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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中左右两路军的历史考察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01日12:22 新华网

  一九三五年八月,长征途中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路军和右路军。对于这一历史事件,在以往的史著和回忆录中,多论及笼统或说法不一,本文根据已接触到的有限材料,对红军长征中左右两路军的形成及其演变,作一粗略的考察和分析,就教于诸位同志。

  一、一四方面军战略方针的确立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三日,红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一军团二师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九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在四川省懋功(今小金)以南夹金山胜利会师。(1)十六日,红一方面军所辖一、三、五、九军团和军委纵队全部到达懋功地区。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开创了红军长征和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新局面。当时全军上下,无不欢欣鼓舞,一、四方面军领导人互致贺电,表示要在党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携手并进,争取苏维埃运动的更大胜利。

  但是,在两支红军主力部队会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上,张国焘一开始就同党中央存在着分歧。六月十六日,中央军委致电四方面灾,明确指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强调两大主力红军,目前“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击,向着岷(江)嘉(陵江)两江之间发展”,“巩固茂县、北川、咸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还指出:懋功地区,磊渡河两岸至峨嵋山间、西康等处,均非发展方向。(2)然而,张国焘、陈昌浩于十七日复中央电,不赞成中央关于建立陕甘川三省苏维埃政权的战略方针和向岷嘉两江之间发展并击破胡宗南部的意见,主张应首先集中主力,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还坚持认为目前暂时向南进攻更有利。

  十八日,中央军委致电张国焘,进一步说明我军不利于西移或南下,根据目前形势,必须集中火力首先突破平武、松潘,作为向北转移的枢纽。否则,两大主力红军经阿坝草地入甘肃、青海,将感到绝大困难,甚至是不可能 的。二十日,中央军委再电张国焘,重申: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突破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的任何一点,都较西移作战为有利。

  由此可见,党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基点:就是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而张国焘却反道而行,极力主张向西发展,企图实现其“川康计划”。

  张国焘把西康、西藏、青海、新疆等地区当作革命运动中心,不是偶然的。早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前,五月十八日,张国焘在茂州擅自成立了“西北特委”;五月三十日,又宣布组成以他为主席的“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标榜中国革命进入了“最后的新阶段”。

  为了统一红军的战略方针,党中央政治局于六月二十六日召开两河口会议,专门研究了战略方针,统一了战略思想。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全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确定集中了红军主力向北进攻,创造以甘肃南部为中心的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从而为左右路军的形成,奠定了前提条件。

  二、从松潘战役到夏洮战役

  敌胡宗南部在平武、松潘地区集结二十七个团的兵力,伺机向我戟。为了攻打松潘,消灭胡敌,六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决定,红一、四方面军下达了向松潘及西北地区前进的行动命令,将整个部队分为左、中、右三路军及岷江、懋功两个支队和一个后方警备部队。以一方面军为左路军(林彪为司令面,彭德怀为副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杨尚昆为副政委),四方面军为中路军(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委)和右路军(陈昌浩为司令员兼政委)。另组建岷江支队(王树声为司令员兼政委)、懋功支队(何畏为司令员兼政委)、后方警备部队(周纯全为司令员兼政委)。

  二十九日,中央军委在两河口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重申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和行动计划,强调以运动战为消灭敌人的手段,要迅速、机动、坚决地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敌,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向作战和发展。战役计划规定:一、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军在岷江西岸向北挺进,作为进攻松潘的主力部队。左路军由林彪率领一、三、五、九军团及八十九师共十六个团,经卓克基、大藏寺、葛曲河、色既坝向两河口前进;中路军由徐向前率领二十五师、八十八师、十三师共十个团,经马塘、让口、墨洼、洞垭向黄省事关前进;右路军由陈昌浩率领十师、二十师、九十师共八个团,经黑水、芦花、毛儿盖向松潘前进;岷江支队由王树声率领八个团,溯岷江前进,箝制胡宗南部敌军;懋功支队由何畏率领二十七师共四个团,留驻夹金山南、巴朗山东之达维、懋功、丹巴河东岸及崇化地区,掩护我军北进作战及其后方。此外,周纯全率领各警备部队,警备现番、杂谷脑,马塘、卓克基等后方地区。计划要求上述三路军于七月七日至十六日,分别集中于箭步圹、上让口、芦花、红土坡之线。

