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路：曲尽情未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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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7月19日15:58 新民周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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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的襄阳南路市场已经消失，“襄阳客”、”襄阳迷”以及寄生在襄阳路市场的“小人物”们各自寻找着属于自己的新的生存环境与方式。襄阳南路市场沉浮留下的思考是：你是一直模仿下去，乐此不疲；还是把模仿成为实现超越而迈出的第一步？
撰稿／杨 江(记者) 梅璎迪 6年沉浮终落幕，6月30日，襄阳南路市场，这个淮海路上极具争议的“商业神话”、“平民时尚地标”真正远去了。 “如果襄阳南路市场的繁荣离不开假冒名牌的话，那么，我们宁可不要这样的畸形繁荣。”这是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局长陈志兴在一次会议上的公开表态。 在这个夏季，襄阳南路市场的关闭远远超出了它本身的意义，成了一个彻底的国际热点。 有人说，这是上海在保护知识产权、打击侵权行为方面挥出的一记重拳；也有人说，襄阳南路市场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了中国现阶段知识产权保护的真切现状，它好比一块试金石，检验着政府对待知识产权的认知和保护程度。 从华亭路到襄阳南路，下一个轮回它会以怎样的方式重新投胎？它经营成功的“秘诀”是否值得借鉴？还有，襄阳南路市场所代表的“草根阶层”消费文化，最终会在什么地方找到合适的生存之地？ “襄阳客”，路在何方？ 2006年7月12日晌午，骄阳似火，关闭后的襄阳南路市场喧嚣不再。按照计划，三天后这里将清场腾地完毕。位于浦东地铁二号线科技馆站的亚太盛汇广场，阵阵刺耳的电钻声吸引过往行人驻足而望。这个临近开张的地铁广场，超过九成的商铺仍在装修，油漆的味道一直飘进售票厅。 夏腊生的店铺已经开始试营业了，十几平方米的店内挂满了时装与各式箱包，他的名片背后印着“New Xiangyang Market”(新襄阳市场)的英文字样。襄阳南路市场关闭后，874间商铺有近三分之一的店主搬至亚太盛汇广场，“我在这里租了三个店铺！”夏腊生说。 这个今年只有32岁的安徽男子已经在服装市场闯荡多年，“北有秀水街，南有襄阳南路”，夏腊生对此深有感触。出身农家的夏腊生在北京、上海这两座城市都做过建筑工，2000年，他与人合伙在北京的老秀水街置办了一家服装店，“店铺实在太小，没法发展。”2002年，正是襄阳南路市场鼎盛开始时，夏腊生卖掉了在秀水街的家当转战上海。 他在襄阳南路市场A区租了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铺子经营服饰，生意出奇地红火。襄阳南路上更多的是商业奇迹，却也免不了沉浮没落，半年后，他又从别人手里盘下了另一家店铺。 现在被各界广为惊叹的襄阳神话是：日均客流5万人次，节假日更至12万人次，每年营业额达到四五个亿，上缴税收2000多万元。 这个神话具体到夏腊生身上就是：每年店租都在成倍增长：2002年两家店铺年租金20多万元，一年后是50多万元，至2004年已是80多万元。 这在襄阳南路市场并不是最贵的，因为一铺难求，一些早期的“襄阳客”开始转手店铺，传闻有些店铺经手七八回合后租金甚至超过周边的淮海路。 夏腊生不肯透露到底每年能有多少收银，但他说这点店租不是问题。“80%的生意都是老外的。”