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槌编出玲珑花边

　　7月22日，临淄区齐都镇粉庄村村北一排民房的山墙下，两名大姐正坐在小马扎上，低着头穿针引线，走近一看，才发现大姐手中拿的并不是针线，而是长约10厘米、筷子般粗的几十对木制小棒槌，一端缠线。年纪稍大的大姐叫张爱美，她怀中抱着一个叫“斗枕”的扁圆形工具，斗枕上铺着一张图纸，一根根大头针扎在图纸的线条上，木制棒槌一头缠着的棉线的起头也固定在图纸上，8对棒槌在大姐手中交替，大头针边织边钉，线线交合，慢慢沿着图纸上的图像构成了一幅图案精美的花边。

　　这，就是曾经相当有名的临淄花边。

　　曾经的繁华

　　20世纪初至20世纪80年代，临淄花边业曾经相当兴盛，《临淄县志·实业志》中记载，20世纪初期，临淄“家家工艺、户户发网、恃此糊口者不下万人”。1959年，北京人民大会堂山东厅装修，其中一部分就用的是临淄花边。在临淄花边生产的繁荣时期，专门生产花边的临淄工艺品厂拥有固定工人200多人，社会上从事花边半成品加工的有三四万人。

　　王俊成曾是解放后成立的临淄工艺品厂的老厂长，据他介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花边厂的年产值甚至突破百万元。工艺品厂有台布、衣服、杯垫、桌布、窗帘等各种品种和规格几千个。

　　因为临淄花边的工艺精美，使用和观赏价值很高，绝大部分远销到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等国家，一个96×110（英寸）的床罩，现在能卖到近万元。王俊成设计的花边，1973年参加全国的工艺美展并引起了极大关注。

　　复杂的工艺

　　上世纪80年代，临淄工艺品厂破产后，王俊成便退休在家。离开了以前朝夕相处的花边，他心里总像有心事放不下。1958年，王俊成在临淄工艺品厂从事花边图纸设计，现在讲起花边的编织方法来还是一套一套的：“先用‘密龙’盘起来，然后中间按照图纸用‘纺结’、‘介花’、‘稀布’、‘辫子’等几种主要工艺灵活编织，一个花边的图案就出来了。”

　　花边工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编织得快的，每天能织20厘米长、10厘米宽的一块。临淄花边是用棉线编织的，每次清洗后，都得经过熨烫处理才能再用。

　　因为工艺复杂，手工成本高，使用比较麻烦，几乎所有的临淄花边都远销海外。制作精细、玲珑剔透、高贵豪华的临淄花边深受国外欢迎，在那里，花边甚至成为财富和品位的象征。

　　悠久的历史

　　齐都镇文化站王站长介绍，临淄花边的发展大致可分三个阶段：梭子长条小花边、棒槌长条花边和青州府花边大套。梭子长条小花边是从古代一直传下来的传统工艺，俗称“栏杆”，是土纺丝线织成。工具简单，式样古朴。梭子花边在织法上局限性很大，只能在宽窄长短上下工夫，不能打破带形规格。梭子长条小花边代代相传了一千多年。

　　1840年鸦片战争后，许多传教士来到临淄，他们发现临淄的梭子长条小花边与意大利的棒槌花边相似，就将意大利的棒槌长条花边带到临淄，心灵手巧的劳动人民将传统工艺与西方技术结合起来，发展成为新的棒槌长条花边。棒槌长条花边改进了生产工具，使用木制棒槌代替梭子、以花边斗枕代替长木板凳，打破了过去花边只能向长、宽伸展的局限，可以编织成方、圆、菱角等不同规格的花边，形成了相当大的生产能力。

　　大约在1895年，在齐都、齐陵、皇城一带，开始有了首批花边人和作坊（线坊）。后来，又在齐都、齐陵、皇城等地，成立了“益成祥”、“信昌”、等花边庄，成了临淄农村妇女主要的副业。

　　1930年，烟台“仁德”洋行寄给“益成祥”花边庄一张照片和一个实样，“益成祥”的工匠们花费了3年时间制作成功两头黑线的花边大套。因当时临淄属青州府管，故称为“青州府花边大套”，临淄“青州府花边大套”的名字从此蜚声中外。

　　技艺私授受

　　近年来，由于临淄工艺品厂的破产，传统的花边工艺受到不少冲击，但是许多私营厂家由于经营灵活，使原来濒临绝境的花边艺术又得以发展。目前，临淄花边几乎全是分散加工，之后再由经营花边的业户收集起来，经过后期加工，远销海外。

　　“粉庄村现在有20多户织花边的，农闲时候作为副业来干，挣点零花钱。”齐都镇文化站王站长介绍说，“整个齐都镇几乎村村有织花边的，主要是一些年龄稍大的村民。”

　　张爱美今年42岁，1981年从学校毕业后就跟着她的老奶奶学习花边编织，至今已有25年了，“就连俺娘也是跟着俺老奶奶学的花边，现在也就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会织花边了，织得快的，一天能挣十几元钱，年轻人宁可出去打工也不愿做这个了。”

　　花边如何传承？

　　对于目前临淄花边这项民间工艺的发展情况，老厂长王俊成有些担忧。现在，会编临淄花边的主要是四五十岁的妇女，而编织技艺也主要是以母教女、嫂传妹的私相授受的方式传播。年轻人不愿干，等这些掌握技艺的人老去，谁来把花边编织技艺传承下去呢？ (a10)（文/图 王建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