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国家级贫困县县委租房办公调查

　　本报记者徐楠

　　河南西部山区的洛宁县，一个少有外来人口的国家级贫困县，因为一篇意想不到的报道，而成了关注的焦点。

　　省里的乃至北京来的媒体……洛宁县还从未在一周之内，接待过这么多的外来记者。

县委宣传部没有公车，只好从民政局借来车子，拉记者们在县城往来穿梭。

　　“租办公楼成了新闻？”连街头卖蒸肉的罗嫂都说，“没想到。”

　　媒体的集中报道，让县委书记高维勋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觉得平平淡淡啊！”他这样告诉本报记者。

　　县里真的一直就不愿盖办公楼吗？高书记却对此断然否认，“对于盖党政办公中心的必要性、合理性，一直没有怀疑过。”

　　报道引发的两种讨论

　　事情得回到6月26日，正午骄阳下，一辆三轮车将一个男子载到原洛宁县人民

　　下了三轮车，走进楼里。他随机敲开了一间办公室的门，后来知道那是武装部。他显然有些着急，事后回忆说：“别人都等着我上车呢。”

　　他是大河网记者刘静沙，跟随一支三十多人的采访队伍来到洛宁——当时，洛宁县为救助孤儿发了文件、定了制度，此举在全国民政系统获得表彰，于是三十多名河南当地记者涌向洛宁。

　　午餐时，一个陪同人员随口说起，“有的县委办公机构还在租用民房”，刘静沙马上留了心眼——这是独家新闻。

　　饭后，刘静沙独自前去探访县委办公地，“时间很紧，人家那边在等着我上车，我溜出去了一个多小时。”

　　此后，30多家媒体各自刊发文章，其中以《东方今报》的新闻最为抢眼，标题是《一个穷县的奢侈救助》。但这篇文章并未引起关注。7月21日，刘静沙的报道刊发，独家报道了县委租房办公的事，文中提到“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而且都比建办公楼要紧得多”，并列举了救助孤儿、兴建人畜饮水工程、“村村通”工程、深山散居户的搬迁安置、新建和改造公路等。

　　文章末尾，记者还引用民政局局长王峰的话：“我们还是喜欢这样的‘寒碜’。”

　　本来在文中，刘静沙也写到了县委新办公楼正在施工，但发表时却被删掉了。

　　刘静沙原本以为这只是一篇小稿，没想到却迅即引起了巨大反响：次日，全国都市报纷纷转载。而在外界，开始将救助孤儿与租房办公直接划上等号了，网络上一篇评论将此事推到了顶峰，这篇评论将洛宁县委租房办公，与周总理当年为何不盖国务院大楼联系在一起。

　　但与此同时，另外一种评论则将矛头指向了穷与奢的对比，有网民认为，在众多县委县政府盖豪华大楼的背景下，县委租房，是让人欢喜的“寒碜”，中华网论坛的一位网民发言说，竟然还有租房办公的县委，估计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了。

　　惟一稍有差异的声音，来自《郑州晚报》，7月26日，该报的报道中采访了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道兴，刘认为：“救助孤儿和重建县委办公楼，两者都很重要，洛宁县委不能因缓建机关办公楼救助孤儿受到表场而走极端，在盖楼与救助孤儿这两件事之间，不应该有必然的联系。”

　　而在此前，“租房办公”给人的印象是，洛宁一直没有盖楼，但这篇报道使用的“缓建”一词，也第一次让洛宁县委正在新建、即将完工的办公楼，悄悄地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县委书记谈“租房办公”

　　事实上，2005年2月，高维勋走马上任时，首先就遇上办公楼的事。

　　其时春节刚过，他走进为自己准备的办公室，1970年代的砖混结构，1970年代的手工木门木窗，地板坑坑洼洼，墙上涂料斑驳，总共20多个平方，他不由皱起眉头：“咋会是这么一种情况？”

