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意大银幕电影周 王小帅贾樟柯昆明侃电影

　　昨天，戛纳电影节与柏林电影节大奖得主王小帅、柏林与旧金山电影大奖得主贾樟

柯和威尼斯电影节影评人马可塞里萨作为评委出现在开幕式上。本报记者对王小帅、贾樟柯进行了专访。

　　今年是意大利文化年，意大利驻中国大使馆也向电影周发来了贺电。据悉，电影周期间将有118部录像作品、90幅摄影作品和89位艺术家与中国观众进行亲密接触，影像作品包括有纪录片、故事片、短片、动画片等。而且所有影片都由专家组按参赛作品和非参赛作品两个组进行了分类。据悉，“大银幕电影周”将持续到23日，共计5天时间。

　　王小帅：导演的情感表达也是创作

　　对于很多爱看电影的人们来说，已经非常熟悉王小帅了。眼前的王小帅没有想象中的锐气，反而显得平易。问到他喜欢做什么，他说：“我觉得闲着就已经很好了。”从他自筹资金拍摄电影处女作《冬春的日子》，到新近完成的《梦幻田园》，短短10年间，王小帅开始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电影风格。《冬春的日子》被BBC评为电影诞生以来的100部佳片之一，同时也是唯一入选的中国影片；《扁担·姑娘》入围1998年戛纳国际电影节，角逐金棕榈大奖；为大家熟知的《十七岁的单车》获得51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王小帅的电影，构图优美精准，造型意识强烈，他始终在运用自己的电影视野观照着我们这个时代中那些被异化，感受到异化或者拒绝异化的人。

　　记：您对意大利电影的印象是怎样的？您的电影个人风格都比较明显，会不会将这种个人喜好带到评审中？

　　王：我对老牌的意大利电影了解比较多，但是纪录片就看得比较少了，我希望能从中了解很多意大利电影的现状。另外，我觉得电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电影的学术性和商业性有很本质的区别。对电影艺术的考虑，每个人的观点都会不同，但是好的电影一定会直接打动人。

　　记：您的新片《桃花源记》进展怎样？

　　王：一直都还在准备，但没有最终确定开机时间，因为对剧本我还不是很满意。我拍电影一定要有感觉才会拍。我希望自己做的是作者型电影，有自己的表达。当然，做这样的电影常常遭到票房困难，这和社会有很大关系。

　　记：《青红》和高圆圆合作，新片您还会和她合作吗？

　　王：我做电影通常是先确定剧本，再考虑下一步。首先要感动了我自己的剧本，我才会考虑要配什么样的演员。这和商业化的包装有些不同，我不是按照常规步骤来走的。

　　记：《托斯卡尼之梦》是商业性比较强的一个纪录片，商业的介入是否也冲淡了艺术效果？

　　王：其实拍《托斯卡尼之梦》对我来说是一段轻松的旅程。以前参加电影节都是去工作，而这次去意大利是我拍完《青红》之后难得的休息。这片子应该说是把他们需要的东西和我的需要结合了。当然，这样的拍摄肯定不能如个人所愿，只是一个浮光掠影的记录。我在意大利就是两个月的时间，而纪录片要深入的东西需要很多的准备。

　　记：还有拍纪录片的打算吗？

　　王：现在我花了很多精力和时间在故事片上，而拍纪录片是一件很花精力和时间的事情，优秀的纪录片拍摄者为拍摄付出很多，所以我特别尊重拍纪录片的人。纪录片是一个很大的范畴，我没有拍纪录片的计划，所以觉得自己没出息。我不是属于那种对工作特别狂热的人，所以我一直希望世界的节奏慢些，再慢些。

