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场大病要攒100年的钱

　　记者 王凯 见习记者 黄强 苏珊 范利鑫 实习生 徐雯 李丛竹

　　历经苦难的王美英最终得到济南人的关爱，但王美英只有一个，仅靠爱心还能救助第二个、第三个王美英吗？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折射出占全国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很难“医有所保”的现实。

　　调 查 对 象

　　潘太兰：长清区马山镇孙土村村民

　　史延荣：马山镇乡镇卫生院院长

　　秦庆武：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

　　刘传富：市卫生局农村卫生管理处处长

　　10元新农合也有农民交不起

　　“大病拖、小病扛，小病久拖成大病。”这是在农村颇为流行的一句话。

　　7月15日，记者在长清区马山镇孙土村见到了几名并不富裕的村民。潘太兰就是其中之一，她今年35岁，有3个孩子，老大7岁，一对龙凤胎刚满两周岁，一家5口全靠丈夫开车拉水泥赚钱生活。

　　记：家里一年收入多少？

　　潘：2000多块。这两年，大女儿上学、生第二胎、给孩子和老人看病、贷款买车，家里还欠3万多块钱(外债)。

　　记：看病一年要花多少钱？

　　潘：不好说，多了上万，生龙凤胎时不放心到小医院，在省千佛山医院花了6000多块。后来两个孩子得了肠炎，输液4天花了500多块，俺真受不了。

　　记：你们家参加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了吗？

　　潘：去年交了50块钱，今年交不起，也不想交了。

　　记：交10元钱后看病就能报销医药费，这很划算。

　　潘：我和孩子他爸身体挺好，孩子大点儿了也不会再生什么大病。

　　记：万一有人生大病，怎么办？

　　潘：只能认了。再说，就算报销，遇到大病也起不了作用。

　　记者了解到，孙土村很多村民有和潘太兰一样的想法。对一万元的报销费用，穷点儿的觉得太少，较富裕的根本没放在眼里。“新农合确实能给农民带来实惠”，史延荣说，从2005年6月至今年6月，3400多人次享受到新农合的实惠，报销医药费用21万元。但相对于马山镇3万多农民来说，按这一数字，仅有1/10农民所交的10元钱派上了用场。

　　劳动100年才能攒够大病费用

　　据一项调查显示，一些农民有病未及时就诊的比例高达50%，有的甚至干脆放弃治疗。

　　孙土村一赵姓村民说，现在很多村民有病扛着，大病拖不住了再去医院。两个月前，村里一老太太得了肝癌，久拖之后才去治疗，家里欠下几万元的债务，只好让老太太出院在家，直到去世。

　　“这种有病拖着的观念很令人担忧”，刘传富认为，农民舍不得花钱看病，有的舍不得掏10元钱参加新农合，小病拖成大病，小钱省了，高昂的医疗费用又根本拿不出，最终得不偿失。

　　秦庆武分析，造成这一观念的重要原因在于相当一部分农民没钱看病。

　　据调查，我省农民年均收入3930元，其中一半是现金收入，另一半是实物收入，即农民一年可支配的钱最多只有2000元。这样算来，要治疗像王美英这样的胃癌病人，一个农民要劳动100年才能攒够15至20万的费用。

　　新农合报销比例有点儿低

　　“王美英的情况在我市很多农村存在”，刘传富说，经济基础决定农民看病更难、更贵。改革开放以来，旧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被打破，农民失去了基本的医疗保障。2003年济南启动新农合以来，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缓解，但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问题还难以根治。

　　新农合基金实行以收定支、保障适度的原则。农民每人每年门诊、住院费用按比例分类补偿。其中3000元以下的小额医疗费补偿比例20%，最高补偿1000元；3000元以上实行分段核算补偿，补偿比例从30%到60%，最高补偿一万元。

　　目前我市约有80%的农民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由于筹资额度有限、保障水平低，多数地方的农民最多只能报销一万元，经济条件好、筹资能力高的少数地区报销封顶能达3万元。

　　“去年参加了新农合，但没尝到甜头，今年就没再参加。”潘太兰告诉记者，要是真得了大病，即使报销一万元钱，让自己再拿出一两元都是个问题。

　　对此刘传富认为，对农民来说，新农合是目前最基本的医疗保障制度，应提倡农民互助共济意识和健康风险意识。

　　乡镇卫生院发展为何遭“红灯”

　　要说看病省钱，农民就医还有一个先后顺序：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市级或省级大医院，但现实不然。采访中记者获悉，根据新农合的报销比例，同一种药，报销比例和药费都比大医院优惠很多的乡镇卫生院却遭农民“白眼”。

　　在十六里河镇卫生院，记者看到这里设备简陋、面积狭小，来看病的患者很少，一个小时内仅接诊十几名患者。该卫生院负责人说，卫生院房屋仅360平方米，花一万多元买来的一套二手X光机已用了28年，每年都要检修。由于农民收入较低，乡镇卫生院一般只给患者开三四元钱的处方，最多也就100元，0.8元一针的青霉素是医生常开的一种药。尽管医药费如此低，患者还是喜欢直接到省、市级的医院去看。这样一来，村卫生室——大医院的就诊“路线”就给乡镇卫生院的发展亮起“红灯”。

　　“多数农民有病先到村卫生室，村卫生室治不了就直接到大医院就诊，乡镇卫生院不被患者信任、利用率太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金投入不足，人员素质和基础设施不佳。”一乡镇卫生院负责人说，参与新农合的农民都有指定的医疗机构，越往上一级医疗机构，报销比例就越小，但很多农民宁愿多花钱去大医院。

　　据了解，史延荣所在的乡镇卫生院今年有三四个医生因待遇、环境问题辞职了，“一个月五六百元的工资怎么能拢来好医生？”

　　据统计，占全国人口总数八成的农村却只享有不足三成的卫生资源，仅有的三成卫生人员，在乡镇卫生院这一级中，80%以上的卫生人员只拥有中专或中专以下学历。

　　社会呼唤公益医疗机构的出现

　　“像王美英这样的大病患者，除新农合，我市现在还有相应的大病救助机制，但需要完善，需要各种形式的慈善救助，以帮助困难群体抵御就医风险。”

　　“看病吃药是农民最基本的生存保障问题，需要社会共同关注解决，尤其需要政府加大投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最根本措施就是由政府出资，建立公益性医院和大病救助机制。”秦庆武认为，“掏10元钱参与新农合”只是目前最基本的保障措施，建立覆盖全民的养老、医疗等基本社会保障制度才是必然趋势，尤其在农村，应该着力完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为农民提供不同层次的服务。

　　“让有钱人花钱享受更好的医疗服务，穷人没钱也能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也能有人管，这是全社会共同的目标。”秦庆武说。

　　保障机制、政府投入、就医观念、乡镇卫生院建设所有问题的提出，目的只有一个——愿王美英的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