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举办中国人文纪录片之路研讨会

　　《再说长江》的开播勾起了我们对八十年代“专题片”的记忆，从备受赞誉的《话说长江》到遭全面批判的《河殇》，都曾引起强烈反响。90年代后，纪录片一度转向现实领域，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社会变化。而近年来，以历史和传统文化为拍摄对象的大型纪录片重新兴起，《故宫》、《江南》、《徽商》、《徽州》、《复活的军团》等在央视播出，收视、口碑都获得了巨大成功。不过，与80年代的某些历史人文类纪录片立足于批判传统，反思“中国为什么落后”不同，今天的作品多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己任，这显然与中国经济地位的增

长、国际地位的提升有关。传统，正重新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聚合点。不过，这类作品传达给我们的历史信息，是否就没有问题了呢？

　　不久前，中央电视台总编室研究处与《读书》杂志联合举办了“中国人文纪录片之路”研讨会，这是近年来鲜有的一次大众传媒和人文学界在此领域的认真对话。因为认真，所以有肯定，有争议，也有错位。双方观点的激烈碰撞，话题延展的深度和广度，从深层触及了我们对于今天的纪录片的价值判断，不仅为如何创作历史类纪录片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对于我们如何看待日下蔚然成风的大众文化对历史的通俗化解读，或许也能打开一个宽远的视界。

　　历史是一个封闭的结论吗？

　　引言：研讨会上放映的《江南·人景壶天》和《徽商·四水归堂》引发了对历史的认知及叙述方式的讨论。对于纪录片的创作者，《江南》充满了诗意情怀，为正在变化、消失的苏州园林等江南风物留下了美丽的影像记忆。而《徽商》则是“思想”挂帅，通过徽商的历史来思考中国在15世纪后期政治、经济转型的失败，反思中国为何没像西方那样走上现代资本主义道路。

　　但是，学者们对那种被架空的历史、作为讴歌对象的传统文化普遍持批评态度。他们强调历史表达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反对把“现代性”当作唯一的历史坐标，反对以全知全能的、判定式的口吻来讲述历史。他们关心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希望在片中看到现实的投影，看到“一代代人活过来的空间”，而不是对于“凝固的过去”的迷恋。

　　吕新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江南》、《徽州》这样的片子刻意去除了现实的干扰，只有“物”(比如说园林)的刹那间凝固般的存在，看不到时间的流变对这些“物”的影响的过程，也看不到当下的社会政治脉络对文物的改变。这两部片子当中也基本看不到人。显然创作者刻意把现代的破坏性的东西都清洗干净，只留下可以寄托想象的、美好和温馨的传统，或者说是可以寄托精神家园的“物”的存在。然而没有人和物所承担的历史的流逝，没有中国几百年的朝代与社会的变化所留给人的心灵的影响，我们人文反思的立足点在哪里呢？

　　这类纪录片的解说词带有一种历史仲裁者的叙述方式，虽然在理念上体现了创作者希望抵抗现代化对传统的破坏，抵抗大众传媒的娱乐致死，但是当我们用决断的方式和态度行使叙述的时候，是否能够反思自己的历史观有限的边界？

　　李零(北大中文系教授)：我们要解决一个文化心态问题。80年代的论调是“中国太落后了”，90年代以后我们从“骂祖宗”变成“卖祖宗”了，一百多年来，古今中外在我们心里总是摆不平。我们好多遗产应该挽救，但是说到弘扬、散布到全世界，这个人家接受不接受，我还是怀疑的。纪录片有思想当然很好，但是别追着屁股非要露出点思想性，或者搞得太煽情了，还不如含蓄一点，余音袅袅比较好。

　　顾铮(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纪录片讴歌传统文化，当然对增强民族自信心有意义，但它是否会造成一种误解：似乎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唯一动力，就是这样一种传统文化？是否会模糊或转移我们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汪晖(清华大学教授、《读书》杂志主编)：《徽商》这个片子我很喜欢，它把徽州放在商帮集团的命运起落当中，将它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做了完整的展示，吸取了当代徽学研究的很多成果。但是，它的问题在于叙事，这不仅是纪录片，也是我们研究领域的问题。我们往往从后来的发展看前面的历史，拿工业革命后的西方作为历史目的，现在我们讲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如果只是站在这个逻辑里面来看待历史，就把其他的可能性给取消了。