　　记：曾有人说，由于电影主流产品的多元化，中国新生代导演已无法用代来划分，只能定义为“X”代，您是否同意这个观点？您怎样看？

　　王：我觉得X代也不恰当。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划分了第五代、第六代导演，这个划分有一定的社会原因。而现代社会多元化发展不可能用一个时代去划分，这个划分是很草率的。应该说是在事物的发展中再进行总结，先让它发生。我一直在寻找我自己，作为一个作者类型的导演，一生都是在寻找自己。当每个人都在怀疑导演从自我出发是不是太自我时，我还是坚持了下来。在我看来，导演用自己的态度和情感表达，再向公众扩散是创作本身的一个途径。

　　贾樟柯：情感粗糙的人不适合做电影

　　贾樟柯凭着自己学生时代的处女作《小武》成为中国第六代导演的中坚人物，当我们在现场见到这位中国独立电影旗帜性人物的时候，他并没有给我们一种距离感，反而显得从容淡定并且充满亲和力。他在近9年间只拍了5部电影，创作态度可谓严谨。从《小武》到《世界》，他的创作经历了一些变化。

　　记：您的新片《刺青时代》即将开拍，据说有一些武打场面，会不会很商业化？

　　贾：这部电影来源于一种对历史的想象，这种想象不同于回忆。应该说《刺青时代》是一部“新贾樟柯”式电影，它在模式上会有所变化，不同于我以前那种单纯的对现实的感受。这部电影讲的大概是1975年前后，几个社会帮派的故事，会有一些动作场面，并且会有专业演员参加演出。另外我们会专门请人对我们的台词、服装、道具等进行改造，影片的工业味也会比以前要强。《刺青时代》也可以说是我的野心之作，对那个历史阶段的共同记忆，是我希望能够展现出来的。我觉得电影不应该有什么商业、艺术之分，关键在于它能否提供更多共同的、能够分享的东西，不过，视角可以带有导演很强的个人烙印。

　　记：据说这次《刺青时代》预算达三千万，这样的高投资会不会影响到创作的自由？

　　贾：不会，与我合作的制片人都是多次合作，他们也希望做“贾樟柯式”电影。而且，并不像一般观众理解的那样，导演往往受到制片人的牵制，相反，制片人经常能帮助导演保持理性。

　　记：赵涛一直是您的重要演员，不过我们发现，她身上那种原生态的东西似乎逐渐在减少，而变得越来越专业了。

　　贾：确实有改变，不过应该说这种改变使得她能够胜任更多的角色，比如在《三峡好人》里面演中年人。一部影片能否有新意跟人物形象有密切关系，王宏伟和赵涛都富有爆发力，具有自己魅力的侧面。

　　记：您在《世界》里用了动画和短信等元素，怎么会想到采取这种方式？您觉得它的特质是什么？

　　贾：最早想用flash是在2001年拍《任逍遥》的时候，到了拍《世界》的时候，手机成了一种重要的信息载体。这种变化不光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层面的，就尝试用短信来推进剧情。这部电影相对少了一些现实感，突出了一种观念性，它的戏剧性被置于公园这样一个封闭的空间之内，这不符合国内观众的欣赏习惯，而在国外则比较容易被接受。

　　记：您的《世界》剪了两个版本，是否是对商业的一种妥协呢？

　　贾：应该是一种让步吧，主要是因为影院系统对电影的认识，两小时20分钟的版本，国内影院不愿意接，认为太长、利润少，所以做了让步，剪了一个较短的版本。坚持自己的意愿还是在于对观点和角度的坚持，这才是最珍贵的。

　　记：您曾经提到您的父亲对您的影响，能不能具体讲讲？

　　贾：这个很难具体讲，电影本身是一个感情活动剧烈的艺术形式，我父亲对我的影响主要是他对我内心世界和情感的塑造，我继承了这份基因，情感粗糙的人并不适合做电影。

　　记：您是中国独立电影的旗帜，您如何看待近几年独立电影的走向？

　　贾：独立电影产量逐渐多起来，尽管质量的提高需要一个过程，但有人在拍就是好现象。不过，现在的独立电影往往陷入一种单一的经济模式，两万甚至一万块钱就拍出一部，这对独立电影的丰富性以及质量都可能造成一种局限。(张娟 郭锋/文 范春荣/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