襄阳南路市场宛若一个小型的国际社区，它的一大奇观是，无论是三四十岁的农村上来的女人还是二十岁出头的乡村小伙，在襄阳南路一段时间后，都“精通”外语，只有小学文化的夏腊生也自学成才“会”了六国语言。 对于襄阳南路市场的关闭，“襄阳客”们倒比外界想象的要平静许多。“年年都传要拆迁，这里本身就是一个临时市场。” 自从年初上海市政府表态襄阳南路市场是撤销而不是搬迁后，所有的店主都开始着手过渡，一边另谋市场，一边襄阳南路的生意如常。即便6月30日市场关闭这天，除了一些过时、过季的衣物被甩卖外，襄阳南路市场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跳水销售，相反，一些商品的价格不降反升。 夏腊生们心知肚明，假名牌是襄阳南路市场引起争议的主要原因，去年，中美知识产权圆桌讨论年会从北京开到上海，襄阳南路市场就是话题之一。一些服饰和小商品市场销售假冒外国名牌商品，占了商标侵权案件总量的近八成。 “即便不是市场临时占用土地使用期限以及与出租方的合同到期，关闭也是必然的。”夏腊生说，“襄阳客”们早有准备，“大家都意识到这回是要来真格的了，都抢在关闭前把新店铺的名片发送给老客户。” 除了亚太盛汇，还有部分“襄阳客”搬迁至七浦路服装市场与龙华的一座旧厂房，此前，来自全市的9家市场展开了一场“襄阳客”的争夺战。记者了解，另有部分“襄阳客”早已赚得盆满钵满，在襄阳南路周边盘下了新的店铺，紧邻襄阳南路的长乐路上，短短2公里就已汇集了近150家时尚服饰、配件、创意生活情趣商铺。 上海地铁广场资源丰富，静安伊美时尚广场等处也已有了“襄阳客”的身影，当然，在“襄阳客”成为沪上各大市场争抢的“香馍馍”时，也被戴上了“金箍”。上海市已明确表态绝不允许出现第二个襄阳南路市场，政府将保持长期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态势。今后，政府将不会直接管理个体商户，而是通过市场的经营者来管理，市场经营者对售假名牌负有连带责任，自然会对售假名牌的个体商户有所限制。 夏腊生们已经收到了亚太盛汇管理方关于一旦售假将“清理门户”的通知并签进协议。他在琢磨，这一连串的政府动作，是否意味着正本清源的开始，复制襄阳路的商业模式显然已经行不通，就连套用“新襄阳市场”的概念实际上也已违规。 其实，襄阳路市场不是上海独有的现象，类似襄阳路、秀水街这样的小商品市场，在全球范围内都有，比如韩国的明洞，在满足了消费者一部分需求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可回避的侵犯知识产权问题。 有人说，这是经济起飞的国家和地区在发展中都会经历的事情，但问题是，你是一直模仿下去，乐此不疲；还是把模仿成为实现超越而迈出的第一步？ 夏腊生和他的伙伴们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其实襄阳路的发展过程中已经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在襄阳路市场没有绝对好与不好的市口，唯一不败的法宝便是经营内容的特色、诚信和完善的服务。 襄阳路的假名牌几可乱真，其实就是一个牌子假，倘若这么精致的做工换上一个合法的标签，情况又如何？在市场关闭前，最从容的一批“襄阳客”正是襄阳路市场培育起来的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原创品牌的特色店，它们在外早有了连锁店。 夏腊生觉得这才是他该走的阳光大道。当然，“襄阳客”们也有担忧，虽然握有一批老客户的资源，但缺乏襄阳路那样成熟的地上商业圈和人气的带动，能否在新的市场再创“襄阳盛世”，谁都没底。 “襄阳客原先以上海人居多，几年下来几乎都变成浙江、安徽的了。”夏腊生说，除少部分“襄阳客”衣锦还乡、激流勇退外，还有部分转战秀水街、南京夫子庙以及杭州等地。 “有些人本来在襄阳路、秀水街就各有店面。”夏腊生说。 “黄牛”：暗流渐退 关闭前，襄阳路市场上曾有三多：老外多、名牌多、黄牛多。