　　小结：在开放性的历史观，而非封闭的结论这方面，纪录片创作者和学者似乎没有达成共识。有几位学者谈道，学术界自身也有问题，没能给纪录片提供足够好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成果。而《徽州》、《江南》等片的撰稿人杨晓民自信能在纪录片中传达给观众正确的历史观：“正确的历史观是我们创作人员普遍认可形成的历史观。为了保证历史的真实，我们肯定拍摄之前要看大量的资料、开很多策划会。历史纪录片专家的介入是很深的，不光是历史学家，还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作家等等。作为电视工作者我不可能只听一家之言。”

　　探索频道式的纪录片牺牲了历史的真实？

　　引言：“可能学历史的人不能看历史。”在夸赞《复活的军团》拍得好之后，明清经济史研究专家李伯重先生却觉得里面一些细节实在是低级错误，比如说出现了三国以后才有的独轮车，南北朝之后才有记载的翻转犁。历史学家指出这类事实错误是常有的事，但如果这个“事实”还涉及学术观点，问题就变得比较复杂。按照李教授的观点，《徽商》基本的思想脉络就会站不住脚，这造成了研讨会上创作者和学者之间比较激烈的一次交锋。

　　李伯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徽商》中专家表述的基本是半个世纪以前的看法，今天有大量的资料可以看到对徽商的看法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不能说今天的说法就是对的，但片中应该给予它包容的空间。例如片中说徽商赚了很多钱，却没有转换成产业资本，其实在近代资本转型的过程中，徽商是中国商人中最成功的，所以上海才会成为中国资本家的大本营。

　　杨晓民(《徽商》总撰稿)：我们采访了中国所有徽学研究专家，说白了他(李伯重)不是，他的观点是他个人的意见。我本人就是安徽大学的徽学研究教授。我采访了48个专家，不可能把所有专家的观点都容纳进来，我要有选择地使用。

　　吕新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纪录片在史料处理上应该非常慎重，比如《1405：郑和下西洋》就处理得非常好，创作者把所有史料的来源和争论都摆出来了，在拍摄过程中去考证，去发生地验证史料，这就使影像自身的逻辑和力量显示出来了。而像《复活的军团》这样的片子，很震撼，但正因为如此，我们就更需要谨慎对待史料和不同的史家叙述。如果只有影片主观的叙述，不提供史料的来源，观众没有判断史料真伪的能力，可能会产生误解和怀疑。

　　中国今天的文化产业要走国际路线，要学习好莱坞和探索频道(Discovery)、国家地理频道这些跨国媒体。而跨国媒体的逻辑就是普世价值，所谓爱情、探险、科学这些抽空了政治和历史脉络的东西才能在全球市场上销售。它肯定是要简化复杂的现实性和地方性的，只有简化才能获得商业利益。但是代价是封闭了历史的复杂性和非因果性。

　　Discovery的自我定位就是娱乐性纪录片，它可能极大地满足了我们观看的愉悦，但牺牲掉的可能是历史的真实性。这种商业性娱乐片特别能迎合中国电视市场化的需求，因为它特别能以简单的方式满足我们的欲望，所以我们才需要更加警惕。 李零(北大中文系教授)：我有时候不是特别挑剔，说一些历史文化纪录片，不能出什么错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此类片子对于历史细节的追求到一个程度就行了，越说得精确了，学者跟你找茬越厉害。比如你说我中午吃顿饭肯定没错，但你说我吃了头牛，那就麻烦了。

　　小结：人文历史纪录片少不了专家的参与，需要学者在史实和观点等方面把关或发言，因此这类纪录片，创作者与专家的互动非常重要。但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热衷于电视，采访中，有的学者给出了回避电视的两个理由：一是怕麻烦———“学者把自己那一套东西变成别人能够理解的东西，是非常困难的，最主要还有很多学者非常怕麻烦。”二是怕被“设套”———有位学者谈到了他“触电”的一次经历：“电视台让我去谈谈，我不知道要拍什么节目，不知道要谈什么，也不知道跟谁谈，到那儿就胡说八道，实在不好意思。”

　　应该抑制解说词的文学冲动吗？

　　引言：在讨论会上，《江南》和《徽商》、《徽州》的总撰稿杨晓民的诗人身份一再被强调。创作者们的言外之意，正是这种诗人情怀和文化情结，保证了以上片子的文化内涵。然而很多学者对于《江南》、《徽州》那种诗情画意的文学格调很不买账，甚至觉得“有点腻”。

　　杨立华(北大哲学系副教授)：《江南》的诗用得太多了。纪录片在表达上能不能朴素一点，不要那么浮华，那么风花雪月？文人传统并非中国文化的核心脉络，文学性的审美情趣是把你所关注的对象降低为审美对象，这里面敬畏心就削弱了。应该抑制解说词的文学冲动，另外解说词也不能太过追求浅显，能否不把观众想得那么低？

