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并非红色历史的孤峰(组图)

丁仁祥正在为记者讲解东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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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的红色旅游资源极为丰富

　　井冈山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具有不可动摇的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人在今天所取得的基本格局与伟大成就，都能在那座苍翠的山峰上找到源头与缘由。但井冈山不是一座孤立的山峰，我们的目光还不能只停留在这座山上。

　　撰稿／沈嘉禄(记者)

　　半个多世纪来，尽管党史研究不断地受到各种政治运动与思潮的左右，但党史工作者还是取得了非凡的成绩，特别是在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之后，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基本理清了党史的主要脉络，还原了历史真实，对历史人物给出了在目前条件下所能给出的准确度最高的评价，也为党在新时期的重要决议和重要决策提供了宝贵的帮助。用一位老党史专家的话说，“建国前的党史研究已经没有空白点了，现在我们的研究工作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也就是以研究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与工作重点为主的阶段。”

　　不过，如果我们以一种模糊数学语言来描述的话，在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以300公里为活动半径的江西省，党史研究出现了相对活跃的局面，一些研究专家占据天时地利之便，通过对战争遗迹的踏寻、辨识和采访仍健在的红军老战士和根据地群众，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通过撰写论文、开设讲座、为革命遗址撰写资料、著作等形式，为井冈山的党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局面。他们的观点正进一步丰富党史研究的成果，为我们更加全面准确地观察与认识井冈山根据地的历史地位与形成过程，提供了更为宽阔的思辨空间，也使我们与历史真相的距离贴得更近。在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大背景下，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以至对一些历史问题的烛照与拂尘，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它使我们更加明白：中国革命的道路从来就是曲折的，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思想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渊源。

　　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前夕，在“八一”这个铁骨铮铮的节日来临之际，记者来到井冈山下的吉安、永新、兴国、赣州、瑞金等地，与吉安市东井冈研究会会长、党史专家丁仁祥一起追寻一个个闪亮的红色起点。

　　从秋收起义、莲花引路到茨坪安家——毛泽东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起点

　　永新枫树坪，新型人民军队的起点。一棵800年的大樟树见证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不远处就是毛泽东的旧居和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的旧址，它们本来是三湾村驿道边的两座杂货铺，与这里的所有建筑一样，也是由赭红色的泥土拌鹅卵石垒成墙壁。这里还有士兵委员会旧址和红双井等遗址。士兵委员会建立后，士兵可以与军官平等对话了，士兵代表可以参与讨论部队的重大事项，此举意味着彻底与旧军队的决裂。首任士兵委员会主任就是陈毅。而在这之前，红军队伍中一些来自旧军队的军官随意打骂士兵，自己则讲究“三金五皮”(金牙、金表、金丝边眼镜和皮枪套、皮挎包、皮靴、皮带、皮鞭)及“四菜一汤”。在三湾那座杂货铺里，毛泽东决定让意志薄弱者离开，并发放足够的路费，留下700多位坚定信念者合成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继续前行。更有意义的决定在于“支部建在连上”，但是，由于条件的限制，党员在部队中还处于地下状态。

　　建于唐朝的永新县城里则有湘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旧址群以及贺子珍的故居——海天春茶楼旧址，贺子珍的父亲是茶楼老板。贺子珍与妹妹贺怡先后嫁给了一对来自湖南的兄弟，他们就是毛泽东与毛泽覃。

　　树冠如伞的大樟树下，矗立着毛泽东的青铜胸像。年轻的毛委员目光炯炯，向着井冈山远眺。这座胸像由前年才去世的李立捐建，他曾任江西省委书记，在毛泽东上井冈山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

　　记者：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是毛泽东创建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革命道路的起点。我们也知道，毛泽东是从秋收起义走向井冈山的，那么毛泽东怎么想起要上山的呢？

　　丁仁祥：从理论上说，是武装斗争的思想促使他这样做的。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也被一些人戏称为“枪论”。毛泽东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按：指马日事变)，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但怎样打天下？熟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鲜明地提出“上山”的思想。

　　其实在八七会议前毛泽东就提出：“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并同瞿秋白明确讲：“我要上山去结交绿林朋友。”由于毛泽东当时的地位，使得他的“上山”思想不可能被中央接受变为全党的行动，而只是在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这一临时最高职务后才能决策。

　　记者：参加过井冈山红色旅游的人都听导游说了袁文才与王佐接纳毛泽东上山的故事，但据我所知，上山的过程好像并不顺利。

　　丁仁祥：1927年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毛泽东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前敌委员会是代表省委领导秋收暴动的最高领导机关，前委这个领导组织，可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创造，它确定了党对军事组织、军事斗争的领导地位；作为省委的一个组织，相对来讲又有一定的独立性和灵活性。正是这样一个特殊的组织和领导职务，使得毛泽东在把握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方面游刃有余。

