而中国的孩子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死记硬背是他们经常采用的方式，他们在背诵时并不向老师提问，考试时机械地照搬背诵的内容。这种方法造就了高分，但缺乏创新。人才学研究的成果表明，人创新的最佳年龄阶段是青年，有人曾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做过统计，如果把35岁以下的称为青年科学家，那么这些青年科学家获奖的人数的比重为：物理学54.1%，化学34.9%，生理学和医学26.2%，体育、艺术人才的创新年龄则更小。这表明中国创新的希望在青年，后生可畏。然而重“权威”轻“后生”的传统价值观，却严重阻碍了青年人才的成长。38岁的上海时装设计师张达(音)说：“中国人接受的教育是为了让他们一模一样，如果他们与别人一样，会觉得比较安全，这就是问题所在。”

　　张达说，由此造成的后果是，许多中国人对自己的品位缺乏自信，而这种自信在时装创新的过程中必不可少。他说，直到不久前，中国的新贵们穿衣时还保留着西装袖口的

　　胡树华在接受采访时极力淡化这些忧虑。他指出，传统文化在一千年前并没有妨碍中国成为全世界首屈一指的高技术国家，反而推动了火药、陶瓷、指南针以及航海、印刷和丝织等技术发明。他说，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现代的中国学童也许不像西方孩子那样外向，“但创新与外向不是一回事”。

　　不过，中国特殊的国情也确实影响到国人的创新意识。虽然在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国人普遍顺从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在这种氛围中，创新精神在现代中国并不是很普遍。

　　另外，在中国获得研究经费的难度仍很大。尽管中国郑重表示，到2020年，要侧重依靠科学技术实现增长，但中国各机构投入研发工作的资金仅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1%；日本和美国的比例则分别为3.2%和2.6%。

　　副标题三：模仿到原创的旅程

　　王巍的父亲是画家，他自幼随父亲学国画创作，他用来布置教室的作品得到过老师的表扬。13岁时，他代表上海参加了全国艺术比赛，坚持把城市的日常生活作为创作主题。他说：“这是遗传。”

　　1980年代的西方文化冲击对王巍和他的同学们产生了强烈影响。他们听的是“滚石”乐队和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但对崔健等人的本土摇滚缺乏兴趣。而与此同时，西方对中国时装界的影响一直在持续。大多数富有的中国女性喜欢“香奈儿”等知名品牌。大多数中国设计师仍在借鉴西方时装的特色，而不是在中国特征鲜明的传统服饰中寻找自己的主题。

　　毕业后，王巍在一家香港时装公司工作了两年，生产在中国市场销售的西方设计时装。离职时，他对中国以外的世界略有了解，也大致知道了怎样向自己的长远目标迈进。1997年，王巍开始为画家陈逸飞工作。这位成功的画家把自己的知名度扩展到了利润丰厚的时装界。王巍在陈逸飞身边工作了6年，帮助其在中国、日本和韩国开设了100多家店面，专门销售女式成衣。

　　王巍培训了80名裁缝按照欧洲时装品牌的规范制作成衣。与此同时，他向欧洲客户供应丝绸和其他商品，耐心等待他的时装设计事业取得突破。他的一些设计带有颓废的味道，比较迎合西方口味。这些时装与上海的传统旗袍毫无共同之处，更不必说中山装了。

　　2003年，王巍准备独立出击。他说，他的目标是高级时装，他认为自己已准备好征服巴黎、伦敦和米兰。完成一批设计后，他于去年前往欧洲各国首都，尝试宣传自己的作品。他应邀参加了伦敦时装周的外围展示，还将于今年9月参加巴黎的一个时装展。但是，他发现自己的设计并没在国际市场引起强烈反响。他说：“我到那时才明白，我还没作好准备。”

　　张达说：“中国时装界的模仿痕迹仍很重。目前，我不能说我的服装能百分之百地实现原创，因为它们仍然显现出欧洲和日本设计师的影响，但我在摸索自己的风格。”

　　他说，中国的原创性最终也许将会来自淳朴的乡村风味。中国目前即将成年的这代人当中也许会产生个性鲜明的设计师，他们或许会有全新的灵感，并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但我认为这要花费很长时间”。

　　资料来源：华盛顿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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