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反腐败研究者

　　我们应该如何称呼吴敬琏，经济学者还是反腐专家？这个76岁的老人因“吴市场”之誉蜚声中国，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的另一卓越贡献——1988年，其引入的“寻租理论”成为日后分析中国转轨期腐败现象的理论基础。

　　一个简单的疑问引出一个群体的尴尬：这是一群广为人知但又少为人知的人。广为人知的，是他们的学术“主业”；少为人知的，是其“反腐败研究者”的另一身份。

　　1990年被认为是中国反腐败研究的初始。这是一个无法被称为“学术”而给研究者带来专业声誉的领域，但这一群体仍日益扩大。90年代初，虽然高层加大了对腐败的重视程度，但当时反腐败研究依然“敏感”。上海社科院法学所女学者林喆在当年完成了名为《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的书稿。然而，“没有出版社敢出版这本书”。书稿开始在全国“旅行”，一直到1997年，随着大环境的改善，包括林喆的书稿在内有大约16部反腐书籍在当年出版，大超以往。

　　1998年和1999年，中国掀起肃贪风暴，反腐败研究群体也开始扩大，经济学、社会学的专家都参与进来，学者的影响也日益显现出来。“这时研究群体还很薄弱，单枪匹马，个人兴趣为主。”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黄苇町说，当时主要是理论和概念分析，细化对策很少。

　　反腐败研究群体有系统内和系统外两块。系统内包括中纪委研究室和各地方纪委研究室、监察部纪检监察理论研究所。纪检监察系统主要是进行具体对策的研究。因为工作性质要求，他们很少以个人身份发声。而系统外包括高校的廉政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中央编译局几个系统。

　　作为一个反腐败研究学者，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林喆说是“焦虑”。她写第一本书的时候没讲司法腐败，因为当时觉得司法是底线，后来司法腐败出现了。写第二本书的时候没写学术腐败，“现在也经常有人提起学术腐败”。

　　获得北大政治学博士学位的何增科说自己很“尴尬”。每次到外面去开会，何增科都会给听众列出很长的一系列整体政策，“但是没有人能耐心听完，他们只想你给他个立竿见影的办法，觉得我说的都太远。”

　　最豁达的感受或许是湖南社科联原主席罗小凡，“研究反腐败不能带来什么好处，甚至还有些‘敏感’，不讨好。但是总要有人来做这些事情。这对我们的党和这个国家都很重要。” （《南方周末》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