　　9月2日，毛泽东到达安源。两天后在安源张家湾召开了军事会议，这次军事会议也可说是毛泽东主持和领导我党军事斗争的起点。但他的军事生涯却是以“军威因是不振、竟致溃不成军”开始。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原本是要攻打长沙的，毛泽东带兵攻打浏阳受挫，6000多人的起义部队只剩下1600多人。于是毛泽东决定退兵萍乡，将部队沿湘赣边界退兵至湘南，这一举动被党史学界称为文家市退兵。这是毛泽东走向胜利的又一个起点，即上山割据，壮大力量。

　　记者：文家市退兵事先并没有得到党中央批准，是吗？

　　丁仁祥：是的，毛泽东为此付出了很大的政治代价。两个月以后在井冈山时他不再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被撤消湖南省委委员，后来还传错了话，说毛泽东连党籍也被开除了。然而，正是有文家市退兵之举，才让毛泽东展现了他的战略之谋：一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唯上，只唯实。二是战略退却与战略进攻相结合的创举，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三是把革命斗争中心由城市转向农村的关键，开拓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新路子。

　　记者：毛泽东率兵前往湘南途中与敌军遭遇，在芦溪再走“麦城”，兵员减少500多人，总指挥卢德铭也牺牲了。幸好毛泽东后来带领部队攻克莲花县城，又接到了江西省委派来的信使——宋任穷。然后在莲花决定将部队带到三湾，再上井冈山。所以说莲花应该是上井冈山的起点。

　　丁仁祥：不错。但要说毛泽东怎么知道井冈山，还有两个小故事。毛泽东1927年1月在衡山作农运调查时，便听一个矿工说从安源到莲花再走个十把跑路程(意为百多里路)，就有个躲藏绿林好汉的地方，叫井冈山。第二次则是9月安源张家湾会议上，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团长王兴介说：如果退到安源去，还不如跑到井冈山去，那里藏得下千军万马，我还有两个结拜兄弟在那里，一个叫袁文才，一个叫王佐。

　　9月29日下午，毛泽东和部队官兵进驻了永新三湾，在进行改编的同时给袁文才写信，表达了上山的意愿。这封信在当天晚上连夜由两个老俵——20岁的李立和他的叔叔李长俚送往宁冈茅坪。袁文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回信，大意是：“敝地民贫山瘠，犹江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毛泽东又修书一封表明心迹：“袁文才总指挥拜鉴：久闻大名，难得幸会。今我工农革命军路过贵地，为工农革命，打土豪劣绅，奉上标语数条，为我党主张宗旨，择日拜访，愿同贵军结为友好，联合一致，共同反对军阀。中国工农革命军毛泽东”。同时毛泽东还送了3支枪给送信使者。这封信中“结为友好、联合一致”的意图让袁文才放了心。

　　10月3日，毛泽东带领部队进驻宁冈古城，商议3天后在大仓村与袁文才会面。本来袁文才是存有戒备的，在会面地点埋伏了几十号人马。但让袁文才意外的是，那天毛泽东来到大仓，仅带了陈浩、何长工两人单刀赴会，未带一兵一卒，一刀一枪，而且慷慨送上100支枪作见面礼。性格豪爽的袁文才也回赠了1000块大洋，山寨大门向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打开。袁文才这一举措，也许还有另一层考虑：或许可以借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的一臂之力，把自己的地盘搞得更大呢。但是不管怎么样说，袁文才这一毅然决策，也是值得在中国革命史上书写一笔的。

　　记者：有人说袁文才是土匪武装？

　　丁仁祥：不是的，袁文才与贺子珍都是永新地下党的成员，是共产党的武装，毛泽东在结识贺子珍后，也进一步得到了袁文才的信任。

　　10月7日，毛泽东和他的部队终于到达宁冈茅坪——毛泽东踏上井冈山的第一站。接下来便是沿罗霄山脉中段湘赣边界一路游击，扩大革命影响，同时一路调查井冈山周围的情况。毛泽东先后到达酃县十都、水口及遂川大汾、戴家铺，后到黄坳、荆竹山等地，进行水口调查、水口建党等活动，并在荆竹山上颁布了工农革命军三项纪律，即一、行动听指挥，二、筹款要交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这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雏形，也可说是制定革命武装军纪的起点。