  张国焘虽然在两河口会议上表示拥护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会后口头上也表示同意攻打松潘,但行动上却对《松潘战役计划》的实施持消极态度。他借口“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按兵不动,故意延宕四方面军的行动,致使三路军集中的计划未能实现,造成我军攻打松潘的被动局面。张国焘由两河口回到杂谷脑(今理县)后,于七月七日召集四方面军干部会议,非法审查中央路线,散布对党中央的不信任,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关系,煽动对立情绪。此外,张国焘还策动部属以各种名义与方式,建议党中央改组,充实红军总司令部,军委增设常委,甚至公开要求由张国焘任中央军发主席。党中央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些无理要求,但为了顾全大局,增进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中央军委于七月十八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这样,张国焘才肯调动四方面军。二十一日,中央军委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由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分别兼任前敌总指挥和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指挥前方一切作战部队。原一方面军之第一、三、五、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三、五、三十二军;原四方面军之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五个军的番号仍旧。

  七月中下旬,一、四方面军的主力分别集中到毛儿盖和卓克基一带。七月二十一日,中央军委重新部署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主力向松潘进攻的行动,决定组成五个纵队和一个右支队,以四军之四个团组成左支队(许世友为司令员,王建安为政委),限二十四日集中于小姓沟地区;以一军之十二师和三十军之八十八、八十九两师共十一个团组成第一纵队(林彪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限二十六日集中于毛牛沟以西至哈龙、毛儿盖地区;以三十一军、四军之四个团,十一师、二十五师各两团共八个团组成第二纵队(王树声为司令员兼政委),限二十八日止集中于哈龙、毛儿盖地区;以三军之四个团、九十师两个团、四军之三个团共九个团组成第三纵队(彭德怀为怀念员,杨尚昆为政委),除十三团外集中在黑水两岸为后续策应的兵团;以九军之五个团、五军、三十二军及二六二团共九个团组成第四纵队(倪志亮为司令员,董振堂为副司令员,周纯全为政委),作为向阿坝前进的左支队,限二十七日止以主力集中于马尔康、卓克基地区;以九十一师之三个团、三十三军共六个团组成第五纵队(詹才芳为司令员兼政委),在茂州下游向两岸直至理番、杂谷脑及草坡、耿达桥方面为箝制掩护队。上述军队区分表明:一、四方面军已经开始了混合编制,并依据目前所在地理位置,基本上形成了后来左右两路军的雏型。

  根据《松潘战役计划》,原我军主力集结在芦花、维古、石碉楼、哈龙、毛儿盖地区,准备攻打松潘,但由于多种原因,这一战役计划未能实现。为了坚持北上方针,我军从八月一日起,放弃《松潘战役计划》,改为以攻占阿坝北向夏河流域消灭敌人为战役目的,并对松潘、岷江两岸及在金川两岸之敌进行监视和回击。八月三日,红军总司令部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这一新的战役目标是: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

  我军之所以放弃松潘作战行动而改为夏洮战役计划,主要原因有如下几点:(一)我军未能高度迅速调动部队,使先遣部队与后继部队相隔太远,各纵队不能同时北进,失去了迅速攻打松潘的战机;(二)敌情发生较大的变化敌得知我军攻打松潘,胡宗南军主力先于我集结于松潘及其附近,杨森、刘湘、李家钰、刘文辉、李抱冰、邓锡侯、孙蔚如、鲁大昌、薛岳等部敌军正紧缩对我军驻地的包围线;(三)敌人利用上司番兵在毛耳茸、包座、热当坝地区,阻我北进;(四)粮食及其他给养困难;(五)张国焘到毛儿盖对北上方针即动摇,推翻了松潘战役决定,主张红军主力走阿坝,另一部走班佑。

  三、左右两路军的组成

  《夏洮战役计划》规定了我军主力以 攻占阿坝、北进夏洮流域为中心的新的战役纲领。为此,将主力部队分成左右两路军,并规定了我军左路经阿坝右路经班佑的前进路线。其计划要点如下:

