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贫困地区的官场投资交易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 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原区委书记（副厅级）张改萍的落马，在她工作了6年的商州区，引发了一场大“地震”。

　　据陕西省检察机关查证：从2000年到2005年间，张改萍利用其职务便利，在为他人办理干部任用、提拔、调动等请托事项中谋取利益，从中收受贿赂106.9万元，所得赃款全部被其个人使用。

　　张改萍百万元受贿卖官案，为我们揭示了一个贫困地区的官场交易样本。

　　为了升官，有些人不惜挪借公款、贷款向张改萍“进贡”

　　7月4日，张改萍受贿卖官案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27名行贿买官者名单被当庭曝光。

　　记者在商洛市采访时，获悉他们中大多数人仍然在位。

　　商州的官场文化，渐渐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变异：能干不能干，“进贡”说了算。为了升官，有些人不惜挪借公款，甚至贷款向张改萍“进贡”。

　　本案中，向张改萍行贿的商州区计生局执法大队原队长张铁柱，在送给张改萍的两万元中，有1．8万元是向信用社贷的款；区交通局原副局长张斌送给张改萍的5万元中，有3万元是从312国道管理处挪借的公款。

　　商州区水务局副局长兼水政监察大队队长刘志善，为了能升任水务局局长，送给张改萍两万元。达成所愿后刘志善又送给张改萍两万元，这些钱全是刘志善从朋友处借的。

　　2001年8月，时任商州市麻街镇党委书记的唐康勋为调回市内，在张改萍办公室送上1万元。同年10月，经张改萍提议，唐康勋被调任商州市安监局局长。但唐对调动结果并不满意，提出想调个好点的部门，随后又奉上3万元。2003年5月，经张改萍提议，唐康勋被调任商州区计生局局长。

　　在商州，有些人已经开始把买官看作是一种“投资”。买官者敢投这个资，是因为张改萍敢收钱，也确实能给人办事。为买官，行贿人向亲戚、朋友频频伸手借钱，而出借者遇有借钱买官者，也出手大方，一次4万元、10万元的大额借款也毫不吝惜，甚至还有人不惜以自家存折抵押贷款10万元出借。

　　就连张改萍的司机，也俨然成了红人。经常有人打来电话，从他这儿了解张改萍的行踪。

　　“我也退过一些人的钱，结果影响了大家的工作积极性”

　　为谋得商州区教育局局长一职，陈新智不惜投入38万元，而这也是张改萍收受的最大一笔贿款。

　　2003年5月的一天，时任商州区纪委副书记的陈新智找到商人杨江雄，提出想调任教育局局长。他知道杨江雄与张改萍“很熟”。而实际上，此时的杨江雄已在与张改萍进行过一桩权钱交易后，当起了张改萍的“贿托”。

　　据张改萍回忆：“杨江雄到我办公室，说陈新智要当教育局局长，并给了我一个纸袋子。我意识到是钱，估计有10万元。考虑到教育局局长的位子争的人多，不想沾这个是非，我坚决不要，杨将纸袋提走。”

　　但杨江雄并没有死心。同年11月底的一个早上，杨江雄又摸到了张改萍在咸阳市的家里，再次提起陈新智想当教育局局长的事，张改萍表示难办。这次走时，杨江雄留下了一个塑料袋。张改萍打开一看，是10万元钱。她有些犹豫：马上到年底了，自己还是要用钱的，这钱先收下，陈新智当局长的事以后看情况再说，能办就办，不能办把钱退给他。

　　2004年春节前，陈新智到张改萍家拜年，又提出想当教育局局长。临走时，陈新智留下一个纸袋子。张改萍打开看时，发现两条中华烟下面的塑料袋里，鼓鼓囊囊装了8万元。

　　2004年4月，杨江雄找到张改萍，询问陈新智当教育局局长的事。张改萍告诉他，“这事已定下搞民主推荐，将来以票数定。”杨江雄拜托张改萍多多关照，并送给她一双鞋。杨走后，张改萍发现里面有20万元现金。

　　张改萍对此心领神会。不久，关于教育局局长人选一事，在民主推荐会及区常委会上，张改萍都投了陈新智一票。事后，陈新智如愿以偿。

　　张改萍事后承认，搞民主推荐是她决定的，她有自己的算盘：陈新智是纪委系统的，在区上人熟，肯定会有人支持，而且陈还是有些工作能力的，到教育局能把握局面。“这是我敢收陈新智的钱并搞民主推荐的一个原因，如果我不决定搞民主推荐，那陈能不能当上局长就难说了。”

　　陈新智刚上任没多久，就有人把大字报贴在了市政府门口，揭发他买官的问题。据说，当时他买官不是一个人的行为，而是几个人投资给他买的这个官。检察机关后来查出，陈新智送给张改萍的38万元，其中有33万元是分别从5个人那里借来的。这其中，不止一人在借出钱时就知道陈新智是用来给张改萍“拜年”或竞争教育局局长用的，有1人还是从卫生防疫站的集资建房款中给陈新智提了4万元。

　　“在这之前，我也退过一些人的钱，结果影响了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张改萍说，据了解，当时仅教育局局长一职，争的人多，送钱的人也多，在陈新智之前，张改萍已经退了五六个人的钱……

　　商州穷，赚钱的路子少，有点想法的人都想当官

　　2005年11月下旬的一天，刚刚参加完一个电视电话会议，张改萍被等在会议室门口的省纪委工作人员带去谈话。12月25日，张改萍被“双规”。2006年6月12日，她被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以受贿罪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张改萍的落马，是原商州区城建局局长吕宏涛的案子牵扯出来的。吕宏涛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商州“陈氏涉黑家族”的巨额贿赂。在对陈氏家族涉黑案的侦破过程中，有关方面意外发现：吕宏涛商州区城建局局长的位子，竟是花1．5万元从张改萍手里买来的。