7月12日傍晚，记者再访关闭后的襄阳路市场。原先走进这一区域外一两百米的范围就会遭遇多名黄牛的围追堵截、“一路护送”。现在，附近的陕西北路、淮海路已经少了很多“包包要吧？”这样的聒噪。 曾在一次采访中结识的黄牛“阿旺”手机已经停机，他在襄阳路市场临关闭前向记者表露，市场关闭后准备回安徽老家做生意，“做了几年黄牛，学到生意经，也有不少积蓄，有时一天就能赚回扣八九千元。关闭后，我也该务正业了。” 黄牛们仿若一夜间人间蒸发，襄阳路上清净了许多。但市场周边仍有七八个黄牛在拉客，不过，显然比以前收敛许多。鼎盛时期，这一带曾有千余名黄牛活动。 一名身材微胖的中年男子小心翼翼地贴近记者：“包包要吗？市场拆了，过几天就买不到这么好的包包了。”“好啊！去看看！”记者的爽快答应反倒让他吃了一惊，有些迟疑。我们自称是阿旺的朋友，“多数黄牛都另谋生路去了。现在政府抓得很紧，我还以为你们是便衣呢。”男子笑了。 他自称小陈，湖北人，两年黄牛史。“我带你们去仓库。” 落日余晖，我们跟随小陈穿过陕西北路，从西门拐进百盛百货大厅，又从南门出，穿过淮海路，在十字路口兜了一个圈子，小陈不断回头张望，“前几天有人被冲货，不得不防便衣跟踪。” 七拐八拐后，我们终于跟随小陈进了一个石库门里弄，弄堂门口两三个赤膊的“老娘舅”正在喝茶聊天，看到小陈后彼此招呼了一下，“看风的。”小陈事后说。 在一个红漆剥落的门前，他用方言喊了句，门开了一个缝，我们侧身钻进，这是一个很平常的民房，但穿过昏暗的走道后豁然开朗。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被改装成了一个箱包店，这就是小陈所说的“仓库”，各式仿造的名牌包应有尽有。 小陈的“表姐”脖子上挂着一个鼓鼓的钱包，站在门口把望着，小小的房间内挤了7个金发碧眼的“朋友”和6个亚洲面孔的客人，很是局促。一个外国女人挑中了一款ARMANI皮包，爱不释手。 “850”，“表姐”在计算器上一按。“No！I think 200 is enough！”外国女人脑袋直摇摆。接下来，“表姐”一连串洋泾浜英语与老外对答如流。小陈说：“我们更乐意和老外做生意，购买力强，简直就是批发。” 襄阳路市场的黄牛起于2002年，当时，襄阳路市场经过两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国内外知名的皮具、时尚用品市场，但仿造世界顶级名牌箱包的问题也开始出现，并使得襄阳路很快与北京秀水街、武汉汉正街一起，成为出售假名牌的三大市场。 在上海市有关部门的督促下，2002年的一次大规模清理，绝大部分销售假货的商铺被赶出了襄阳路市场。此时，黄牛出现。一些不法商贩直接租用市场周边的民宅开起地下商铺，市场外围的襄阳路、南昌路、新乐路、陕西路等街道民居区，房屋出租率高达90%，记者了解，一间10平方米的民宅原先的月租金不过几百元，一度曾涨至8000元。 “不过，与襄阳路市场几十万元的年租金比起来便宜多了。”小陈说。为了拓宽市场，这些商贩雇用了自己的老乡或者一些零散流动人员来帮忙拉客。于是黄牛剧增，鼎盛时甚至达到2000多人。阿旺曾经告诉记者，为了争夺生意，黄牛跟黄牛打架、黄牛跟保安打架不时发生。 “一般黄牛与老板是四六分成，阿旺一天收入七八千元并不算多。”一个黄牛有点不屑地告诉记者。不少人把黄牛比作“老鼠屎”，认为正是这些“老鼠屎”坏了襄阳路市场的名声，并让上海蒙羞。对于这一点，小陈与阿旺苦笑，“有些旅行团的导游比我们还厉害”。 每一个地下商铺其实都有几道玄机，用小陈的话说，一楼是普通档次的箱包，“对面百盛里几万元一只的名牌包，这里两三百元就可以买到。如果客人不满意，可以爬上木楼梯，二楼还有很多水货。” “你是阿旺的朋友，我就跟你实说，没必要去二楼，花冤枉钱，其实哪有这么多水货？无非是仿得比较好的假名牌罢了。”小陈劝记者。 市场关闭前，曾有黄牛与店主开掘“网上襄阳路”交易，甚至出现英文襄阳路市场网站，幸被及时打击，现在，随着襄阳路市场的关闭，作为假货利益链最底层的黄牛，生存空间更趋萎缩，仅剩的少数黄牛之间开始内讧，为了争夺客户，小陈与另两个女黄牛吵得不可开交。