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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幼军:三至五年山西煤矿安全将有根本性改变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7月20日10:10 南方新闻网-南方周末

  要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记者:在大力关闭非法煤矿之后,你着力推动的在全国率先实行采矿权的有偿使用和资源整合。我们感觉这是非常巧妙的一招棋,它既巩固了关闭非法煤矿的成果,又能够给各级地方政府以补偿,又使产权得以清晰,从而用市场的手段推动企业重视安全问题,的确是一举多得。你是怎样想到这一招妙棋的?

  于幼军:其实,长期以来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多、小、散、乱、差”,各级一起挖煤的局面,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没有收取这种矿产资源的税费,谁挖到算谁的。

  这项改革,在我来之前一年,省委省政府就已决定在临汾市开始搞试点了。我来了后,发现这是很好的一招,于是在全省开始进行大力推动。

  这样干有多重好处,一个是保护了国家财产和社会财富,二是有利于引导节约资源,不要滥采滥挖,不收费自然就会拼命采挖了,不挖白不挖啊。第三是可以遏制原有的煤矿多小散乱差的格局,也可以通过市场的方式推动企业进行安全生产方面的必要投入。

  当然通过这项改革,省市县地方政府可以按3∶2∶5的比例获得一定的财政收入,可以有能力去改善因采矿被严重破坏的环境。这项改革今年已经在全省全面推开。

  除此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向中央提出进行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的试验,其核心是要建立一个生态环境综合补偿的机制。因为我来了后测算了一下,要治理长期以来因煤矿过度开采造成的生态破坏、环境破坏、地质破坏,还有安全隐患的治理,大概需要1000多个亿,这还仅是偿还历史旧债。

  记者:靠采矿权有偿使用得到的财政收入也不够啊。

  于幼军:是啊,光靠财政收入和采矿权转让收入远远不够,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其实像美国和

澳大利亚,他们很早就建立起了生态补偿机制。比如说在挖的每吨煤里面,都提留了对环境治理和转产的准备金,还有对安全设备投入的提留,这样就有能力在发展煤炭工业的时候,治理所造成的一些灾难性的问题。但我们就没有这个能力,因为几十年来我们的煤炭都是国家实行计划价格,严格地说一直到最近三四年才开始逐步放开让市场调节。这样下去当然是越搞越糟糕了。

  这个综合补偿机制在2005年初已经开始启动进行调研,不单是我的发明。我来以后发现这个事情非常好,就接着干,而且积极向中央反映争取支持。

  记者:我们在山西听到对你的评价,你很善于向中央争取优惠政策。

  于幼军:脸皮厚就是。我可以在晚上12点去敲人家部长的门,请他们支持。

  记者:晚上12点?

  于幼军:那次刚好是在长沙开会,会开到晚上快11点了,我又去一个个敲人家的门,我说我今天在会上跟总理说了啊,请各位部长关照支持山西,不这样真是不行了。国务院今年4月的常务会议上,我们设计的整套方案获得了通过。

  记者:山西去年收了35个亿的采矿权价款,今年会有更多,你担心其他省有什么反应吗?

  于幼军:我想其他省也能够理解,因为山西现有煤炭的调出量占了全国煤炭市场交易量的三分之二,全国的煤炭主要靠山西在支撑啊,你不给我补偿我们怎么支撑?环境这么糟蹋破坏下去,这里的老百姓还怎么活啊?我想大家都能理解。

  记者:通过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大概能够筹措到多少资金?

  于幼军:现在还在测算,估计政府和企业可得到上百个亿吧。

  记者:具体来讲,这套综合补偿机制将是怎样操作?

  于幼军:就是不管谁来山西挖煤,只要动用山西的煤炭资源,就要根据不同的煤种和不同的开采率,征收可持续发展基金,大概每吨煤5元到20元吧。这个费用是省政府收上来的,各级政府专款专用于治理环境污染啊,进行水资源的治理啊,还有安全设备方面的投入。

  在安全方面,我们打算给全部煤矿上一系列信息技术、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自动化技术等高科技监控手段,包括瓦斯监测控制系统、煤矿产量监测系统、煤矿工人资质和下井人数监测及定位系统等等,还有现代化的机械采煤设备。

  另外,有些非法煤矿很难找,躲在深山老林里,怎么办呢?运用卫星遥测、航拍技术,就能及时发现。

  治完乱了以后还要靠高科技啊。所有这些需要好几百个亿的投入。靠这套补偿机制我可以干这些了。

  现在我们还在搞具体实施方案,今年四季度和明年就可以实施了。

  我想,经过三至五年的努力,山西的煤矿安全肯定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解放思想是知易行难”

  记者:除了煤是山西最大的省情外,我听一些山西干部说,今年政府最大的任务就是解放思想,怎么能让大家解放思想?

  于幼军: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属于知易行难的一个问题。不单是山西,在湖南我也发现这个问题。很多话都停留在口号的层面,一碰到很多实际问题,完全两回事。

  记者:就是说一套做一套?

  于幼军:也不完全是。主要是把解放思想只作为一个口号,停留在会议上和文件中,没有深入研究如何具体操作,怎样具体推动解放思想。你这样喊十年二十年都解决不了问题,改变不了一个地区的面貌。这里的一些材料上说的话跟广东深圳也没有多大差别,但实质上并不是那么回事。

  现在要推动解放思想就必须在操作的层面去推动,不要热衷于提出什么新口号。

  记者:有一句俗话“不换脑袋就换人”,但是如果普遍都有这种思想的话……

  于幼军:你换不过来啊,没人干活也不行啊。形成这些东西自然有它深层次的原因,跟我们的用人导向、干部体制都有关系,这是更深层次的话题。只能先从自己做起,再要求身边的人跟着做,然后尽力而为,一步步推进。

  记者:刚出台的《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是不是在操作层面推行思想转变的尝试?