　　早在几年前，就不断有人反映张改萍的受贿问题。有关部门的调查显示：张改萍在商州任职的5年间，已私下售出27个政府重要职位。更严重的是，在某种程度上，商州区因此形成了一种官场潜规则———不送钱，就无法升迁，甚至要腾位子。

　　据当地群众说，商州的买官市场之所以很繁荣，是因为商州这地方穷，商机少，能赚钱的路子太难找。所以，有点想法的人都想当官，当了官就不一样了，既有实权又风光。

　　“这里虽然山青水秀，经济却很落后，在全省排倒数第一。”商洛市委一名干部介绍说，“这儿几乎没什么工业，有些矿产，也都是些‘鸡窝子’矿，挖两下就没了。农业也缺乏特色，去年一年的地税收入才两个多亿。”

　　据分析，买官卖官多发生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些地区，没什么高科技企业，商业也不发达，又缺少外资引进，能通过正常的市场渠道获取经济收益的机会相对较少。相比而言，做官既有“旱涝保收”的物质回报，还有其他产业无法比拟的寻租空间。于是，官位随即成为价值含量极高的稀缺商品，也就营造了张改萍卖官市场的“繁荣”。

　　一边拜佛 一边敛财

　　离商州不远二龙山水库旁的寺庙是张改萍常去的地方。

　　张改萍透露，她一直都想调到更大的地方，有更大的发展，为此还被人骗走了20万元。最初她觉得，多烧几炷高香，佛祖或许能保佑自己健康平安、官运亨通。后来她疯狂受贿，收了别人的钱，心理压力大，又不能跟别人说，只好借助烧香拜佛来求得解脱……

　　据她讲，她母亲生前信佛，对她有些影响。为了发展经济，商州曾在2000年聘请了一个信佛的法律顾问，张改萍常和他谈些佛理。后来张改萍仕途受挫，就频繁地烧香拜佛。

　　此后，张改萍还以开发佛教旅游为名，专门请外地寺庙的僧侣到商州。为示虔诚，她还亲自组织并参加“开光”、“灌顶”、“天供”等活动，并多次前往全国许多大寺院烧香拜佛、上供布施，先后用去香火钱30余万元。

　　2002年，她利用在京学习的机会，到北京一处寺庙搞了个“金盆洗手”，但张改萍并未就此收手，直到2005年7月，她仍在收受贿赂。

　　7月4日的庭审中，张改萍陈述：“我惟一感到内疚和痛心的，是愧对组织这么多年对自己的培养，也愧对商洛人民对自己的期望，愧对家人这么多年来替我孝敬父母、管教儿子所尽的责任。”

　　27名买官者只有3人被处理

　　张改萍受贿卖官案中的27名行贿人，目前仅有3人受到处理。对此，商洛市、商州区纪检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对这些行贿人的处理，目前正在按规定程序进行。

　　据了解，27名涉案行贿人中目前已被处理的3人，均是因受贿罪被追究责任，而并非以行贿罪论处。其中，行贿38万元买下商州区教育局局长一职的陈新智，2006年1月因涉嫌受贿被商洛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在他担任教育局局长一年多的时间里，曾利用调动教师等机会，收受几个学校校长的贿赂。

　　曾任商州区政府办公室主任的陈绪忠，给张改萍行贿5万元，到柞水任县长助理工作后，也因收受巨额贿赂被批准逮捕。

　　此外，行贿1．5万元买下商州区城建局局长一职的吕宏涛，也因受贿被判刑10年。

　　有群众提出：即便对已被追究责任的这3名行贿者，也应进一步追加行贿罪罪名，其余24名行贿买官者更应得到法办。

　　对此，商洛市纪委有关人士表示，张改萍卖官案对商洛的政府形象、行政风气影响很大。但由于这些人的职务级别均属科级、副科级，按照管理层次，只能由区级纪委作出行政处分。

　　商州区纪委相关负责人则表示，区纪委在7日左右接到市纪委下发的相关处理意见，正在根据上级要求，按照程序办理。但对具体办理程序，以及进度，这位副书记表示不便透露。

　　■专家态度加大监督惩罚力度

　　□邢佰英 万兴亚

　　“一个贫困地区的县区级一把手，在短短几年时间内竟收受贿赂100多万元，卖出多达27顶官帽，令人震惊，更值得深思。”清华大学廉政建设研究所任建明所长今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张改萍受贿卖官案是我国发生的又一起典型的干部选拔任用腐败案件。

　　他说，张改萍案并非个案，之前有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卖官受贿案、江苏省委原常委、组织部原部长徐国健卖官大案等。这些案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贪官们一边收钱，一边卖官，有的甚至一边还能升官。这些腐败案件充分暴露出我国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还存在某些不完善、亟待改进的地方。

　　任建明介绍，有些地方和单位并没有严格执行和实施中共中央于2002年7月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例如，《条例》明确要求，对于重要部门一把手（局级以下单位正职）的选拔任用要实行票决制，从张改萍案来看，当地便没有严格执行和认真实施该条例，否则也不会出现张改萍在一些部门一把手选拔任用上“一言堂”的情况。

　　“值得重视的是，现在‘一把手说了算’还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直接导致在政府的人事工作中，一把手拍板因缺乏监督机制，很难将公平落到实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句华博士说。

　　对于大部分买官者尚未受到处理，任建明表示，不仅要追究张改萍的责任，也要追究买官者的责任，同时也可以考虑追究“放任”张改萍“做大”的当地其他领导的责任。

　　他建议，有关部门应就《条例》出台进一步的细化意见，以强化责任追究和制度惩罚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