　　有两件事很能体现毛泽东的建党远见与人格魅力。一是在黄坳时，一团三营四连只剩下30多个人，稀稀落落散坐在地上，毛泽东和大家一起用手抓饭吃，过后自己朝中间地上双足立正，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连长喊口令！”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强有力地感染了大家。二是在水口叶家祠亲自主持了6名新党员的宣誓仪式，成为我军历史上一次最早的建党活动，即在战斗士兵中直接发展党员。

　　记者：那么毛泽东的部队如何与王佐取得联系的？

　　丁仁祥：毛泽东率部队在离开荆竹山后被王佐接上了大井，毛泽东同样给王佐也赠送了70支枪。10月27日，这支部队几百号人终于从大井走上了茨坪，从而在井冈山正式安下了家。中国革命的摇篮、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就这样诞生了。在经历了秋收起义失败、文家市退兵、莲花引路、三湾改编、古城决策、茅坪进门、罗霄山脉中段的游击等等，终于在茨坪落脚安家。1927年10月27日，这将是一个永远被镌刻在历史丰碑上的日子。

　　从东固会师到长汀决策——毛泽东创建中央苏区的起点

　　东固革命根据地，位于赣中南，以吉安县的东固为中心，形成吉安、吉水、永丰、泰和、兴国五县交界地区的工农武装割据。不少读者可能对此比较陌生，建国后20多年里也没有东固革命根据地这一正式说法。但毛泽东说它是第二个井冈山，陈毅称它为“东井冈”，当地的老百姓说：“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它所以形成一个根据地，曾山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得很清楚：“以东固来说，地位处于永丰、吉水、兴国、泰和几县的边区，有大山，地形非常好。”此外，他还着重认为东固山的农会基础好，万安暴动失败后许多共产党员来到这里，在此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1929年2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到达东固与红二、四团胜利会师，我们在东固罗坑村看到会师的遗址，那是一片战场，数百棵参天古樟见证了这段历史。在富田陂下敦仁堂看到了第一所正规的红军学校。1930年二七会议后，根据红军的发展需要，决定建一所红军学校。这所学校的正式名称是工农学校。毛泽东任校长，教官大多是从黄埔军校毕业的，学校成立了步枪、迫击炮、特种三个军事大队，党内组织是校委会，直接受赣西南特委领导。后来学校迁到陂头梁氏宗祠的永慕堂，改称为赣西南红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简称红三分校，不久又迁往吉安青原山阳明书院。前不久去世的前上海市委老领导胡立教就出生在陂下，老人家筹资20万元为家乡人民兴建的一座水泥桥还在使用着。

　　40公里外的渼陂村，最近是一个浮出水面的旅游亮点，村里有28口水塘，塘塘相连，永不干涸，象征着28个星宿。在一口水塘旁歪蹿着一棵奇怪的大樟树，一半枯败一半生绿。当地老百姓告诉记者，第一次反“围剿”时，“前面捉了张辉瓒”，公审前，毛泽东曾有意留下这颗人头作为与蒋介石打交道的筹码，但因为张辉瓒曾在东固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大家一致要求处决他，最后民意难违，红军战士割下张的首级挂在这棵树上，挂首级的那一半后来就死了。

　　渼陂村里至今还保存着二七会议旧址，红四军总部旧址、毛泽东旧居和曾山旧居。

　　记者：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落脚安家，时间仅有一年零三个月，随后又在赣西南、闽西一带转战千里，时间也不到3年，却获得了极大成功，创造了中国革命胜利之路——井冈山道路。但后来在1929年1月，毛泽东离开井冈山，这又是为什么？

　　丁仁祥：1928年夏秋，井冈山根据地的发展达到全盛时期，总面积有7200平方公里，人口约50余万。12月初，彭德怀率红五军也上了井冈山，与红四军胜利会师，这是发生在宁冈的第二次会师。但就在这个月的下旬，湖南、江西两省国民党的军队重兵集结，对井冈山进行包围，山上仅有五六千人的红军部队，一是枪支弹药严重紧缺，二是后勤给养严重困难，每人每天只有五分钱的伙食费，所以会出现朱德挑粮上山的情况。为争取主动，毛泽东于1929年1月4日至6日在宁冈柏露召开了地方党和军队的联席会议，排除反对意见的干扰，决定下山。

　　记者：据党史记载，离开井冈山后，毛泽东和红四军就被国民党敌军发现其行踪，由于当时担任二十八团团长的林彪没有做好对赣州方向的警戒任务，在24日上午即被敌军主力打得溃退回到县城，给毛泽东、朱德及军部机关一个措手不及，危急之时陈毅及时赶到，解了毛泽东的围。随后，朱德指挥三十一团进行反击，在战斗中，先后有两位营长牺牲，毛泽东、朱德与前委和军部机关，军部与三十一团、二十八团全部失去联系，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也坠马牺牲。

