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仿古船“哥德堡”号到达广州，这是近期广州的一件盛事。众多媒体在报道中提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许多国家的东印度公司不同，哥德堡号从来没有在中国参与过鸦片贸易！”
笔者在此要特别强调的是，国内许多媒体在对此事的报道中，都使用了这个“特别强调”，而这个“特别强调”的资料来源都是：负责该船项目的瑞典东印度公司责任有限公
司（简称SOIC）。
但是，这个“特别强调”与史实相符么？1767年，瑞典东印度公司的一个实权派大班雅各布·哈尔，从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金奈港，向瑞典东印度公司的两个广州大班格历尔和格鲁伯，发送了150多箱鸦片。格鲁伯和格历尔将这许多鸦片偷偷运进广州，并且成功地在广州出手。这是明文记载的。而格鲁伯和格历尔两人，此后都成了瑞典东印度公司的总裁之一（公司的最高领导层为7名总裁），是瑞典东印度公司最重要的人物。
哥德堡号的确没有运过鸦片，但这绝不是因为瑞典东印度公司的道德高尚，而是得益于它航行三次就沉了。
应该批评国内众媒体，只是单方面接收SOIC的宣传文案，没有多方求证，仔细调研，从而变成了人家的传声筒。但是，光批评国内媒体却也是不公平的，因为笔者所据的史料，主要来源于瑞典学者斯万·歇尔博格研究瑞典东印度公司的经典著作《瑞典东印度公司，1731~1813，香料·茶叶·瓷器·丝绸》。另外，瑞典学者拉格克郎兹的文章《为东印度公司服务》，及瑞典学者法兰斯莫的《东印度公司》一书，也都提到了这个历史事实。也就是说，笔者所据的史料都来自于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国内史学界对此知之不多。
在近现代史的研究上，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学界的研究显得苍白，一定程度上落后于国外同仁。从纯学术的角度出发，研究成果是由国内学者作出，还是由国外学者作出，并不是一件什么打紧的事，我们犯不上太狭隘，作痛心疾首状。但是，由于近现代史的研究，其成果涉及到许多现实利益，如对外谈判、索赔、文物追讨等等，我们如果在这上面丧失掉发言权的话，那就有很多不该有的损失会发生。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7月21日文/乐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