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相深看：“白卷女孩”的规则意识和反叛心理

　　□吴小攀

　　在今年的高考中，河南南阳市八中高三学生蒋多多因为在考卷上宣泄对高考制度的不满，还把自己的笔名“碎心飞魔”写到密封线外，所有试卷用双色笔来写，希望各科成绩为零。结果，蒋多多的高考成绩如下：语文18分、数学30分、英语66分、文综0分。

　　这不禁令人想起33年前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当年他在理化考卷上只做了三道小题，就因“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交卷，但因为在试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一方面对考试被“大学迷”们垄断表示不满，另一方面又哀求“各级领导”“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张铁生因此被利用而一夜之间成了勇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后来更一度在政治洪流中红得发紫。当然，后来他也因此尝尽了铁窗之苦。

　　蒋多多虽然没有张铁生“幸运”，但她因为等不来她预想中的教育部门官员的登门造访，就主动找媒体曝光，也成了近期的“媒体明星”。在接受本报首席记者樊克宁的访谈中，蒋多多说，“我只想学我想学的”，“写作就应该写自己想写的”，“希望按照自己的兴趣受教育”，她在高考试卷上写下：“星星只有在自由的天空才能发光（7月15日《羊城晚报》A8版）。”问题是，这种不受任何拘束的可以任性而为的“自由的天空”只能是虚幻的。如果是出于这种对绝对自由的追求而反对现行教育制度和高考制度，那无异于缘木求鱼，因为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存在着规则，无视规则的她如何在现实世界生存？一个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人或司机最终是害人害己。

　　只要教育资源的配置仍然供不应求，要跨进大学校门就存在竞争，就必须设立一个选拔的门槛，至于这个门槛要设多高设得好不好却是另外一个问题。即使像美国那样基本实现了全民高等教育，高考也许不再是一件竞争激烈的事情，但也还有普通大学和精英大学之分、就业与失业的差别，这同样导致了竞争，有竞争就会有胜利者和落败者。一遭遇挫折不是从自身找原因，而是怪罪于外部世界，这是相当幼稚的心态。况且，目前中国的教育制度最重要的不是实行素质教育或应试教育的问题，而是如何普及基础教育的问题。

　　当然，现行的教育制度和高考制度并非完美，仍需完善改进，这不用蒋多多的“自我牺牲”也早为人所知。蒋多多作为受教育者，她有权利提出要求，比如要求获得素质教育，而不是应试教育，并且要求高考制度能用素质的标准选拔人才。但是，一个人素质的提升并非仅系于学校教育一端，还有家庭的教育和自身的修养。蒋多多为自身素质的提高付出怎样的努力？学校图书馆里有四大名著及其他文化精华，她没有看过；虽然她在两年时间里写了100多万字小说，但内向不善于沟通、模拟成绩410-420分、不上网、不怎么看书报、不看电视；一回家就关在房间里写小说，一有问题就与班主任、语文老师、体育老师闹别扭，甚至不交作文、不做早操……这样的她仅仅是因为教育制度的问题吗？即使有一个所谓的按素质标准考录学生的高考制度存在，她又有多少被录取的可能？

　　高耸的马尾辫，尖长的指甲，虽然强言为了“对抗”高考制度决不后悔，但伤心处泪如雨下，这是一位充满了青春期幻想、反叛、自我、夸饰、脆弱的文学少年。“星星”终于以这样一种方式“发光”，但会发光多久，对她之后的人生之路有什么影响，还要拭目以待。

　　两个时代两次“造反”两种收场，这说明随着时代的变迁，规则意识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像张铁生时代那样借助于政治力量，或者在眼球经济时代借助于媒体炒作，都不免投机取巧的动机嫌疑。蒋多多以及她的同龄人们，主要问题是要学会如何在现实中调适自己的心理，客观地看待高考和自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些也都是人的素质提高的表现。非理性的“造反”的时代不是好的时代，并且已经过去。

　　（紫／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