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坚
央视《大家》与哲学家任继愈对话的节目《穿越古今的旅行》，上了《报刊文摘》就只剩下几百字，且用任继愈先生的一句预言做了标题，曰：“真正文化繁荣的高潮在后面”。其中有一段话说：“向来国家的文化发展是经济在前，文化后来跟上去的，是不会太超前。经济是基础。所以你看乾嘉盛世，那是清朝百年了，才有后来那个盛世。唐朝是贞观之
治，贞观之治是政治上上了轨道，统一了。唐朝的繁荣，实际的作品创作是开元时代。开元时代也是近百年了，传了好几代才有这个结果。汉朝的汉武帝，最盛了，武功、文治都很好。汉武帝是第四代皇帝。他前面那几代做准备才有了高潮。”简言之，一个朝代建立百年之后才会有太平盛世，有了太平盛世就会有真正文化繁荣的高潮。于是，任继愈先生预言我们这个时代“真正文化繁荣的高潮还在后面，在几十年以后吧，至少二十年左右”。不知道此“摘编”能否体现任老先生的本意，仅就这几百字看，我还真有点不以为然。
“文化”这个词汇，其内涵相当丰富，粗略地分类，就有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以及习俗文化。在诸多文化史的专著中，不仅绘画、雕刻、音乐、舞蹈等各个门类的艺术理所当然地属于“文化”，吃喝玩乐也都在“文化”之中，也有吃喝玩乐的各类文化专著，诸如酒文化、茶文化、饮食文化，等等。据此说“经济在前，文化后来跟上去的”当然也无可非议，毕竟，这一切都需有物质的基础。倘说这“文化繁荣”主要指的是思想、学术与文学等意识形态的东西，情况恐怕就要复杂得多。换一句话说，“经济在前”，“文化”未必就会“跟上去”的，跟着“太平盛世”出现的未必就是“文化繁荣”，这种精神文化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武帝的时代可算是西汉最强盛的时代，但汉儒注经成风，怕是与他的“独尊儒术”有关；汉朝之后，“言论机关都被‘业儒’所垄断”，这恐怕不能说是“真正文化繁荣的高潮”；“清朝百年”后的“乾嘉盛世”，“朴学”令人瞩目，成为一道文化景观，还有了“乾嘉学派”，但这“朴学”却又与“文字狱”相连：“避席畏闻文学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文人学者都去考证、训诂，忙着研究错字，争论生日了，大概也不是“真正文化繁荣的高潮”应有的气象。李(白)诗与杜(甫)诗历来被称为盛唐诗歌的并峙双峰，属于唐代文化最耀眼的成果之列，倘若仔细斟别，杜诗其实倒是天宝之后乱离之世的悲歌，李白倘若一直都在开元盛世之中飘飘欲仙，恐怕也会像贺知章那样在自己的笔下频频出现“枯朽沾皇泽”或“千载舞皇风”这样的诗句。总之，就以任继愈先生所说的几个朝代为例，便可知“太平盛世”与“文化繁荣”并非像他所说的那样水涨船高或形影相随。如果再宕开一笔，那么，诸子百家出现于群雄并起的春秋战国时代而并非出现于此后无论哪一个朝代的“太平盛世”；屈原的《离骚》并非因为天下太平却分明出于内心不平；曹雪芹虽然生存于康乾盛世，他的《红楼梦》似乎与康熙乾隆的文治武功也并无太大的关联。
综观中国的历史，“太平盛世”总是“大一统”的。它的优越性在于一个“统”字：天下统一，没有战乱，社会方能稳定发展，百姓方能安居乐业；它的劣根性也在于一个“统”字：高度集权，统得太死，士节与思想都会受到遏制，这大概也是一块硬币的两个面，或可称之为历史的怪圈。“太平盛世”与“文化繁荣”往往不能同一，就与这个怪圈密切相关。因为“太平盛世”尚未出现，“文化高潮”还在后面，任继愈先生要我们去“寻找自己的位置”。他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做什么呢？积累资料，为文化的高潮做准备，就是这么个任务。”我的想法却与此有些不同。“积累资料”的工作，自然也要有人去做，因为主观与客观的原因而去整理古籍或专事考证尔后成为一代大家的确有其人，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统统都去“积累资料”却终究不妥。在我看来，摆脱以上所说的历史的怪圈，使“太平盛世”与“文化繁荣”趋向同一，应当成为我们的一种使命。因此，有一个尽可能宽松的精神文化生态环境，有一批能够不计个人利害得失的学者与作家，才是“真正文化繁荣的高潮”出现的必要前提。没有实力成为大思想家大学问家大文学家的，不要将此归咎于“真正的文化高潮”尚未出现；有实力成为大思想家大学问家大文学家的，也不必等到几十年后再去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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