　　丁仁祥：是的，更危急的情况发生在1月25日，毛泽东、朱德率部在预定的集合地点广东南雄乌径镇会合，宿营至半夜时，又被追赶而至的敌军惊醒，旋即连夜突围。在寒冷的雪夜，红军艰难行至信丰崇仙。一连几天，红军所到之处尽是土豪劣绅的土匪民团，不断遭到他们的袭击，还要与国民党大部队的追兵作战，衣衫单薄的红军官兵面对的不仅是寒冷、饥饿，还有找不到向导和伤病员大量增加的困扰。

　　毛泽东与红军在2月1日到达寻乌吉潭圳下村宿营。当晚，敌军追兵直接向圳下军部开战，尚未起床的毛泽东被警卫班战士掩护从后山突围，在通过小河一座桥时，桥上情况异常混乱，毛泽东从贺子珍手上要过手枪朝天开枪，才制止了混乱局面，而朱德夫人伍若兰则受伤被俘，10天后被国民党杀害于赣州。

　　部队又一次被打得溃不成军，到晚上时才分别到达原来预定会合的地点——项山罗福嶂。在这里又召开了一次前委会议，并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全军向吉安东固前进，设法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联系，先在那里找个安身之地，再寻机西渡赣江打回井冈山去。正是这个重要的决策，才导致毛泽东后来有了创建中央苏区的战略构想，并得以实现。

　　记者：毛泽东当时的动机就是先落脚找一个安身之地，这一点和他在秋收起义失败之后选择井冈山落脚是同一个道理。但是到了东固山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丁仁祥：在东固山，红二、四团向红四军赠送了几千银元、金条及弹药，红四军则回赠了两挺机关枪和一门迫击炮，老百姓送饭送菜、送鱼送肉，让红四军官兵在东固得到了离开井冈山以来最好的休整和补给。陈毅在会师大会上即兴赋诗一首：“东固山势高，峰峦如屏障；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

　　记者：在东固山，毛泽东召开了云汉堂联席会议，传达了党的六大精神。毛泽东得知六大会议作出了一个极左的决定，要清除土匪出身的革命武装头领。毛泽东对此是不满意的，并想保护袁文才和王佐，在传达中故意漏说了这一点。后来袁文才亲眼看到了文件，悄悄离开，但仍然与王佐先后被错杀。

　　不久毛泽东通过赣西特委的情报，得知井冈山已失守，彭德怀率红五军已往赣南游击，经前委会议集体讨论决策，遂决定放弃重回井冈山的计划，而像红二、四团一样继续在闽赣边一带转圈子，寻找新的落脚点。

　　丁仁祥：在东固，毛泽东发现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另一种秘密的武装割据形式让他感到兴奋。东固山革命根据地当时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一、没有公开的红色革命政权，却有秘密的武装割据；二、武装斗争的方式是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游击区域宽广；三、革命武装的经济条件比井冈山要好，官兵伙食费是一角五分一天；四、江西省委、赣西特委密切关注和指导他们的革命斗争；五、革命武装的力量越来越强，敌人对他们无可奈何；六、和白区的邮路、贸易都有正常往来，既方便了老百姓，又保护了老百姓，深受群众拥护。毛泽东觉得东固的割据更能保护群众和得到群众的拥护，更有推广的价值和可能。所以毛泽东在1930年1月5日写给林彪的信中又特地推荐了“李文林式根据地”，并与“朱德毛泽东式、贺龙式、方志敏式”相提并论。

　　从井冈山下来一直到东固会师，毛泽东和红四军在一个月零六天的时间里穿越了湘赣边、粤赣边、闽赣边的16个县，行程达七八百公里，途经之处，多为白区地段，也有党和革命武装活动地区，虽经历千难万险，但因有党的武装和革命群众的帮助，走出了困境。

　　东固会师后，3月上旬红四军第一次进入闽西，11日晚到达长汀西南的四都，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致使敌军溃逃到长岭寨，红军乘胜追击，大获全胜，俘敌3000余名。3月15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胜利进占长汀县城，这就是著名的长汀大捷。一个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构想和决策在长汀诞生了。

　　记者：什么战略构想和决策？

　　丁仁祥：那是毛泽东在3月20日县城辛耕别墅内前委扩大会议上提出的构想，中心思想就是连片割据。4月5日他向中央作了报告：“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割据区域相连接。……唯闽西赣南一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里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这个战略构想，基本勾画出了一个连片的红色割据区域版图——即后来成为共和国摇篮的中央苏区。

