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呼吁尽快出台农民权益保护法

　　本报记者 李健

　　农民权益保护现状调查课题组组长李小云认为，由于农民群体的经济、社会权益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损害，我国现行法律在保护农民权益方面还有待完善。

　　李小云说，《农业法》主要是解决农业发展中的法律问题，其增加的“农民权益保护

”章节主要是围绕农业生产，保护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权益尤其是经济权益不受侵犯，而农民的政治权益、社会权益和农民工的各项权益还有很多没有体现。

　　保护农民权益的法规，许多条款做了原则性规定，大多没有细化，弹性太大，可操作性不强，对基层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约束力弱，实施效果较差。

　　李小云说，根据现行法律，除农业主管部门外，涉及农民和农业的管理部门还有畜牧、林业、农机等。由于法律规定不清晰，职责不明确，重复执法、多头执法的现象层出不穷，这导致碰到有利的事情时，大家都争着做；遇到棘手的案件时，各部门又互相推诿，无人去管。最终受损的还是农民。

　　此外，依据现有法律，农业主管部门全面负责涉及农民权益保护的职责，可法律更多的是赋予其管理权、监督权，而很少涉及相应的处罚权。对一些违规者，农业主管部门只能警告、批评，执法力度弱，对于保护农民权益十分不利。另外，由于对农民造成的损失没有相关索赔的法律依据，如果索赔金额发生争议，农业执法部门只能调解，没有裁决权，也没有强制执行的能力。

　　李小云建议，应尽快制定农民权益保护法。其制定过程中，应以农民的需求为导向并作评估，把农民最需要保护的权益纳入农民权益保护法，才能真正体现农民的意愿，保护农民的权益。

　　农民

　　本报记者 李健

　　调查人员发现，农民维权意识普遍不强：村民纠纷一类的事情，农民们觉得应按村规民约来解决，不愿告知上级政府甚至村委会；如果遇到与外界密切相关的问题，如买到假农资产品等，农民一般会要求村委上报上级政府帮忙解决，只有极少数村民直接去找经销商理论。

　　调查统计数据表明，遇到权益受损时，只有不到1／10的农民会选择仲裁和诉讼渠道。农民对法律的生疏、司法程序高昂的诉讼费用和长时间的诉讼期等，阻碍了农民通过司法渠道表达权益。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村民通常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村委会，但由于村委会力量有限，无法为村民解决问题，很多村民慢慢对维护自身权益丧失了信心。

　　调研人员认为农民维权远离诉讼，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农村经济不发达，没有给农民提供更多与法律契约接触的机会。家庭生产基本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下，隔绝了他们与社会的联系，很少与他人发生经济纠纷。在农民看来，法律是与自己无关的；即使发生了纠纷，他们也没有经济实力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有的人会觉得没有时间打官司，因为他们要干活赚钱。第二，行政权力过于强大，阻碍了农民通过法律渠道解决自身问题。在农村基层社会中，农民权利弱小，没有一定的财力、物力的支持，更没有足够的勇气，不会采用法律形式申请行政复议或对政府机构提起诉讼。第三，农民自身文化素质低。调研中，81%的农民是初中或初中以下文化程度。通常他们以家法代替国法，讲人情，不讲法律。大多数农民在发生权益纠纷时采用“私了”的方式；在自己的消费权利被忽视或受到损害时，比如，在买到劣质农用生产资料时，他们往往自认倒霉，“忍了”，宁愿吃亏保平安也不愿“惹麻烦”冒风险。

　　专家态度

　　城乡二元结构是农民权益受损的制度根源

　　本报记者 李健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左停说，城乡二元结构是导致我国农民权益受损的制度根源。因为，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创造的部分物质财富，被拿走用于支持工业化和城市发展了。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村经济发展缺乏资金支持，城乡差距日益拉大。

　　在二元结构下，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农村教育投入不足，忽视农村社保体系的建立，农民在占有公共物品和享有社会福利等社会资源的分配中处于劣势。例如，农民与市民相比，受教育的权利很不平等。70%的人口在农村，可是90%的学校在城里。目前约占总人口30%的城市人口享用了2／3的医疗卫生保障服务，而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享用的却不到1／3。

　　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结构，把人口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民，并将就业、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公民权益同户口挂钩，形成了包括公民迁徙、劳动就业、教育、财产和社会保障在内的诸多方面对农民的不平等。

　　如何突破城乡二元结构，更好地保护农民权益，中国农大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李小云认为，应改变国民收入分配，变以农补工为工业反哺农业，改变资金在产业间的流向，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资金支持；改变国家涉农企业和农民间收入分配的比例，通过改变农业收入分配比例，减少农产品流通环节抢占农民的利益，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在

　　后农业税时代一些地方农民负担反弹

　　免除农业税后本应减轻的农民负担，在一些地方却呈现反弹势头，个别地方问题还相当严重。

　　在安徽无为县，2005年六店乡政府以红头文件形式向各村下达包括农业开发项目费、以资代劳费、圩区抗灾费和村村通资金共4项“公共性财贸任务”。该乡石山村在向村民征收费用时，又擅自在乡里规定的收费标准上额外加码，未经村民代表会议讨论，违规征收“一事一议”费和生产性收费，搭车收费27万元。去年石山村农民亩均负担157元，人均负担231元。六店乡全乡合计农民负担任务达324万元之多，绝大部分是不合理的负担。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