  (一)左路军由卓克基经大藏寺、查理寺攻阿坝,然后以主力向北探进;以一部打通阿坝至墨洼路以接引右路军;

  (二)左路由哈龙、毛儿盖攻班佑、阿西、然后向北转移,争取进占夏河流域;

  (三)右路军以得力一部沿小姓沟至羊角圹,箝制松潘之敌,以掩护我左右两路军及一切后方机关前进。

  (四)在黑水流域部队,为总预备队,策应各方并打通茨坝、杂窝到波罗子道路,或随右路军后北进,或经卓克基北进阿坝;

  (五)以杂谷脑、卓克基、阿坝为后方中心地区;目前仍以卓克基为总后方。

  《夏洮战役计划》还提出了新的军队区分:

  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王树声):辖二十五师、九十三师、五军及二七一团共九个团,为攻阿坝的先头兵团。王树声率二分队七日到马尔康寺。

  第二纵队(司令员倪志亮、政委周纯全、副司令员詹才芳):辖二十七师、三十二军、三十三军、九十一师及二六二团,共十一个团,为各方箝制部队。倪志亮率三分队在杂谷脑,詹才芳率一分队在卓克基。

  第三纵队(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副司令员王宏坤):辖三军及二六九、二十九两团,共六个团,为总预备队。彭德怀率二十三分队在亦念,王家坤率三十分队在大砦。

  右路军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辖三十军之六个团,为右路北进之先头兵团。程世才率三十二分队在哈龙。

  四军(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辖四军之十师、十一师及三十五团,共七个团,为对松潘之箝制部队。许世友率十一分队在红侧。

  一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辖一军之六个团,为右路军之预备队。林彪率十七分队开进波罗子。

  上述军队区分表明:(一)第一纵队含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和一方面军的五军。第二纵队含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的三十二军,以上两个纵队实际就是左路军。(二)第三纵队以一方面军的三军为主,为总预备队,原则规定加入右路,连同一方面军的一军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实际就是右路军。

  关于左右两路军组成的时间,在已出版的史著和回忆录中,大都说是毛儿盖会议或会后决定的。但这种说法不正确。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一方面军(一、三、五、三十二军共四个军)和四方面军(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共五个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的称呼,最早见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三日红军总司令部制定的《夏洮战役计划》。

  关于左右两路军形成的原因问题,有的说是张国焘个人意志决定的;有的说是中央接受了张国焘自率一军的请求页形成的;有的说是张国焘分裂红军阴谋的产物。这些说法都缺乏足够的证据,是值得作进一步考证的。从现有材料看,形成左右路军的主要原因,是根据夏洮战役的需要由中央军委决定的。至于说,左右两路军为何采取混编的形式,这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具体地说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全军统一组织与指挥的需要。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两支部队首先面临着统一组织与指挥的问题,而且两个方面军的领导人在两河口会议上,都认为有统一指挥的必要,以便一致行动,更有力地去打击敌人。两支部队会合不久,各方面矛盾逐渐暴露出来。为消除这些矛盾和误会,在沙窝会议上,一、四方面军的领导人都强调,两支部队需要加强兄弟团结,使其溶成一片,所以,这时一、四方面军混统左右路军,更体现了两支部队是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一个整体。二是由于各部队当时所在地理位置决定的。在制定《夏洮战役计划》时,大体上是以毛儿盖为界,毛儿盖以东有一方面军之一军在波罗子,三军在亦念、大砦;四方面军之四军在红侧,三十军在俣龙,故划归为右路。毛儿盖以西以南有一方面军之五军在马尔康,三十二军在卓克基;四方面军之九军和三十一军亦在马尔康、卓克基地区,三十三军在杂谷脑,故划归为左路。

  《夏洮战役计划》还决定了左右两路军的指挥领导问题:右路军统归前敌总指挥,政委直接指挥。一、二、三纵队则视当时具体情况而定,或由总司令总政委或由总指挥、政委指挥。后来根据情况发展,军委决定右路军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指挥。右路军的指挥问题,在一些史著或回忆录中说法不一:有的说由毛泽东和党中央指挥;有的说由毛泽东和徐向前、陈昌浩指挥。这两种说法都不够确切。从现有材料看,党中央虽然是随右路军行动的,但并没有明文规定直接指挥右路军。确切地说,右路军是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直接指挥。从九月十日起中央政治局决定右路军中的一方面军部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四军、三十军归徐向前、陈昌浩指挥。