　　记者：这个战略构想的提出，首先源于他自己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其次源自于他看到的山外有山。从转战赣南到东固会师再到东进闽西，毛泽东已经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看到了燎原之势。而且这两个多月的征程，使他探索到了星火燎原的方法。毛泽东不仅解决了战略问题，而且解决了战术问题，这就是东固革命根据地对他最大的启迪。

　　丁仁祥：东固会师前的一路转战和到达东固革命根据地后的所见所闻，使毛泽东萌发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必须建立更大范围的革命根据地，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最终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思想，这就是毛泽东离开井冈山的伟大之处。

　　记者：1929年3月，毛泽东和红四军转到了长汀，建立了长汀红色政权。4月又转到了赣南，分别建立了于都、兴国、宁都三县红色政权，赣南开始成片。5月到12月，毛泽东和红四军又转回到闽西，永定、龙岩等红色政权建立，闽西开始连片。1930年1月到5月，又从闽西转回到吉安东固一带和赣南，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一个最大的连片的红色割据区域形成了。6月至9月又转回闽西，闽西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又连成了一个大片。1930年10月九打吉安成功，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中央苏区初步形成，转了一年半多一点，毛泽东和他的红四军转出了一个中央苏区。随后经过近一年的三次反“围剿”战斗，中央苏区得到了巩固发展，在第三次反“围剿”战斗结束不久的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了。从井冈山下山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仅仅是两年零十个月的转圈子，从转小圈到转大圈，从小游击到大游击，从游击战到运动战，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越来越成熟，毛泽东的战略越来越成功。

　　丁仁祥：在毛泽东的记忆里，“东固”这个地方也是他以难忘怀的地方。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多次谈到，他一生忘不了三个地方——井冈山、东固、延安。谈到东固时，他无限深情地说：如果当年没有东固的一个星期休整，红四军将被拖垮，更不可能开创赣南革命根据地了。

　　从土地革命训练班到兴国、赣西南两个土地法的诞生——毛泽东掀起赣西南土地革命风暴的起点

　　前往兴国潋江书院那天正遇上大雨，在这所保存得相当完好的书院内，奎星阁下有一群孩子正在读书，而在土地革命训练班旧址的崇圣祠内，十几个老干部按照惯例相聚于此读书聊天，红墙上当年红军留下的标语依然清晰可辨：白军士兵是工农出身的不要替军阀杀工农！

　　记者：毛泽东和彭湃一样被誉为党内的农民运动王，在1926年11月他就担任了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的深刻认识和独特见解，为他领导中国革命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最得民心的便是“打土豪，分田地”六字方针。在井冈山，在赣西南，在闽西，毛泽东刮起了一次又一次分田分地的革命风暴，以看得见、拿得到的革命利益，凝聚了千百万的人民群众，建立起了一个又一个的红色政权，最终一块连片的红色区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丁仁祥：毛泽东从1928年3月开始，在酃县的中村，正式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争，他竖起了分田分地这一革命旗帜，把中村当作一个试点，同时他的弟弟毛泽覃则在宁冈大陇也进行了分田的试点。至1928年5月，湘赣边界党的一大正式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并在各级政府设立土地委员会或土地委员，明确提出“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毛泽东则三到永新塘边，亲自指导分田运动并作永新调查，制定了分田临时纲领十七条，这个十七条也为井冈山土地法的制定打下了基础。后来《永新调查》放在王佐处被遗失了，他比什么都难过，且“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

　　湘赣边界党的二大召开，再次研究了深入土地革命的问题，并讨论了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自己颁布的第一部土地法。正是把土地革命贯穿于井冈山斗争全部时期，所以才有了根据地的蓬勃发展。它的经验在于，武装斗争是根本，土地革命即农民的利益是目标，是旗帜，根据地和红色政权是保障，只有在根本和保障的前提下，农民分田分地的目标才能实现，也只有在这面旗帜下，农民得到了自己的利益才会跟着共产党走，跟着红军走。什么叫做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那个时候，让农民能分到自己的田地，这就是最现实的体现。

　　记者：在兴国，毛泽东干了两件事：制定《兴国县土地法》，创办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

　　丁仁祥：1929年4月8日红四军进驻于都，4月11日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确定红四军以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赣南赣县、于都、兴国、宁都、瑞金等地开展政治宣传，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各地发展地方武装，建立革命政权。4月15日离开于都以后，毛泽东率红四军第三纵队和一个警卫排来到了兴国，具体指导兴国的土地革命运动。毛泽东在潋江书院的文昌宫，起草制定了《兴国县土地法》，并在潋江书院的崇圣祠创办了兴国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他为什么要亲自抓这两件事呢？应该说是源自于他在井冈山的实践。陈士榘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回忆文章中介绍道：毛泽东说，“我们插牌子，本身也是很好的宣传。例如国民党的士兵到了根据地来，他们一看到田里到处插上了牌子，看到我们这里打了土豪分了田，也会说红军好。有些国民党士兵因受打土豪分田地的影响，开小差跑回家去。插牌分田后，农民有了田地就会跟着共产党”。你看，分田地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既争取了群众，又瓦解了敌人，一举多得。

