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成垄断行业高收入典型将掀减薪风暴

　　“电力系统要降工资了，”开完职工大会后，小陈气得想骂娘，“有的人说要降低30%-50%，也有人说要降到1997年的水平。”

　　1997年的收入水准小陈没有概念——那时他还在武汉水利电力大学读书。

　　他所知道的是，2000年毕业后分配到南京一家电厂，年收入8万元对他来说是一个很轻松可以达到的数字。

　　“下个月就开始执行了。”传言并非空穴来风——从5月份起，江苏电网系统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开始按公司确定的基本薪金发放工资。7月14日，华电集团召开员工大会，要求各级单位“规范本部员工的收入分配制度”。而国家电网公司已在内部会议上要求，“各单位2006年工资总额实际发放水平控制在2005年发放水平之内，一律不得在工资总额以外发放工资性收入”。

　　这是风口浪尖的电力系统为了缓解压力试图完成的一次自选动作？

　　以电力系统为代表的垄断行业过高收入，已是众人眼中一道高悬的电门，成为当下收入分配改革讨论中的“众矢之的”——之前，2005年审计署的审计已经给电力行业贴上了“系统工资增长过快，没有统一的分配制度”的标签。

　　从工资计划管理、加工资收入管理、人工成本管理和规范工资收入来源着手——国家电网公司一系列文件使得此次减薪来势汹汹，但这是否能冲击工资收入之外最重要的“第三产收入”，又是否能改变目前电力行业的纺锤形工资结构？

　　人们说，通往电门的阶梯高高在上——垄断地位多年来少有打破，这才是电力系统高收入的牢固基石。

　　人们怀疑，在相关改革尚未配套的情况下，减薪风暴会不会又是一场过眼云烟？

　　纺锤体工资结构

　　在小陈看来，电网系统最该降工资。因为这是一个梯度——笼统的说电力系统的工资收入高并不正确，“供电的收入要比我们发电的高得多，我们发电的又要比电建的好。”

　　这样的梯度之下，过去二十年，一个纺锤体工资结构出现在电力行业——一端是月收入500且没有养老保险的农电工，一端是年收入过百万元的电力公司老总。这个被人们赋予过多注意力的群体，同样存在着惊人的收入差距。

　　农电工以及没有全民身份和集体身份的临时合同工是纺锤体的低端。

　　虽然小陈并不认为他8万元的收入过高，但在安徽工作的农电工小余看来，这已是天文数字——小余是全国电力系统60万名农电工中的一员，他每月的收入在500元左右，而且还没有养老保险。

　　身份差距造成了这个巨大的低端——在电力职工中，存在着全民身份、集体身份和临时工的差别。全民身份和集体身份在工资福利水平相差不大，但在交纳公积金和养老保险时，全民身份远高于集体身份。而临时工则在福利水平上与两者相去甚远，甚至没有正常的养老保险和公积金。

　　纺锤体的上端是电力系统科级以上的干部——由于电力系统从去年开始普遍实行年薪制，虽然有地区差异，但普遍是当地平均收入的5倍并不是一个高估的数目。

　　可以理解，此次降薪风暴，不止小陈，情绪激动的还包括地方的老总们——除了降低员工收入，国家电网公司还明确要求“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工资收入纳入国网公司总部管理，总部统一制定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杜绝企业负责人自定薪酬。”

　　至于制度未涉及的人员，特别是单位负责人，各级单位已经陆续开始向上报送“薪资方案”。虽然具体的减薪标准各地不一，但基本上按照“企业工资总量的增长低于经济效益的增长，职工平均收入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的标准来执行。

　　在此之前，电网系统的各级单位基本实行了年薪制，而在没有参照标准的情况下，年薪制容易演变为负责人的变相加工资——知情人士说，“一般而言正(副)处级一年30万左右，正(副)科级15万到20万。”

　　而小陈，正属于两头不靠的纺锤体的大部分。在全国而言，他们的收入虽然没有达到此前外界所报道的15万元，但也远远高于当地的平均收入。

　　收入增长第一波：工效挂钩

　　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纺锤体——在过去二十多年，电力系统的改革和高度发展的中国经济打造了这样的工资结构。

　　在已经退休的电力职工看来，在改革开放之初，“当时大家的收入都差不多，由于电厂一般都在郊区，当时的辐射、噪音都大，很少人愿意来电厂工作”。

　　电力严重短缺局面直接带来了电力行业打破大锅饭的动力，职工收入扶摇直上的第一波浪潮也紧接而来。

　　1979年上半年中国发电量1340亿千瓦时，仅是2005年上半年发电量的1/10左右。当年8月10日，在北京召开的电力部各大区电力局局长会议成为一个转折点——如何促进职工收入与效益挂钩，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发电总量成为焦点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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