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幼军：三至五年山西煤矿安全将有根本性改变

　　要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记者：在大力关闭非法煤矿之后，你着力推动的在全国率先实行采矿权的有偿使用和资源整合。我们感觉这是非常巧妙的一招棋，它既巩固了关闭非法煤矿的成果，又能够给各级地方政府以补偿，又使产权得以清晰，从而用市场的手段推动企业重视安全问题，的确是一举多得。你是怎样想到这一招妙棋的？

　　于幼军：其实，长期以来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多、小、散、乱、差”，各级一起挖煤的局面，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没有收取这种矿产资源的税费，谁挖到算谁的。

　　这项改革，在我来之前一年，省委省政府就已决定在临汾市开始搞试点了。我来了后，发现这是很好的一招，于是在全省开始进行大力推动。

　　这样干有多重好处，一个是保护了国家财产和社会财富，二是有利于引导节约资源，不要滥采滥挖，不收费自然就会拼命采挖了，不挖白不挖啊。第三是可以遏制原有的煤矿多小散乱差的格局，也可以通过市场的方式推动企业进行安全生产方面的必要投入。

　　当然通过这项改革，省市县地方政府可以按3∶2∶5的比例获得一定的财政收入，可以有能力去改善因采矿被严重破坏的环境。这项改革今年已经在全省全面推开。

　　除此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向中央提出进行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的试验，其核心是要建立一个生态环境综合补偿的机制。因为我来了后测算了一下，要治理长期以来因煤矿过度开采造成的生态破坏、环境破坏、地质破坏，还有安全隐患的治理，大概需要1000多个亿，这还仅是偿还历史旧债。

　　记者：靠采矿权有偿使用得到的财政收入也不够啊。

　　于幼军：是啊，光靠财政收入和采矿权转让收入远远不够，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其实像美国和

　　这个综合补偿机制在2005年初已经开始启动进行调研，不单是我的发明。我来以后发现这个事情非常好，就接着干，而且积极向中央反映争取支持。

　　记者：我们在山西听到对你的评价，你很善于向中央争取优惠政策。

　　于幼军：脸皮厚就是。我可以在晚上12点去敲人家部长的门，请他们支持。

　　记者：晚上12点？

　　于幼军：那次刚好是在长沙开会，会开到晚上快11点了，我又去一个个敲人家的门，我说我今天在会上跟总理说了啊，请各位部长关照支持山西，不这样真是不行了。国务院今年4月的常务会议上，我们设计的整套方案获得了通过。

　　记者：山西去年收了35个亿的采矿权价款，今年会有更多，你担心其他省有什么反应吗？

　　于幼军：我想其他省也能够理解，因为山西现有煤炭的调出量占了全国煤炭市场交易量的三分之二，全国的煤炭主要靠山西在支撑啊，你不给我补偿我们怎么支撑？环境这么糟蹋破坏下去，这里的老百姓还怎么活啊？我想大家都能理解。

　　记者：通过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大概能够筹措到多少资金？

　　于幼军：现在还在测算，估计政府和企业可得到上百个亿吧。

　　记者：具体来讲，这套综合补偿机制将是怎样操作？

　　于幼军：就是不管谁来山西挖煤，只要动用山西的煤炭资源，就要根据不同的煤种和不同的开采率，征收可持续发展基金，大概每吨煤5元到20元吧。这个费用是省政府收上来的，各级政府专款专用于治理环境污染啊，进行水资源的治理啊，还有安全设备方面的投入。

　　在安全方面，我们打算给全部煤矿上一系列信息技术、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自动化技术等高科技监控手段，包括瓦斯监测控制系统、煤矿产量监测系统、煤矿工人资质和下井人数监测及定位系统等等，还有现代化的机械采煤设备。

　　另外，有些非法煤矿很难找，躲在深山老林里，怎么办呢？运用卫星遥测、航拍技术，就能及时发现。

　　治完乱了以后还要靠高科技啊。所有这些需要好几百个亿的投入。靠这套补偿机制我可以干这些了。

　　现在我们还在搞具体实施方案，今年四季度和明年就可以实施了。

　　我想，经过三至五年的努力，山西的煤矿安全肯定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解放思想是知易行难”

　　记者：除了煤是山西最大的省情外，我听一些山西干部说，今年政府最大的任务就是解放思想，怎么能让大家解放思想？

　　于幼军：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属于知易行难的一个问题。不单是山西，在湖南我也发现这个问题。很多话都停留在口号的层面，一碰到很多实际问题，完全两回事。

　　记者：就是说一套做一套？

　　于幼军：也不完全是。主要是把解放思想只作为一个口号，停留在会议上和文件中，没有深入研究如何具体操作，怎样具体推动解放思想。你这样喊十年二十年都解决不了问题，改变不了一个地区的面貌。这里的一些材料上说的话跟广东深圳也没有多大差别，但实质上并不是那么回事。

　　现在要推动解放思想就必须在操作的层面去推动，不要热衷于提出什么新口号。

　　记者：有一句俗话“不换脑袋就换人”，但是如果普遍都有这种思想的话……

　　于幼军：你换不过来啊，没人干活也不行啊。形成这些东西自然有它深层次的原因，跟我们的用人导向、干部体制都有关系，这是更深层次的话题。只能先从自己做起，再要求身边的人跟着做，然后尽力而为，一步步推进。