　　在《兴国县土地法》中，毛泽东作了一个重大的改动，即把《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毛泽东自己后来在延安回忆这件事情时说道：“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以见我们对于土地斗争认识之发展。”这一句话的改动，实质上是认识上的一次飞跃，使更多的老百姓拥护共产党。红四军政治部把《兴国县土地法》油印成册，在赣南、闽西各地进行宣传，掀开了赣西南土地革命风暴的序幕。

　　土地革命风暴不仅仅是在兴国一个县，在整个赣西南地区，在闽西地区都刮起来了，到处是“分田分地真忙”的情景。到1930年10月攻占吉安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宣布成立，江西省已有70%的区域被赤化，赣西南苏区已成为全国最大最为巩固的一块革命根据地。“赣水那边红一角”，赣西南大地终于在土地革命的风暴中，在红军革命武装的南征北战中，迎来了一片红彤彤的天下。“打土豪、分田地”，真正是共产党和红军夺取胜利的一大法宝！

　　在瑞金，毛委员变成了毛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起点

　　瑞金沙洲坝，具有特殊意义的地名。当记者踩着赭红色的泥地走近它时，一棵棵两人合抱粗的松树如英雄一般挺立着，它们经历了炮火的洗礼，体现着坚贞不屈的红军精神与旺盛的生命力，在它们面前，每个人都会感到自己的渺小与年幼。当年，颇具传奇色彩的钱壮飞负责建造二苏大会场时，因地制宜地用笔直的松树主杆作为柱子，顶起了一个八角帽形的大屋顶。1996年9月20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来到这里，微笑着对周围的人说：“来，来，来，看看苏区的人民大会堂。”

　　“一苏大”是在叶坪召开的，瑞金的老百姓喜欢将叶坪红军广场的建筑与今天天安门广场上的建筑相对应：红军广场——天安门广场；红军烈士纪念塔——人民英雄纪念碑；红军检阅台——天安门观礼台；中央大礼堂——人民大会堂；公略亭——毛主席纪念堂。因为从苏维埃政权诞生那天起，就标志着共和国的彩排开始了。

　　记者：1930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一份《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的文件，正式提出了“苏区的中央根据地”概念，指的就是从湘鄂赣联接到赣西南的那一片区域。而1930年10月在吉安成立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事实上已管辖有19个县，占到半个江西省。

　　丁仁祥：“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从提议筹备到实际召开，耽误了一年多。因为蒋介石先后组织对江西苏区的三次“围剿”，不得不四次延期。但从另一方面说，正是有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才为“一苏大”胜利召开提供了根本保证。毛泽东在领导三次反“围剿”中展现了他的军事战略天才，如果展开来谈的话，将是一篇很大的文章。只说一点吧，第一次反“围剿”胜利，是红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伟大转变，红军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摧毁敌人一大批土围子，根据地扩大了好几倍，争取了广昌、宁都、永丰、吉安、南丰等地几十万群众。

　　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苏区的地盘又一次扩展到了闽西大地。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让赣西南苏区红成一片，赣西南苏区则基本上变成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天下，共产党的精英们纷纷从上海等地来到了腹地广阔的革命根据地，全国其他地区的苏维埃代表们也纷纷向这个中央苏区聚集，红色历史在这个地区掀开了新的一页。

　　记者：党史专家认为，邓小平主政瑞金，为“一苏大”召开和中华苏维埃定都打下了基础。

　　丁仁祥：有人说邓小平一贯实事求是，在红军时期就平反冤假错案了。这话一点不错。邓小平在1931年2月率红七军从广西转战千里，在乐昌杨溪与张云逸分手后到达江西崇义，根据红七军前委决定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同年8月又奉命与金维映一起返回江西苏区，到达瑞金。邓小平根据中共赣东特委的指示以赣东特委特派员身份秘密开展工作，在平反瑞金县委书记李添富乱肃“社会民主党”期间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时，还担任着一个暂不公开的领导职务——瑞金县委书记。