　　周兵(《故宫》总导演)：《江南》这类文学化的创作，作为一个类型，在纪录片中应该去坚持和强调，这里头没有什么可疑惑的，甚至可以再固执一点。解说词浅显的问题，是台里有要求，因为许多观众的教育程度只是小学、初中水平。

　　高峰(中央电视台副台长)：我们太需要文学对影视的支持了。文学和纪录片以及整个电视节目的逐渐疏远，使电视看着相对比较浮躁。所以，文学的回归理所应当。

　　小结：这个问题也是各说各的理，多数观众应该不会反对诗情画意吧。不过，纪录片对那种通俗、好看的“文学描述”倒是应该留点神———杨立华举了一个例子：《故宫》中说朱棣派一个“风水先生”去北京做勘测，听上去颇为传奇，但按当时制度，那个“风水先生”必然是位朝廷官员。这种趣味化的倾向有可能给观众带来错误的信息。

　　引入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手法？

　　研讨会为历史文化类纪录片提供了某些新的拍摄思路。有的建议非常具体，比如汪晖先生谈到，《江南》着重于描画江南柔美的气质，但如果考虑一下为什么每逢外族入侵，江南都是抵抗最惨烈的地区，那么片子就会打开一个新的视角，形成内在的张力。

　　有些学者建议引入新的拍摄思想。顾铮教授认为，可以考虑结合社会学、人类学的调查手法，增加知识密度，引入老百姓的声音，避免过多的抒情甚至滥情。这也是北大社会学系人类学研究所王铭铭教授的建议：人类学研究的方法，是用影像和文字的手段来做记录，基本特点是跟人打交道，与《故宫》这类跟物打交道的片子不同，一般来说要有活人不断地讲话，不断做事情，这种风格是不是值得人文纪录片学习？是不是可以把民间的声音包容进来？

　　而杨晓民认为，这些方法都是他们已经在使用的，并足以拿来驳斥一些学者对《徽商》的意见：“我们有民间立场，我们并不是很官方的，我在做《徽商》的时候，很多东西是民间的记忆，心灵的记忆。我们的摄像机走遍了徽州的大街小巷，我们的历史学家肯定没有去过。”《故宫》的编导周兵则谦逊地表示，尽管一些学者们建议的方法他们以前也在使用，但今后的创作中他会更多地引入新方法。纪录片内在的核应该用文学、哲学、人类学来填充，专家们提供了一些很好的指导性的研究方法。下一部作品，他将更冷静、更有敬畏感地进行创作。

　　专家不懂影像的特性？

　　一天半的研讨会里，很多问题上能明显感觉到学者和电视工作者们相互的不理解。创作者觉得，学者们对电视不了解，所以会出现某些对话的错位。比如像李零、杨立华等人表示不太接受的情景再现问题，他们就表示，这是影像的特点所决定的。

　　杨晓民认为，专家只是从自己的角度来提出问题，他们提出的思想找不到对应的影像表达，文字和影像完全是两个思路。而周兵则说：“他们作为学者是个体的研究，电视是工业生产线，系统非常复杂，专家没经历过创作纪录片的过程，对操作性强的东西没感受。”

　　社科院文学所的程凯，则以参与过纪录片创作的经验，为周兵的话做了佐证。他说，学者个人的工作方式，可以很完整地控制整个过程，可以贯彻自己所有的想法。但纪录片必须依靠分工合作，没有任何一个环节由个人完全控制。之前和专家策划得再好，等到真正进入创作过程，就是不断消磨、妥协，还要不断寻找新路径的过程，最后真正能留下来的东西，其实是非常少的。所以他觉得人文纪录片中存在的问题不只说是某几个人的理解力问题。

　　而大部分传播学者从影像特性和传播学角度来谈人文纪录片的特点时，倒像是在学者和电视工作者之间打圆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认为，一些专家谈到《徽商》等片子叙述中单面性的缺陷，与其说是电视人的问题，不如说是学术思维在影响电视思维。大众媒介线性解读的特性，使它比较容易接受学术研究中那些比较明晰的因果结论。这些作品高度追求故事化和体验性，有时候还会还原过去人的想象和情感，这种还原在多大程度上是历史的，很难讲。这种方式，搞历史的人可能会觉得它失去一些严谨性，会怀疑这样的因果想象是否成立，但电视希望明晰的呈现，因为关系到大众的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