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引起世界关注。
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持续了1/4 世纪，从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发展到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进行了一系列正确的选择，促使我国经济活力与创造性的焕发，同时法治经济秩序在此过程中逐步建立，由于以上原因，使我国的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这样的经济增长带
动了经济结构的转型，转型主要表现在：近40%约3亿劳动力实现从农业劳动向非农业劳动的就业收入模式的转换；20%以上3亿多人口实现了生活方式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由此带来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转型。
中国经济的发展引人注目，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话题。现在无论在美洲还是欧洲，在世界很多大型的活动和舞台上，中国都成为必不可少的话题，中国引人注目。但我们应清醒的看到，中国经济的增长带来的收入差距的问题同样引人注目，一方面，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迅速扩大，1984年基尼系数为0.26，1995年为0.38，2000年为0.42，2004年的基尼系数则达到0.46。基尼系数与国家的贫富悬殊成正比,当基尼系数低于0.2时为绝对平均,0.2—0.3为相对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贫富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贫富差距极为悬殊。0.4为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越了警戒线。
另一方面，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占总人口20%的低收入或贫困人口只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的4.7%；占总人口20%的城市富裕人口则占收入和消费份额的50%，以上问题导致富人的奢侈消费和穷人的生存困境同时并存，举一个极端的案例，当周正毅住在1.3亿豪宅中被捕时，报纸上同时有另外一个故事，下岗离异6岁女孩的母亲刘和芳由于无10多元钱交统一安装的水表费而断水自杀。这是一个特殊的案例，但可以透射出我们社会中存在的贫富扩大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许多国际国内的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对收入分配差距等相关问题也在进行着激烈的讨论。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等多种途径看到，贫富差距问题讨论的热烈程度，这充分体现出中国经济的增长带来的收入差距的问题同样引人注目。
第二部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带来的社会和谐问题。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带来的第一个社会问题就是影响有效需求生成，制约发展。2004年第3季度，全国城镇居民工薪收入同比增长11.8%,而人均财产性收入中租房收入增长54.5%。这表明财产性或资本利得逐渐形成。2004年收入最高10%的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财产近50%。低收入的20%只占市场份额4.7%,高收入的20%则占50%，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更快，无法形成有效需求推动增长。经济发展需建立在大众消费成长的基础上，要防止如印度模式和拉美病等不和谐、不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带来的第二个社会问题是引起社会心理冲突、误解与不和谐。一方面，收入差距过大通过消费表现引起阶层冲突和社会心理冲突；另一方面，对非法收入和腐败收入的案例打击和宣传造成对富人的收入好像都来自非法与腐败的误解与夸大；其次，缺乏正常的公益慈善通道及部分富人骄奢淫逸的行为引发仇富心理。根据2004年全国绑架案立案3863起，绑架对象主要是企业家、名人和富人家庭的中小学生，索要赎金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最多的达数百万元。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社会心理冲突剧烈，和谐度差。如果较大规模的低收入人口收入长期停滞甚至下跌，极易诱发社会不安和动荡。
第三部分，面对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带来的社会问题，政府通过合理控制收入差距，促进经济平稳增长等有效措施加以改善，主要有三方面的措施：一是累进税收调节政策的出台、研究、跟进，逐步合理“削高”；二是大力度的扶贫、社会保障系统的建立，农业税的免除、教育补贴、卫生保障系统的改革与乡村卫生保障的启动，逐步合理“抬底”；三是消除垄断、打击腐败、政务公开、民主参政等等。增强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与透明度，使财富增长的竞争更趋公平合理化。
正是在坚持市场经济，细化公行准则，强化司法独立与公正的前提下进行调节，我国政府正在逐步实现“削高抬底，合理差距”。
第四部分，面对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带来的社会问题，民间NGO组织应该以“催生公民社会，促进社会和谐”为使命作出自己的努力。第一，研究弱势群体需求，吸引社会关注；第二，培育公民责任，校正“为富不仁”；美国社会捐助用于慈善公益的资金占GDP的9%，而中国则不到0.1%，与中国目前的经济地位与收入水平极不相称，第三，专注自身管理与能力建设，搭建社会先富人群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帮助桥梁，缓解社会心理冲突；第四，反应弱势群体呼声，加强公共事务的社会问责；第五，加强社会互动，传播关爱与关注，促进社会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