  四、左右两路军的行动

  左右两路军是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而由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的。从组建到取消,只一个多月时间,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八月三日至八月十五日。这一阶段的中心是右路军配合左路军。

  为了贯彻夏洮战役计划,进一步明确当时的形势与任务,党中央政治局于八月四日至六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举行会议(以往史著右回忆录多称此次会议为毛儿盖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两河口会议关于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提出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强调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会议决定吸收四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陈昌浩、周纯全增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还任命陈昌浩兼总政治部主任。可是,在沙窝会议结束不久,张国焘又在毛儿盖召集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仰仗枪多人多公开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活动。

  《夏洮战役计划》的重心最初是放在左路军西进向阿坝方向开展。为执行这一战役计划,前敌总指挥部曾多次提出右路军应求得与左路军切实配合的要求。八月上旬,我军在南线对刘文辉、李抱冰等作战失利,党坝、耿达桥两地相继失守,后方受到严重威胁。但在北线,我右路军取得迅速进展,先头部队于九日进占大藏寺,准备集中兵力向阿坝攻击前进。八月十日,前敌总指挥部在毛儿盖拟定了《右路军行动计划》,对右路军配合左路军北上,提出如下部署:(一)右路先遣团向班佑侦察前进,占领班佑、撒路、包座地区,以掩护右路主力北上;(二)向松潘之敌佯攻,以吸引敌胡宗南大部于松潘附近;(三)先遣团和各梯队在八月十二日至十七日内,完成出发准备,并一律备足十五天粮食。按照右路军这一行动计划,要求三十军之两个团北上色既坝、班佑;包座之先遣团,待四军先到哈龙后,随三十军其余四个团跟进;一军走哈龙、毛儿盖或随三十军跟进;三军为殿后;四军之两个团为最后掩护队,以掩护三军过毛儿盖。还要求各军北上途中尽量避免与敌决战,速取夏河。

  第二阶段:从八月十五日至八月二十日。这一阶段的中心是左路军靠拢右路军。

  八月十五日,党中央电张国焘,提出新的行动计划。中央根据当时的地形、气候、敌情、粮食等各种条件,认为夏洮战役的重心应由西转向东,即将主攻方向由阿坝转向班佑,指示一、四方面军主力集中于右路,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右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这就改变了第一阶段右路军配合左路军的计划。中央还要求将右路军的五军、三十二军调至右路,以加强班佑方面的实力,但这个要求后来未能付诸实施。

  根据中央新的行动计划要求,十八日,陈昌浩、徐向前就一、四方面军行动意见致电红军总怀念部朱德、张国焘,提出:如阿坝已为我军占领,则左路军大部不应深入阿坝,应从速靠紧右路军,速齐并进,以免力分。右路军似于十八日开始出动,三十军为先头,四军、一军、三军跟进,计划于九月三、四两日全部到达洮河夏河一带。同时,要求左路军必紧接右路军齐头并进,后来右路军出动日期迟了一天,于十九日右路军先遣团由毛儿盖出发,同一天,左路军五军和九军四团进占查理寺,总司令部亦于十九日由大藏寺向查理寺前进。

  十九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关于左右路军行动作如下部署:(一)左路军一纵队准备向班佑前进。指出,一纵主力与右路军齐头靠紧前进为战胜敌人的先决条件。(二)右路军应最大限度集结主力,以利右路军对松潘和夏洮单独儿战。(三)左路军主力不能由黄河两岸进。(四)阿坝必须工入取,以解决财粮策源,必要时可助右路,又可多辟北进路,有利于建立后方根据地。(五)后继部队随左路进,须多备粮。(六)大金川、大藏寺有三、四条平行路向阿坝北进,人粮甚多,比芦花、毛儿盖条件好多了。