　　记者：刚出台的《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是不是在操作层面推行思想转变的尝试？

　　于幼军：是，要从操作层面和制度建设上解决问题。我相信这是会管用的，因为我在深圳就是这样做的。

　　记者：你做深圳市长的时候，深圳曾在全国监察系统率先设立行政效能监察室，下决心把几个看似不严重的行政不作为的干部罢了官，然后把这种做法一路带到湖南、山西。这是一个放之四海皆灵的金点子吗？

　　于幼军：我在深圳时，对机关干部不作为和乱作为，“最低消费”是就地免职。我知道这样处分干部是重了一些，但要扭转积重难返的局面，必须用重典啊。

　　我曾经找深圳被免职的几个干部谈话，说市委市政府已经三令五申，你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呢？他们说过去有多少制度、纪律、文件，哪有认真过呢，没想到这次动真起来了。在深圳都尚且如此啊，何况是内地了。

　　所以，还是毛主席说的那句话，世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所以我在深圳搞完，到湖南又搞。深圳那次处理了十个八个人吧，湖南全省也处理了几十个干部。

　　记者：你认为自己是不是一个改革者？改革往往伴随着风险和阻力，你是如何化解的？你是否也会面临一些挫折？

　　于幼军：每个立志改革、真正推进改革的人都难免会得罪一些人，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当然会碰到很大的阻力、困难和挫折。我33岁在广州东山区当区委书记至今20年，也碰到过不少挫折，受过委屈，但我还是不后悔不动摇。也有人说，现在当官没有像你这样当的，大多是遇着矛盾绕道走、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种花少种刺……这些官场的潜文化、潜规则你怎么就不懂呢？

　　我不是不懂，但我不愿这样去干。当然这样可能对个人是有好处。我可能还是有点书生意气、有点理想主义。要我违背做人的一些原则和价值去做一些违心的事，我做不出来。反正到哪里我还是相信那句话，从来公道在民心，相信党组织主持公道。

　　政声人去后

　　记者：到今年7月，是你正式在山西省政府主政一周年。回首这一年，你对自己最满意的地方是什么？

　　于幼军：还没有。

　　记者：不可能一无是处啊。

　　于幼军：不是一无是处，但我认为我很多事情刚刚开始，还没有做完。我这个人对别人要求严格，对自己要求也严格，太追求完美，什么事都要争取100分。

　　记者：你给自己做省长打多少分呢？

　　于幼军：顶多70分吧。哈哈。

　　记者：有没有对自己不满意的地方？

　　于幼军：那就太多了。比如矿山的安全防范问题，还有各种安全生产事故和爆炸事故，如何有效地遏制，现在看来很多工作还不落实，有些措施正在采取还没有到位。虽然今年以来矿难死亡率明显下降，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毕竟还时有发生，有时候还连续发生，像最近的爆炸事件，这确实是使我忧心如焚寝食难安的一个问题，也是我对自己工作很不满意的地方。

　　记者：年轻时，你曾是鲁迅研究专家。鲁迅是对你影响最大的人吗？

　　于幼军：专家不敢当，能当好学生就不错了。应该是其中之一。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在广州109中学教语文，上不了大学，只好旁听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课程，每次骑两个小时的单车上课，上完课中午马上赶回郊区学校，下午给学生上课。听到鲁迅的课程，很感兴趣，花了不少时间系统读鲁迅的著作，后来我跟中文系主任和教授交谈我学鲁迅的一些心得，他说你来给我们中文系的学生、老师讲一讲吧。那时我一个二十来岁小毛头，啥也不怕啊。结果讲师教授一大帮坐在下面，我也敢讲，就拿着一张纸讲了两个多小时。

　　记者：鲁迅的什么特点打动了你？

　　于幼军：我不但喜欢鲁迅的文风，更敬重鲁迅的为人和社会责任感。他是爱之越深责之越切，他的嬉笑怒骂，他的投枪匕首，其实都是源于他对祖国对人民最深沉的爱。他那些作品，入木三分的刻画、揭露，批判，你感受到是一种对祖国、对人民深沉博大的爱，不是恨。

　　鲁迅先生的书我基本都看过了，有些还读了好多遍，鲁迅对我一生的影响都很大。

　　记者：还记得三十多年前在中学教书时，你的床头贴着什么吗？

　　于幼军：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我到现在也还可以背下来，“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记者：那你现在已经“闻达于诸侯”了，还有没有过去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向呢？

　　于幼军：(停顿4秒)起码是对祖国、人民要尽我的责任，作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此心不泯啊。

　　记者：山西南北是黄河、荒漠，东西有太行、吕梁，在这个“四塞之地”，你有孤独感么？

　　于幼军：这个倒没有。置身于人民之中，为人民的利益而努力，不会感到孤独。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好：“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五步之内，必有芳草”。只要善于团结、依靠当地的干部群众，善于让广大干部群众理解、认识和接受你的工作思路，领着大家一起干，就不会感到孤独，而且乐在其中。当然要做长期艰苦努力的思想准备，有计划、有节奏地推进各项工作，争取理想的成效。

　　记者：你说过“政声人去后”，你认为将来离开山西之后，你会得到怎样的政声？

　　于幼军：我希望得到的是，山西的老百姓对我还满意，“这是一个真心为我们老百姓做事谋福利的省长”，就足矣。个人辛苦一点、生活和工作条件差一些，进退浮沉啊，都不重要。你看几千年的文字史，多如牛毛的大官、小官，当完大官，历史记下来的有几个？留下痕迹的有几个？留下痕迹的，是那些为官时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做了几件好事，能够在推动历史进步、对社会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人。看透了这一点，就不必去追求官位的高了低了、晋升得快了慢了，有一个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相关专题：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