  于幼军:是,要从操作层面和制度建设上解决问题。我相信这是会管用的,因为我在深圳就是这样做的。

  记者:你做深圳市长的时候,深圳曾在全国监察系统率先设立行政效能监察室,下决心把几个看似不严重的行政不作为的干部罢了官,然后把这种做法一路带到湖南、山西。这是一个放之四海皆灵的金点子吗?

  于幼军:我在深圳时,对机关干部不作为和乱作为,“最低消费”是就地免职。我知道这样处分干部是重了一些,但要扭转积重难返的局面,必须用重典啊。

  我曾经找深圳被免职的几个干部谈话,说市委市政府已经三令五申,你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呢?他们说过去有多少制度、纪律、文件,哪有认真过呢,没想到这次动真起来了。在深圳都尚且如此啊,何况是内地了。

  所以,还是毛主席说的那句话,世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所以我在深圳搞完,到湖南又搞。深圳那次处理了十个八个人吧,湖南全省也处理了几十个干部。

  记者:你认为自己是不是一个改革者?改革往往伴随着风险和阻力,你是如何化解的?你是否也会面临一些挫折?

  于幼军:每个立志改革、真正推进改革的人都难免会得罪一些人,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当然会碰到很大的阻力、困难和挫折。我33岁在广州东山区当区委书记至今20年,也碰到过不少挫折,受过委屈,但我还是不后悔不动摇。也有人说,现在当官没有像你这样当的,大多是遇着矛盾绕道走、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种花少种刺……这些官场的潜文化、潜规则你怎么就不懂呢?

  我不是不懂,但我不愿这样去干。当然这样可能对个人是有好处。我可能还是有点书生意气、有点理想主义。要我违背做人的一些原则和价值去做一些违心的事,我做不出来。反正到哪里我还是相信那句话,从来公道在民心,相信党组织主持公道。

  政声人去后

  记者:到今年7月,是你正式在山西省政府主政一周年。回首这一年,你对自己最满意的地方是什么?

  于幼军:还没有。

  记者:不可能一无是处啊。

  于幼军:不是一无是处,但我认为我很多事情刚刚开始,还没有做完。我这个人对别人要求严格,对自己要求也严格,太追求完美,什么事都要争取100分。

  记者:你给自己做省长打多少分呢?

  于幼军:顶多70分吧。哈哈。

  记者:有没有对自己不满意的地方?

  于幼军:那就太多了。比如矿山的安全防范问题,还有各种安全生产事故和爆炸事故,如何有效地遏制,现在看来很多工作还不落实,有些措施正在采取还没有到位。虽然今年以来矿难死亡率明显下降,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毕竟还时有发生,有时候还连续发生,像最近的爆炸事件,这确实是使我忧心如焚寝食难安的一个问题,也是我对自己工作很不满意的地方。

  记者:年轻时,你曾是鲁迅研究专家。鲁迅是对你影响最大的人吗?

  于幼军:专家不敢当,能当好学生就不错了。应该是其中之一。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在广州109中学教语文,上不了大学,只好旁听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课程,每次骑两个小时的单车上课,上完课中午马上赶回郊区学校,下午给学生上课。听到鲁迅的课程,很感兴趣,花了不少时间系统读鲁迅的著作,后来我跟中文系主任和教授交谈我学鲁迅的一些心得,他说你来给我们中文系的学生、老师讲一讲吧。那时我一个二十来岁小毛头,啥也不怕啊。结果讲师教授一大帮坐在下面,我也敢讲,就拿着一张纸讲了两个多小时。

  记者:鲁迅的什么特点打动了你?

  于幼军:我不但喜欢鲁迅的文风,更敬重鲁迅的为人和社会责任感。他是爱之越深责之越切,他的嬉笑怒骂,他的投枪匕首,其实都是源于他对祖国对人民最深沉的爱。他那些作品,入木三分的刻画、揭露,批判,你感受到是一种对祖国、对人民深沉博大的爱,不是恨。

  鲁迅先生的书我基本都看过了,有些还读了好多遍,鲁迅对我一生的影响都很大。

  记者:还记得三十多年前在中学教书时,你的床头贴着什么吗?

  于幼军: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我到现在也还可以背下来,“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记者:那你现在已经“闻达于诸侯”了,还有没有过去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向呢?

  于幼军:(停顿4秒)起码是对祖国、人民要尽我的责任,作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此心不泯啊。

  记者:山西南北是黄河、荒漠,东西有太行、吕梁,在这个“四塞之地”,你有孤独感么?

  于幼军:这个倒没有。置身于人民之中,为人民的利益而努力,不会感到孤独。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好:“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五步之内,必有芳草”。只要善于团结、依靠当地的干部群众,善于让广大干部群众理解、认识和接受你的工作思路,领着大家一起干,就不会感到孤独,而且乐在其中。当然要做长期艰苦努力的思想准备,有计划、有节奏地推进各项工作,争取理想的成效。

  记者:你说过“政声人去后”,你认为将来离开山西之后,你会得到怎样的政声?

  于幼军:我希望得到的是,山西的老百姓对我还满意,“这是一个真心为我们老百姓做事谋福利的省长”,就足矣。个人辛苦一点、生活和工作条件差一些,进退浮沉啊,都不重要。你看几千年的文字史,多如牛毛的大官、小官,当完大官,历史记下来的有几个?留下痕迹的有几个?留下痕迹的,是那些为官时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做了几件好事,能够在推动历史进步、对社会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人。看透了这一点,就不必去追求官位的高了低了、晋升得快了慢了,有一个

为人民服务的好舞台就要珍惜,尽心尽力多为百姓做些好事就行了。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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