“现在200元，你不买，过几天再来，250元都买不到。”一个黄牛说，“出货风险越来越大，成本当然要增加，再过半个月，你到襄阳路来根本买不到这些包包了。” “以前，执法部门来了大家会互相通气。但现在不行，前几天刚刚被冲掉几个仓库，人心惶惶，大家只想快点出货，面子和人情早没了。” 当然，也有些黄牛不甘心，认为“倒了一个襄阳路市场，只要有需求，就会有黄牛的生存空间”。因此，有些黄牛暂时回老家休整，酝酿时机成熟重操旧业。 但小陈并不看好，“襄阳路市场这个金娃娃，政府都下狠心关了，以后不可能再有这样的机会。阿旺那样才是出路。” “襄迷”：何处淘宝？ 襄阳路市场已经关闭十多天了，在附近一栋写字楼里上班的上海姑娘周菁却始终觉得耳边鼎沸的喧闹并未散去，下班后到襄阳路市场逛逛曾经是她每过几天就要重复的功课，“就像每天需要化妆一样，几天不去，心里就痒痒”。 不要以为假名牌就是襄阳路的主角，熟悉它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淘宝的好去处。在这里，便宜有好货实现了面子与钱包的平衡。“你可以淘到最时尚的长裙、最前卫的T恤、最流行的手袋、最个性的耳环……” 周菁说，现在每天下班后在襄阳南路市场对面的公交车站候车时，她都会不自觉地朝市场入口处张望，往日，这里的拥挤堪称一绝，有点像80年代的公交车厢，但现在，大门已经被砖头砌上了一堵墙，一个粗黑的“拆”字很显眼。 去北京出差时，周菁也去过秀水街，那里已经转型为不能卖仿冒品的秀水商厦，其实无论是秀水街还是襄阳路起初都不是集中售假的地方，它们都有一个雷同的发展模式。在上海，从华亭路到襄阳路，一直就是最前沿的时尚阵地，秀水街曾做过调查，襄阳路市场的时尚潮流至少比秀水街领先一个月。 1984年9月，上海第一个个体服装市场在华亭路诞生，一些聪明能干的小老板自己设计、生产服装。1985至1987年，华亭路的个体户平均每人每年投放新产品数十种，整个市场每年推出新产品达几千种，令南京路、淮海路上的国有名店望尘莫及，上海十大商场的经理们还曾集体前去向小老板们取经。 那时，许多国外带回的画报上的服装新式样，第二天准能在这条街上寻到。久而久之，华亭路就成为海派文化和流行服饰的一种代言与象征，每天平均10万人次流量，近四成是老外，成了上海人气最旺的一条街。华亭路也因为培养了一代上海人的时尚意识而牢牢刻进了上海人的记忆里。 2000年5月，由于地铁施工等原因，华亭路服饰市场搬迁到仅一街之隔的襄阳路，此前，这里门庭冷落，每天的人流量不会超过两万。但从原华亭路个体商户搬抵襄阳路市场后的第一个双休日，人流量就猛增到八九万人。 从此，襄阳南路在许多上海年轻人特别是女孩心目中，成为“时尚”和“流行”的代名词，“在韩日、欧美流行的时尚，会在第一时间在襄阳南路出现，我和一些女友常拿着《瑞丽》等时尚杂志到这里淘货。”在周菁们的眼里，襄阳路市场俨然一个纵横交错的时尚迷宫。 在襄阳南路市场“撞星”的概率非常高，库尔尼科娃在襄阳南路买过手链和裙子，莫亚买过背包和手表，很多明星、老外下飞机的第一站就是襄阳路。黄牛“阿旺”认识的一个台湾太太甚至定期与姐妹们专门乘机飞来上海到襄阳路市场淘货，“每个人一买就是几万元，当然不是假名牌，都是一些独特的时尚装饰。” “上海女孩来襄阳路，很少买假名牌，你想，背一个价值几万元的顶级名牌包去挤公交，一看就知道是大卡(假货)，非但没有提高身份，反倒自取其辱。”周菁说，她更喜欢的是这里淘货的氛围，“我认为已经是一种文化了。” 有人把襄阳南路市场老板的叫价形容成唱歌“有摇滚的，有轻音乐的，有通俗的。同一个货物，一家比一家喊得高，这里汇集了各种砍价艺术。你喊你的，我还我的，580元的东西，可以80元买下”。 周菁说，她喜欢的就是这一来一去中的乐趣。当中国人蜂拥去国外购买奢侈品时，很多外国人却将中国视为购物天堂，在一些国家的旅游指南中，北京秀水街和上海襄阳路甚至超过了一些景点，网上甚至出现了老外内部英文版的襄阳路砍价参考价目。 襄阳南路市场关闭，周菁从情感上觉得依依不舍，对她而言，这似乎是对过去某种熟悉生活的“判刑”，但从理性上说，她又赞成，毕竟这已经关系到上海的文明形象。 “站在国际化的角度思考一个上海市民应有的素质，是该对襄阳路市场动刀，新闻里也说了，民意调查有过半市民赞成关闭。”周菁说。有评论，知假买假如果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群体心理，甚至成为一种趋之若鹜的社会时尚，就很容易酿成缺乏诚信的社会风气，襄阳南路市场的关闭，正是对“反正”人们的销售意识和消费行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襄阳南路市场关闭的那一天，她和几个闺中密友相约“血拼”，“大家合影留念，有个姐妹，干脆买了一个拖箱，把买来的东西直接装进去，袜子就买了十几双。”而网上也有很多帖子在怀旧，“都关闭了，我还没去看过呢！”甚至有孕妇也想在那天去见证襄阳南路最后的喧闹，只是出于安全考虑，被把守在入口处的门卫劝阻。 当然，襄阳南路本来也并不是上海女人装点自己的“唯一”或者说“必要”去处，“不会是襄阳路买的吧？”总是透着点不屑，一个在百盛百货购物的女孩子说：“上海还有淮海路、徐家汇、南京路，这些才是我喜欢的购物天堂。” 是褒是贬，是高贵是卑贱，襄阳路市场与华亭路都已成为了上海的一个“旧梦”。周菁说她们并不担心“无处可淘”。 对上海来说，撤销襄阳市场，只是要打击小商品交易中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并非叫停小商品交易本身，除了襄阳路市场，上海还有不少独具特色的小商品交易场所，比如：卖流行服饰的七浦路；卖衣料兼加工的董家渡；卖传统工艺礼品的城隍庙…… “上海女人一直就不缺乏发掘时尚的潜力，上海滩上这么多购物场所，即便一些小店，一样会找到流行元素，搭配起来，一点不差。” 小人物的命运变迁 襄阳南路市场在其6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商业生态，随着它的关闭，这个生态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襄阳南路市场的开放曾拉动了周边餐饮、娱乐业的消费，市场成立后，与之毗邻的上海第二食品商店，每天的销售额从20多万元飙升至100多万元。据称，在襄阳南路市场旁边，一个烤肉串的一年也可以轻松赚上几十万元。 现在，有着七八十年历史的食品二店、美心酒家等一批老字号企业也将在7月迁走，与此同时，原先依附在襄阳路市场周边的诸多小人物的命运也开始变迁。 7月14日，台风来临前的上海，闷热异常。在淮海路上搭了个奶茶铺的周宝秀斜靠在柜台上昏昏欲睡，“一下午就卖了不到10杯，跟半个月前没法比，人气没了。” 周宝秀的奶茶铺原先就搭在襄阳路市场入口旁，生意好的时候一个摊3个人都忙不过来。“逛襄阳路的都是年轻人，奶茶他们最喜欢。”在周宝秀的记忆里，奶茶生意从没淡季，即便是在雨天，襄阳路上也是人来人往。“那时候晚上八九点，襄阳路市场差不多打烊了，我的生意还是不断，除了游客，市场里的伙计、老板也常来买奶茶。” 48岁的周宝秀以前是一家小广告公司的员工，因为公司经常揽不到项目，因此常常拖欠工资，每个月周宝秀只能领到几百元的基本生活费。周宝秀于是兼职帮票务公司拉票赚外快，其间，她认识了倒票的黄牛阿刚。 阿刚常在襄阳路帮周宝秀拉客，正是他的一句话改变了周宝秀的命运，“2002年，奶茶生意在上海红火得不得了，阿刚建议我到襄阳路去开奶茶铺。” 靠着襄阳路的人气，周宝秀的腰包很快鼓起来，但现在市场关闭了，是否要继续经营下去，她有些犹豫不决。“生意一落千丈，淮海路是贵族街，逛高档商场的白领是不喜欢奶茶的。他们喜欢咖啡。”周宝秀有打算将生意搬至七浦路服装市场。 和周宝秀有着相似的命运变迁的还有原先在襄阳路市场周边的书报亭、盒饭店、香肠摊、杂货店…… 南昌路上一家杂货店原先顾客满盈，现在却是门可罗雀，面对拆迁一空的襄阳路市场，老板回忆：“之前在襄阳路市场里摆摊的人有什么需要，都会到我这里来，香烟、电池……” 在襄阳路市场南门旁摆铺3年多的江西裁缝小余也在寻找新的营生，谈起襄阳路，往事仿若就在眼前，“拷个边，在别处三五元，但在这里，我们会开价到20元。