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观察：城中村也是这座城市的精神高地

　　□颜长江

　　世界杯结束了，该回到现实了。这几天，《羊城晚报》就探讨起一个坚硬的现实———城中村。这是一次少见的关于广州城中村的正面的报道。联想起城中村在社会生活中和媒体上被双重边缘化和妖魔化的现实，这次报道令人敬重，发人深思。

　　然而敬重之余，我也想说，这样的举动，是早就该有的。这不是一场好人好事，不是一场居高临下的同情帮扶，而是一次以平等甚或仰视的目光，面对一个值得重视的区域，代表媒体和城市、城市人所作的一次自我救赎。我们再也不能只是享用城中村的牺牲，在城市化的道路上绝尘而去！

　　我相信这正是这组报道的本意。它们开始正面发挥尊重城中村、善待城中村的理由。有以下几点值得特别注意：

　　一．城中村牺牲土地成全城市化。城中村不幸地裹入城市，牺牲掉祖传千年的田园生活，奉献出土地，在各方力量的共同作用下知趣地收缩在一个点上，不给城市化“添麻烦”，而独自承担恶化的环境和未来的生计艰难，避免了城市为其付出“天价”。这无需多说，任何工业化、转型期、原始积累时期，都会以牺牲一片区域、一个阶层、一种文化为代价，在我们这里，这牺牲落在村落土地、农民和村落文化上面。

　　二．在城市化进程中，城中村继续以其残值作出承担，消化着城市化的原罪。据报道，广州城中村目前容纳着300万人，占广州人口总数的三分一至四分一，成为人口洪水的分洪区和调节水库，它是城市底层以及外来者的最初的收容所，它创造着数以十万计的就业机会。城市发展的原罪是以牺牲部分人口的利益和环境为代价，现在可清晰地看见，作出牺牲的人们大多积聚在城中村，牺牲掉的环境也是城中村的环境，这其中的心理创伤和环境恢复也许要一两代人的时间才可消弭，到目前为止，城市并没有为此付足费用。

　　据昨日《南方日报》报道，深圳已开始廉价公屋计划。在广州，廉价租屋几乎全在城中村，它替城市和政府承担责任并消除风险，居然是它承担消化着房地产行业的原罪。有人会说出租屋也给城中村农民带来了商机，以我们长住城中村居民的经验看，村民依靠出租屋，人均月入不过1000多元而已，这种收入在城市生活多少也是困窘的。城中村里的各种商机多是低成本的低档运作，原住民和新住客都是无奈的。

　　由上观之，城中村的“沉沦”是悲壮的，也似乎是必然的。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看来，这甚至是合理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就是道德的。城市必须为此赎罪，城市人必须为此感恩。然而，不少人却是在轻视、仇视城中村。这就像男人把一个天真的少女逼成了婊子，还要贴上“破鞋”的标签，还有比这更没良心的吗？只有解决城中村的问题，才能让城市在道德上“复活”！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谬误就在于将社会视为动物界，而对人之为人的蔑视。城中村的牺牲，在权利金钱机制下看似合理，但换一个发展标准看则是未必。比如文化标准。立于城中之村，广州城东，有苏东坡的后裔，城北有颜渊的后代，城南有孔子的传人，祠宇千年，庙堂巍然，毫无疑问，这些村庄单从文化基因上看就比其周围的高尚小区和新晋城区更具在这块土地上的存在理由，城中村也是这座新城市的精神高地。这是城中村最后一点优势，却又是新城区仅可一借的文化资源，这是城中村中转换自身形象的途径之一。报道中曾描述过石牌村今年划龙舟的景象，那是在一条仅存的百余米河涌中，在珠江新城高楼的俯压下进行的。这一图景，令人唏嘘，令人肃然。中国人主体精神之重塑，其希望亦存在于这百米河涌里，我们不能指望立交桥和通天塔上面长出什么新文明。

　　村落及其传统文明，让我想起世界杯决赛上，齐达内的背影。在马特拉齐世俗功利的攻击下，大师选择了承担半生责任之后，超越个人与国家利益的弃绝一击和凄然的转身，成就出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留下一个王朝的背影。我对此背影崇敬。对待城中村，我们也应看到它背影的沉重与高尚，我们不能做马特拉齐。当我们不能超越地看待问题时，我们将陷入无间的轮回。我们要做的不是挽救这个对象，我们所做的只是拯救自身。

　　（紫／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