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进行建国后最大规模城市基层民主试验

　　本报记者 左志坚上海报道

　　7月22日，性格沉稳但稚气未脱的王育才准时来到办公室上班，开始着手处理社区里的一起噪音纠纷事件。

　　这是这位现年24岁、上海迄今最年轻的居委会主任履新的第六天。这个年龄，似乎很

难获得这个职位。但今年举行的上海居委会直接选举给了他机会。

　　像他一样获得机会的人还会有很多。2006年是上海市居(村)委会换届选举之年，全上海共有4767个居(村)委会举行换届选举(其中居委会3194个)，全市居委会直选比例将不低于40%。

　　在拥有1300多万户籍人口的大上海，即便按照40%的最低比例计算，这也意味着将有数百万人可以通过投票，选择自己信赖的居委会干部。

　　建国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城市基层民主试验，正在黄浦江边轰轰烈烈地拉开序幕。

　　“直选主任”王育才

　　出生于上海的王育才，高中毕业后当了两年兵，2002年12月退伍去了南京政治学院学习行政管理，要到今年9月份才算正式毕业。

　　一年前，王调到上海黄浦区的老西门街道工作，开始了他的社区生涯。今年6月，他回到了他出生的地方——黄浦区老西门街道学宫居委，担任居委会副书记。

　　从这里出发又回到这里，如果不是这次居委会直选，他缺乏变化的生活或许还要继续。

　　但有一天，王提出要竞选居委会主任。

　　面对这个“比自己儿子还小一岁”的参选者，居委会选举委员会负责人丁秋瑛也犹豫过。在和王育才深入沟通后，她决定给他一个机会。

　　王育才说自己“压力很大”，“毕竟，我才24岁”。

　　但他跟着干部下去走访、慰问老人，并帮居民解决了一些问题后，“他们记住我了”。

　　7月中旬那个周末，是一个选举日，王育才站到了PK台上，迎来了他人生中第一次演讲。面对台下看着他长大的叔叔、爷爷辈，他有些紧张。

　　当天，丁秋瑛决定用淘汰法选举。24岁的王和42岁的一位门卫成为最后两位候选人。选举前，前来“观战”的黄浦区民政局基政科科长朱银山不是很放心，跟王聊了十分钟之后，他“放心了许多”。

　　海选的结果是，王育才得票2069张，得票率超过90%，完胜。

　　不过，王育才的母亲，一位支持他竞选的下岗工人，还是把他当小孩看。“他妈妈跟我说，要是小王不听话，就让我打他。”丁秋瑛笑着说。

　　规模空前的直选

　　上海市民政局基政处介绍说，早在今年4月14日，市领导们就专门听取了这次居(村)委会换届情况工作汇报。

　　5天后的4月19日，上海市委、市政府又就此召开动员部署大会。市里提出的要求是，全市居委会直选比例不低于40%。

　　到了区里、街道，直选率进一步加码。“至少50%”成为很多街道的目标。在上海的心脏地带——人民广场街道，其居委会直选比例更是达到100%。

　　三年前，上一次居委会换届选举时，市里提出的直选率目标是至少20%，被确定为直选的居委会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居委会与群众联系要比较密切；二是社区环境、卫生、基建条件较好；三是党组织在该区域的群众工作开展比较好。

　　最终，那次换届选举的直选率达到了31.4%，个别如卢湾区更是超过了90%。

　　因此，许多人认为，和上次一样，今年的直选比例有可能比预计的40%高出一截。

　　“挨家挨户去敲门”

　　这场涉及数百万市民的基层民主实践，需要一场规模空前的组织与动员。

　　在4月19日的动员会后，区一级政府马上行动起来。黄浦区“连夜制定了”换届选举工作的初步方案，敲定了“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的名单。组长和副组长分别是区委副书记和副区长。

　　而有些区，如虹口，选举组长由区委书记亲自担任。

　　街道里也成立了“换届选举工作指导小组”，居委会成立了“居民区选举委员会”，“由党的书记担任居民区选举委员会主任”。比如王育才所在居委会，选举委员会主任就由居委会书记丁秋瑛担任。