  同一天,左路军二十五师攻占查理寺。总司令部电前敌总指挥部,提出右路与左路联络困难,左路若不向阿坝攻击,将无粮并多番骑扰害。

  第三阶段:从八月二十日至九月二日。这一时期的中心是左右两路军主力应向东发展。

  八月二十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报告,强调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他指出: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阿坝要迅速打一下,后续部队应不经阿坝,向右路军靠拢。左路军应看成是战略预备队。他还说:我们应坚决向东打,而不应以一些困难而转移向西。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提出要衬现以红军主力迅速占取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地区的战略方针。

  为贯彻毛儿盖会议决定的精神,前敌总指挥部提出,右路主要由洮河右岸走捷路向岷州、哈达铺进,争取洮河东岸。右路主力应速攻取阿坝,不然则向右路靠进,以便集中灭敌。

  左路军二十五师于八月十九日攻占查理寺后,接着又会同九十三师于二十一日攻占川西北重镇阿坝。五军、三十三军跟进。当天,陈昌浩、徐向前电告朱德、张国焘:中央政治局决定主要是以岷州为根据地向东发展,首先以岷、洮、哈达铺为主要目标,争取在洮河东岸与敌决战。

  二十二日,徐向前、陈昌浩由毛儿盖去班佑。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随徐、陈行动。二十三日,三军主力也抵达毛儿盖。

  中央政治局于二十四日将毛儿盖会议决定电告张国焘,指出:(一)应迅速以主力出洮河东岸,占领岷州、天水间地区,打破敌人兰州、松潘封锁计划,并依据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地区,有计划的大胆的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两省广大地 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有力根据地。另遣支队向黄河以西发展。(二)若不如此而以主力向洮河以西,敌沿黄河东岸向我封锁,则我将处于地形上、经济上、居民条件上比较大不利之地位。(三)目前应令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四)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肩东进。

  同日,徐向前、陈昌浩电朱德、张国焘,也提出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靠进,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

  二十七日,右路军占领班佑。右路军三十一军之九十三师准备二十九日晨经郎亚、箭步圹到班佑。

  这期间,张国焘行动迟缓,始终把注意力放在阿坝方面。二十八日,他指令“川康省委”,应留守阿坝并迅速在阿坝查理寺一带布置各方面工作。

  二十九日,右路军一军攻占巴西、阿西,随后,右路军以三十军和四军攻打上包座。四军一部袭击救济寺,一军集中巴西,少数在班佑。前敌总指挥部认为利用打包座之机,左路军宜很快向班佑方向前进,不然前进道路必为敌阻。包座之战从三十日下午开始至九月一日上午结束,经过两天激烈战斗,毙俘敌约二千人,缴获枪支一千五百余支。

  红军总司令部为执行中央关于左路军集中班佑与右路军靠拢北进的计划,八月三十日对左路军第二纵队作了具体部署,要求左路军之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各部陆续于九月四日至十二日集中查理寺向班佑前进。三十三军在马圹警戒。

  九月一日,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电朱德、张国焘,提出:右路军须以主力向前推进。第一步以一、三两军控制罗达地区。四军、三十军主力控制白骨寺地区,其一部控制包座。候左路到达后,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这样,必能争取伟大胜利。但是,张国焘于九月二日提出:葛曲河水涨大,不易消退,侦察上下三十里,均无徒涉点,架桥材料困难,各部粮食只有四天等种种困难。张国焘以此为借口,使左路军与右路军的会合,出现了新的障碍。

  第四阶段:从九月三日至九月十二日。这一阶段的中心是南下与北上之争,左右路军分离。

  九月三日,张国焘致电党中央,提出由于葛曲河水上涨,无法徒涉和架桥,加上粮食困难,认为“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决定四日晨分三天全部折回阿坝。还提出拟乘势诱敌北进,左右路军趁机南下回击松潘的主张。由于张国焘公开指责中央北上方针,并在行动上返回阿坝,计划南下回击松潘。这就完全破坏了党中央关于左右两路军集中班佑,共同向洮河流域以东发展的北进部署。