　　邓小平采取果断措施，对李添富撤职查办，公审处决，并宣布三条：一是立即停止杀人，二是被怀疑对象一律不抓，三是已抓“社民党”分子一律释放。于是，300多名无辜者得到解救，瑞金人民称邓小平是“包公再世”。邓小平到此亮明自己县委书记的身份，开始狠抓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恢复和整顿；兴办干部训练班，积极培养本地干部；十分重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巩固分田到户，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加强党的建设，创办瑞金县委机关报《瑞金红旗》；在全县广泛开展节省运动，以支援前线红军将士。在邓小平的主政下，瑞金从此又真正成为红色的革命宝地，全县形势越来越好。

　　1931年11月7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的谢氏宗祠召开。经过改造的祠堂变成了大会堂，原来安放祖宗牌位的神龛变成了主席台，600多位与会者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未来。在会议开幕的当天早晨，还举行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次正式阅兵，为防意外，阅兵台还披上了防空伪装。8时许，国民党的飞机直奔瑞金县城、长汀县城狂轰滥炸，按毛泽东指示在长汀搭建的假会场被炸毁了，而叶坪则得以幸免。大会选举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等63人当选。20日的闭幕式结束后，新当选的委员们来了叶坪村外的一片樟树林中，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毛泽东正式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分别当选为副主席。在会上，毛泽东还任命了各位中央人民委员即各部部长，随后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彭德怀、王稼祥任副主席。

　　记者：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谢家祠堂内的大会场依然按当时的情景布置着，两边是各部的办公室，每个部只有用木板隔断的一小间，不足8平方米，办公住宿都在内了。但它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后来，由于苏维埃邮电总局的负责人被捕后叛变，苏维埃政府紧急搬到沙洲坝办公，从此办公场所与住宿地分开了，每个部局一间房也扩大为一幢楼。所以说，瑞金的“苏大”是共和国的预演或彩排，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红色起点。

　　十月秋风中的于都——红军长征的起点

　　于都河并不算太宽，在南方诸省遭遇洪水的7月中旬，水色混浊，流速稍急，当年主力红军87059人在此渡河，靠的是一条条小木船，在惊心动魄的3天中才得以完成。现在，红军渡河纪念碑还矗立在河边，以一种悲壮的姿态昭示后人。党史专家告诉记者，由于指挥不当，8万主力红军经湘江一战，损兵折将达3.7万人，鲜血染红了湘江水。1955年中央军委授军衔，江西的将军不少，兴国、永新、东固成为仅次于红安县的“将军大县”，但中将以上军衔的将军远不如湖南籍的将军多，因为1930年前参加革命的官兵牺牲及被错杀的太多了。仅湘江一战，瑞金先遣团、瑞金模范师就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记者：长征是人类军事史和政治史上的伟大壮举，但当我们探讨长征的深刻原因时，不能不作一番痛苦的寻思，在那滚滚激流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

　　丁仁祥：1933年10月，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迎来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进入中央苏区，护送他的就是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科长的卓雄，卓雄是吉安泰和人，今年已95岁高龄，离休前曾任民政部副部长。带着崇高的敬意，他的护送任务完成得很出色。令卓雄想不到的是，李德从此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灾星”。由于博古不懂军事，并出于把持中共中央大权的个人需要，便把军事领导大权全都交给他了，李德没在中央苏区打过一仗，却成了军事最高领导，成了党和红军的“太上皇”，毛泽东、朱德他们是极不心甘情愿的。

　　记者：其实在李德到来之前，不仅毛泽东被剥夺了兵权，就是

　　丁仁祥：李德指挥的第一仗，便是第五次反“围剿”中的硝石、资溪攻坚战。他根本不懂苏区和红军的实际情况，照搬苏联军事教科书的一套，岂有不打败仗之理。这一仗红军伤亡1000多人，11月打了第二仗，又伤亡1100多人。就在此时，驻福建的十九路军宣布抗日反蒋，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三人分别向中央建议，红军进入福建或闽浙赣边区，支援十九路军，既可跳到外围去作战，又能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可这个建议被博古、李德一口拒绝，终于使红军丧失了一次摆脱危机极好的机会。

　　半年下来，红军基本上都是吃败仗。广昌战役失败后，又是筠门岭和建宁的失守，中央苏区领地大部丧失，突围转移的事终于提上了议事的日程。

　　1934年5月下旬，博古召集了中央书记处会议，议题是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但是与会者谁也不敢自作主张，“言必听国际”，这是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在当时一个无法改变的现状。

