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数次上书国务院 直陈城市化“大跃进”隐忧(3)

　　记：你刚才提到的都是大城市，中小城市是什么状况？

　　陆：大规模城市化过程中，大城市的病，很多都“传染”到了中小城市，像建大马路、大立交，有些也在搞大草坪、大广场，成片地摧毁民居和农地，建设新城。但在中小城市，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政府搬家”，尤其在地县一级，表现得最为明显。

　　这种搬家，往往把政府所在地，迁到离老城几公里乃至10公里外，除了办公楼，还修建广场、马路、公园等配套设施，建设工程浩大，我考察过很多地方，这种现象相当普遍。例如中部某县是一个贫困县，其新修建的办公楼，面积估计达5万平方米。该县新建的国土资源局，主体建筑就有几千平方米，要知道这个局的编制也就是几十个人啊。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在我的调查了解范围内，没有这样做的地、县级城市属于少数。当然，豪华和严重程度不同。

　　再比如某地级市，政府办公楼前的广场我估计有25－30公顷，它包括了三大部分。先是行政广场，然后是市民广场，再过去还有商业广场，旁边还有公园。感觉一眼都望不到边。我看，它比天安门广场要宏伟多了。

　　记：这些大规划和大手笔会带来什么后果？

　　陆：大规划，大手笔，就好的动机说，决策者是为了获得大发展。但是，城市的发展规模和方向是有规律可循的。从现在一些省会大城市的大规划来看，决策者想到的是上海浦东的开发。但上海的腹地几乎包括半个中国，其经济基础、经济区位及在全国、全球经济系统中的地位，决定了其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许多地区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大规划和大手笔是可能引起巨大风险的。

　　现有城市建设布局的失序乃至失控，将导致耕地和水资源等重要资源被过度消耗，环境受到严重污染，一些地区的生态系统将会面临巨大的压力。非常不利于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

　　中央政府对此态度鲜明

　　（在访谈的过程中，谈起某些地方办公楼的奢华、广场的庞大，还有那些奢侈的人工水景设施，陆大道一脸的愤怒：请你们把这些照片登出来，而且一定要点名！

　　说起那些土地被征用的农民，陆大道则颇为忧虑：这些农民根本不知道，失去土地对他们会意味着什么。现在经济高速增长时还没有什么，一旦经济发生波动，将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陆说，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只能依靠脚下这片土地。我们必须做好永久使用这片土地的准备。

　　陆大道认为，作为一名院士，主要应承担三个方面的任务，一是尽可能继续进行本学科前沿的探讨；二是向政府提供咨询报告，三是向公众做一些科普工作。他这次找南方周末，就是想对全社会做一种科学普及工作。）

　　记：你的这些观点曾多次向中央领导反映过？

　　陆：我先后给曾培炎副总理、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写过信。院士的一个基本工作就是提交国情咨询报告，向政府反映情况。我也是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组的成员，在一次会议上，我曾向国务院领导面陈过城市建设中种种倾向，国务院主要领导后来在总结中指出，这些年来在城市建设中确实存在“过度扩张”的问题。

　　记：是否已经引起中央的重视？

　　陆：我认为中央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十一五”规划中，关于城市化，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循序渐进”，还有“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这都是有强烈的针对性的，要按此进行城市建设，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这些并没有引起地方领导的重视，某些地方甚至是置若罔闻，所以我觉得有必要通过大众媒体，来传递一些声音。

　　记：你觉得出现这种状况，原因是哪些？

　　陆：我觉得首先是对中国国情没有正确认识，我们国家的实情是地不大，物不博，人多地少，资源严重不足，我们不能走美国蔓延式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所以温家宝总理提出要建“节约型社会”，但这一点，包括不少地方政府领导人、规划工作者都意识不足。

　　其次，我们以往的政绩考核体系有很大不足，搞城市化“大跃进”的干部，在政绩上都十分漂亮，也往往能够得到提拔和重用。我认为这种情况在客观上鼓励了这种行为。

　　第三，我国的土地管理制度有缺陷，支配权主要在政府手里，农民基本没有说话的权利。

　　第四，现行的财税制度中，土地出让金成为地方财政最重要的一个来源，利益攸关，也使得这种行为无法制止。

　　记：那你觉得可以有哪些对策？

　　陆：首先是制定严格的用地标准，对城市的人均占地、耗能、用水、交通运输结构等，作出科学合理的规定。要因地制宜的提出城市发展目标，我们现在没有这种国家制定的标准，反而是各个部门在提出要求，一个城市的发展目标达到20多个，这些大部分都要占用土地，而且往往不分地区地一刀切，问题很大。例如为什么要求大家都要建园林城市呢？在干旱地区，降水量在400毫米以下的，如果制定这些标准，简直就是败家子。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几十万人口的赌城，一棵树都没有嘛。

　　我觉得现在的城市发展目标政出多门，不科学，建议大部分取消。在节约资源上，应当参考日本、韩国、我国台湾的做法，重新来制定。

　　记：光有标准可能不够，要有制度保障。

　　陆：政绩考核体系肯定要改，应当考核地方政府在保护环境、节约土地等方面的工作，这些中央已经在做了，我感觉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最根本的，还应当从利益上切断地方政府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一是土地制度如何改革，以维护农民的权利和利益？我个人觉得可以参考发达国家的一些做法；二是财税制度如何改革？土地出让金，现在可以说是地方政府的心头肉，数目庞大，用途广泛，这块资金怎么管理，怎么使地方政府既能筹措到发展资金，又不会躺在土地上大肆挥霍？这方面我不是专家，留待有识之士来出谋划策吧。（本报记者 张 立）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