　　街道将负责实施具体的选举过程。第一步便是培训，然后是密集的宣传、动员。

　　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编辑的《上海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工作手册》下发至各街道，里面光是“教育选民的标语口号”，就提供了12条。

　　其他宣传工具包括黑板报、告民书、宣传折页、有线电视、网络。一位街道选举办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要求该区域7个直选的居委会“发动居民小组，挨家挨户敲门去”。

　　接下来的选民登记和投票，有些街道提出了两个90%的目标，即：选民登记率95%以上，选民参选率达90%。

　　值得关注的是，程序意识、民主意识是上海这次选举尤为强调的——他们并不仅仅追求直选率这个数字。

　　朱银山在黄浦区民政局开会时，听到局长强调，对于直选的选举结果，“组织要满意，群众也要满意；如果组织不满意，但群众满意，那要尊重群众的意见”。

　　在前一阵的紧张筹备之后，7月和8月，上海居委会正迎来选举的高潮。

　　城市基层民主的价值

　　据说，闸北区的一位老太太，在周末投票日那天特意翻箱倒柜，找出了已经发皱的旗袍，并为自己化了妆，然后来到指定地点地投下了她的一票。

　　看到这一幕的一位“选举观察员”有些感动：“这说明他们这些老人，确实是把居委会选举看成是一个非常庄严的事情。这跟他们丰富的阅历有关，他们经历的事情太多了。”

　　早在5月份，上海市民政局和

　　学术调研小组的联络人之一、复旦大学的讲师刘春荣说，由于改革的递进特征，中国基层民主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时空差异。

　　1980年代初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后，农民从集体身份转为个体身份，个体的出现对民主参与来说很重要。而在城市仍然实行计划经济的背景下，失业人口少，社会边缘群体少，居民的工作、生活大多跟单位有关，都是“单位人”，通过单位体制就可以实现管理。

　　19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改革逐渐把人从单位释放到社会，人与社区形成了新的利益关系，包括下岗工人的归属地也是社区，居委会与居民的生活、经济利益的关系逐渐发展。城市基层政治秩序的再造也被提上议事日程。

　　朱银山对此有直接的感受。“现在新建的小区，居民往往就不希望外面的人进来，他们会要求自己选居委会主任。他们有这种意识，用民主自治方法来管理自己的小区。”

　　中国居委会主任有“小巷总理”之称。作为城市最基层的组织，城市居委会管的往往是些“鸡毛蒜皮”，职能主要包括：居民公共福利、政府政策宣传、集中民意等。它与农村的村委会不同的地方在于，居委会没有土地分配权，没有经济利益，基本是纯粹的服务组织。

　　王育才说自己明白，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调解邻里关系，照顾老弱病残”将一直是自己的重要工作。

　　但他相信，居委会这个民众自治组织正在城市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无论是政府还是市民，都希望居委会扩大民主实践，摆脱行政化的作风，更多地向服务市民的自治组织转变，“促成这种转变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直接选举。”

　　复旦大学教授林尚立对基层直选曾有这样的归纳：“城市的组织和管理，最根本的不是政府去直接组织社会，而应是政府帮助社会进行自我组织”。

　　为此，上海市“十一五”规划定下的“民主指标”是：2010年，直选比例至少要达到85%。

　　但是，根据记者近一个月的采访、观察，不同阶层的上海居民对这场直选的态度仍存在差异。

　　在老年居民穿上旗袍去投票的同时，年轻人、富人，这两类通常被认为是“民主意识较强”的群体，对居委会直选的参与热情却不高。徐中振认为，这或许是因为之前的居委会组织与他们的利益关联度不高。

　　不过，24岁的王育才的当选还是让专家看到了年轻人参与民主试验的希望。

　　“关联度越低越是要建立关系，否则传输机制就可能出现问题”，刘春荣说，直选正是为了激活居委会和居民的关联。

　　“有这么多人去慢慢熟悉民主治理的规则和方法，光是这一点就已经非常重要。”刘春荣评价道，“通过选举，政府也在学习，学习用新的方式与社会交往，与社会重建连接。彼此互相学习。”

　　这或许也是政府的追求。

　　“不仅要注重目标任务的完成，更要注重过程，要把换届选举过程作为培育人民群众民主意识、行使民主能力的过程。”上海市民政局的一份文件中如此强调。（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