　　6月下旬，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中共中央关于战略转移的决定，于是博古召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且提出了建议。他认为红军主力向东北方向转移已不可能，那里已是国民党守军重兵把守，向南是陈济棠的地盘，借路可以，但想与他共享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向西才是出路，即渡过赣江到达湖南中部去开辟新的战场，在那里才有可能消灭敌人，发展自己。可是这一很有见地的建议被李德粗暴地拒绝，博古也站在李德一过说话，会议最终没有采纳毛泽东的建议，但形成了一个“一路调敌、一路探路”的决定，即红七军团6000多人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先往闽浙皖赣出发；命湘赣苏区的红六军团从永新突围到湖南中部去打游击，开创新区。由于调敌、探路的兵力太少，不足以吸引敌军，“围魏救赵”计划落空，所以国民党大军压境的困局并没有得到改变。

　　1934年的9月底，毛泽东从张闻天的文章中敏感地获知红军主力作战略转移，于是连夜起草了一封长信，再一次陈述了向湖南中部转移的理由和依据，并提供了具体的行动建议计划。然而对毛泽东怀有不满情绪的博古、李德，还是不把这一建议放在眼里，他们再一次很不理智地否决了这个或许能够改变命运的建议。

　　记者：假如时光倒转70多年，如果6月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如果长征前夕他们把毛泽东的书面建议提到决策层开会讨论，也许就不会出现长征。但是历史不存在“假设”，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注定要经受这一次磨难。

　　丁仁祥：红军要走了，战略转移的决策处在高度机密状态，很多高层领导都无法知晓。所有的决策都在“三人团”中进行，这就是博古、李德、周恩来。博古负责政治和确定高级干部走留名单。在博古、李德最初的计划安排中，毛泽东和王稼祥都是属于留下来的那一拨人中。他们把毛泽东视作异已，不如当作“包袱”甩下来更省事省心。博古将名单送给周恩来看时，周恩来提出了不同意见：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主席，让他们留下，怎么向红军将士交待？毛泽东、王稼祥终于被允许一道参加转移。毛泽东曾替瞿秋白、何叔衡、陈潭秋等人说话，却无济于事，留下来的这些人后来都牺牲了，如果毛泽东当时走不掉，后果也不堪设想。

　　记者：据我所知，博古准备把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和政治局成员分散到各军团随军行动。毛泽东对此明确表示反对，大部队行军，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万一有个紧急情况需要共同商量，连找起人来都很困难。同时，他还提出一个建议：把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随军行动。“三人团”同意了毛泽东这个要求。

　　丁仁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结伴成行，是天赐良机，其实是毛泽东的胜利，也是结束“三人团”领导的先声。至于“三人行”由两副担架和一匹马组合起来，如何取得共识，又如何在解决“怎样走”的问题上想到了一起，终于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大家已经知道得比较详细了。毛泽东长征开始走的这一步棋，可以说挽救了党和人民军队，是我党我军走向胜利的起点。

　　记者：在于都，我了解到一个让人吃惊的史实，于都和苏区人民为长征之行的物资筹备作出了极大的奉献。突围转移的决策定下后，各项准备工作开始紧张进行，一是扩大红军，补充兵员。二是筹集军需物资和军费。比如借谷84万担，收集8.2万斤铜、1.53万斤白硝，筹集20680床被和毯子，8.6万余斤棉花，20万双草鞋，10万条米袋，10余万元的中西药品等，还筹集了150万元经费。三是设立了赣南省。设立赣南省目的其实就是为转移突围提供一块有根本保障的红色区域。10月16日前，各军团、各纵队已全部到达指定的区域集合，总计是87059人。

　　丁仁祥：从10月16日傍晚开始，中央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已开始在各指定渡口渡过于都河。在萧瑟的秋风中，近9万中华优秀儿女踏上了万里长征之路。于都——作为红军集结长征的出发地，将被永远载入史册。

　　记者：据说长征出发点不止于都一处？

　　丁仁祥：是的，于都不能说是红军长征唯一的出发地。准确地说，是红军野战军集结的长征出发地。在此之前的10月10日，中央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已从瑞金出发。兴国则是红一、五、八军团开始集结的长征出发地，从那里出发的红军兵力达4.5万人，是全部长征红军总数的一半多。石城是红三军团开始集结的长征出发地，长汀则是红九军团开始集结的长征出发地。在1934年10月之前还有三支抗日先遣队。第一是以寻淮洲、乐少华、粟裕为首的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第二是以任弼时、肖克、王震三人为首的红六军团先后从湘赣省的永新、遂川出发，第三是按照中央决定，红二十五军退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进行战略转移。中央派出程子华担任军长，并任命关向应为政委，徐海东为副军长。红二十五军先后在鄂豫陕一带转战，进入陕南5个多月，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成立了鄂豫陕省委。这支部队经过近10个月的征程转战，于1935年9月在保安与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即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胜利会师，并新组建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为副军团长，为迎接党中央和主力红军落户陕北创造了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