遇到大方的老外，还会多给些钱，最夸张的一次，一条裤子我就净赚200元。” 小余说，生意好时，一天可以接待100多位客人，一个月可以赚万把块钱。 记者调查发现，襄阳南路市场原先曾聚集着二三十个非法散发机票打折广告卡的“卡娃”，现在绝大多数已经不见踪迹，“卡娃”的老大“小胖子”告诉记者，市场关闭第二天，他就带领20多个“卡娃”另谋生路去了。 “人气没了，发卡没了意义。”“小胖子”说，“连在这里擦鞋的人都走了。卡娃们很多都去酒吧、饭店应聘做了服务员。” “后襄阳”时代 襄阳南路市场曲尽人散，未来的襄阳地块会以何种面貌出现，成了“襄阳客”、“襄迷”和“小人物”在内的所有“襄阳人”关注的热点。 当繁华落尽，襄阳路市场地块终于要“动了”。记者获悉，市场拆迁后，这块4万平方米的地皮将主要用于轨道交通的建设，几年后将成为一个大的换乘枢纽。 不过，由于这一带已被规划成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徐汇区有关部门正在对襄阳路及周边地块进行重新规划。徐汇区经委主任李忠铮也曾表示，等到地下轨道交通建设完成后，才能决定地上空间开发。 此前开发商方面透露的信息是，他们将在襄阳路地块上兴建全新概念的集APM商场、商务楼等为一体的时尚娱乐消费商务、商业区。APM的名称是将AM(上午)和PM(下午)融合起来，很多店铺营业到凌晨，由此拉动夜间休闲消费和娱乐。 记者了解，未来，徐汇区可能会出现一个全新的淮海-东湖现代商贸区，包括淮海中路从陕西南路到东湖宾馆近40万平方米的区域，淮海-东湖现代商贸区可能会采取商务楼宇和沿街特色商业相结合的形式。以酒店、酒吧、茶室为特色的东湖路休闲街和以经营乐器商店、音乐茶座、音乐餐厅等为特色的汾阳路音乐街拟成为这一商贸区的两条特色马路。 此外，年底，距离襄阳路市场不远的建国西路、嘉善路(原来的八达针织厂)也将开出一座面积1万多平方米的“风尚之城”，到两期达6万平方米。 “从设计到加工、配饰，拥有国内外70多位设计师，每个时尚中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设计师，为自己量身定做。这座风尚之城我们将把它打造成今后服饰业发展的一个样板。我想，这才是我们想要的辉煌。”徐汇区经委主任李忠铮认为襄阳南路市场这样的“摊位经营”模式必将被“商铺经营”模式替代。 他说：“在香港等一些时尚之都，没有像上海这样的摊位，都是设计市场、个性张扬的小商铺，有自己的品牌，自己的加工厂。在上海有商业敏感度的商家已经在南京西路、复兴路、陕西路等地段有了自己的个性化商铺，我想这是以后服饰市场的发展趋势。” 长久以来，襄阳路市场被认为是上海市中心商场林立的黄金地段少有的甚至是最后一个适合平民大众消费的“市场”，“后襄阳”应该说较“老襄阳”档次升格不少，在很多人眼里，也只有这样才是符合上海这个国家化大都市的气质。 不过，正如上海市商业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桦所表示的，上海在打造现代化大都市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商场”，也需要“市场”这种比较原始的业态，毕竟，现在的消费层次多元化，消费者对“商场”与“市场”都有需求。事实上，即使像柏林、东京等发达城市，也有这种原始的“市场”。 只不过，上海究竟需要多少“市场”，开在哪里更合适，以及如何监管假冒商品等问题，还有待于专家的探讨和市政府的进一步规划。朱桦的观点是，中心城区并不适合，或许，从长远角度考虑，“它们应该合适在上海中环线和外环线之间发展。” 或许正是应了这番“市场”与“商场”多元化的思考，从“襄阳客”到“襄阳迷”再到“小人物”们，对逝去的“襄阳时代”虽怀旧、反思，却都表现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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