  这时,一、三军分别于潘州、阿西驻地休整。党中央坚持以不分散一、四方面军主力为原则,认为左路北进为上策,右路南进为下策。

  可是,张国焘到阿坝后更不愿意北上。九月八日,张国焘密电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中央政治局得知这一消息后,在周恩来同志的住处召开了一次非正式会议。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周恩来和徐向前、陈昌浩共七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电令张国焘北上。同时对徐、陈耐心作解释工作,徐陈当即表示,同意中央决定。但由于张国焘坚决要徐、陈率军南下,他们便不得不回去同左路军之四方面军会合。

  九日,党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界)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3)

  同日,张国焘致电中央军委,对向东与敌作战缺乏信心,提出南下理由如下:(一)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二)懋功、丹巴、绥靖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江、南江、巴中地形险,南方粮不缺。(三)丹巴、甘孜、道孚、天全、芦山比洮河、夏河好。(四)北进,则阿西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

  鉴于张国焘拒绝中央命令,以及他采取了要挟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的分裂行动,为不失时机地实现北上战略计划,中央政治局果断地采取了相应的紧急措施:(一)九月九日晚,党中央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领一、三军迅速脱离险境,于翌日晨离开巴西地区。(二)九月十日,党中央政治局命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军、三十军归徐向前、陈昌浩指挥,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三)党中央于九月十日向四方面军广大指导员发出《为招待北上方针告同志书》,重申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明确指出: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无论如何不应再退回原路,“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四)中央一面令一军向罗达、拉界前进,一面率三军及军委纵队开抵拿界。

  十一日,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到达俄界集中。这时,中央再电张国焘,“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中央同时“决定右睡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4)张国焘不但违抗中央北上命令,反诬中央率一、三军团“乘夜秘密开走”,“将成无止境的逃跑”,“会断送一、三军团”,“不拖死也会冻死”竟把左右两路军分离的责任推到党中央身上。

  为了解决由于张国焘分裂行为造成的危急局势,以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党中央政治局于九月十二日在俄界举行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报告指出:向南是没有出路的,中央不能使一、三军团去走这条绝路,变更北进的方针。报告在列举了张国焘对抗中央、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之后指出:党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指出:“目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境,只是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完成。”(5)会议还决定将一、三军团缩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兼一军军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副主任。

  十四日,党中央致电张国焘等,明确指出:一、四方面军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张国焘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负绝对的责任。只有张国焘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时,才说得上内部团结与一致。电报还指出,中央率先带领一、三军团北上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二是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而张国焘不得中央同意,私自把部队带上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电报再次要求张国焘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率领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继续北上。

  十七日,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到达天险腊子口,大草滩。同一天,在张国焘的指令下,右路军之三十军、四军自班佑、包座由原北上路线南下到达毛儿盖。

  至此,左右两路军最后分离了,左右路军的名称实际上也随即不复存在了。而张国焘终于走上了军阀主义、分裂主义的罪恶道路。

  左右两路军的分裂是张国焘的南下西进战略方针同党中央北上东进的战略方针矛盾与斗争的必然结果。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这两种不同的战略方针始终对立存在着。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松潘战役计划》,还是《夏洮战役计划》,都是这两种战略方针互相调和与妥协的产物,而在执行这两个战役计划过程中,又表现出尖锐的对立和斗争。张国焘的本意是反对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的,后经中央多次说服并与之斗争,在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上,他口头上表示同意,会后却又动摇。从他的思想到行动,始终把注意力放在阿坝方向,而对班佑方向却表现消极、冷漠,长期将主力驻留在卓克基、松冈、大藏寺、阿坝地区,按兵不动。所以,两种不同的战略方针贯穿于左右路军行动的全过程,它们各自的行动都是以此为转移的。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四方面军约十万人,一方面军约两万人左右)企图以枪指挥党,威胁党,而当他的野心又始终得不到满足时,终于走上了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道路。

  注释:

  (1)国焘:《新的胜利和新的形势》(《干部必读》第127期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四日出版)

  (2)《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给四方面军电(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六日)

  (3)《中央为贯彻战略方针令张国焘速即北上电》(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

  (4)《中央为贯彻战略方针再致张国焘令其即行北上电》(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一日)

  (5)见《六大以来》(下)第72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二月版

  作者:肖殅 来源:《长征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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