　　原来，老县委办公楼2004年出现裂缝，成了危房，被逼搬迁。高维勋来上任时，县委的牌子已半年没处挂了。

　　“脏兮兮的，很破败的一种感觉。没有点现代气息，人的观念好像都给带旧了。”

　　“得赶快把楼修起来，把四大班子集中到一块，开个会、办个事也方便，还能节约办公成本。”高维勋说。他随即到规划中的新区亲自查看，站在空荡荡的路边，脑子里就开始盘算钱的问题了：“征地少说要1000万，基建加其他乱七八糟的怎么也得2000多万。整个下来要3000万-5000万。”

　　县里的机关干部，这时也指望着新书记来后，可以建一个新的党政办公中心。

　　但到任两个多月后，高维勋却自己否定了这个想法，“洛宁是国家级贫困县，需要花钱的地方一堆一堆的。”

　　“你想，要是新盖办公中心，人头资金不能动，项目资金不能动，支农、扶贫、以工代赈，哪个也动不得；政府不能贷款，只能用自有财政的增量。3000万-5000万，相当于全县两年时间的全部财政增收，这就比较麻烦……”

　　2005年5月，高维勋就是这样向县长马振宇说起自己想法的变化。

　　那天，洛宁的党政一把手，同坐一辆轿车的后座上，算这笔账。

　　而在洛宁一位当地干部看来，“除了经济账外，政治影响也是重要因素，新官来了就修衙门，对他的形象肯定很不好。”

　　50岁的高维勋此前任职洛阳市政府副秘书长，在仕途上被外界看好。

　　没有钱，有没有可能进行土地置换，将县委的9亩地换成钱，再建新办公楼呢？在不少地方，这是一个通行的做法。

　　但高维勋说：“地方小，周围挤着乱七八糟的房子，地段很一般，后面还有一座小危楼要扒掉，门口横着一条渠—— 置换不出价钱啊！给别人谁要？”

　　高书记决定搁置新建办公中心的计划，“我不想被人家说：高维勋盖了个衙门。”

　　但办公楼总不能不建，县委的牌子总不能不挂，高维勋有了新主意——在老县委的原址上建一座楼，让县委机关能够搬回去，这样大约只需花700万元。

　　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张金强列席四大班子会议时，才听到办公楼“大方案”改“小方案”的消息，他心里犯了一下嘀咕：“改了？”

　　会上虽然仍有人提出原址太小等问题，但高维勋此前已与县长及班子主要成员算过账了，半个小时不到，议题就顺利通过。

　　2005年6月，洛阳市委书记、市长到洛宁视察，高维勋当场陈情，两位领导随即拍板：市里支持500万。因为高维勋的一句调侃给书记、市长印象很深：“连个办公地点都没有，洛宁是‘地下党’领导的。”

　　高维勋解释：“要是还按原来那方案，几千万建楼，这钱就很难要下来了。你想，你准备花三五千万，市里不可能解决这么多，给你500万又干不了什么事，还不如不给。”

　　钱的问题解决了，方案也定了，2005年12月，原址之上的县委办公楼举行了开工仪式。

　　“我们无意炒作”

　　如果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媒体关注，这座楼就将平静地完工——2006年10月1日，预定的日期，县委干部们将平静地搬回去上班。

　　在高维勋的设想中，大约三四年后，盖新办公中心的计划，就能重新提上议事日程了。“只要投资能够在一年财政增量的限度内，这个问题就比较现实了。”

　　但现在，洛宁租房办公，在外界的眼里，已经戴上了一顶顶光环——救助孤儿、老人社保、百姓喝水、村村通公路、深山散居户的搬迁安置……

　　当地的一位干部说，“好像所有的好事，都已经与办公楼联系在一起了？那我们是不是永远都不能盖楼了？”

　　高维勋也被困扰了，郑州的一位老同事打电话来问他，“你们真那么艰苦吗？”

　　几天之内，高维勋忙不迭地接电话——从洛阳，到郑州，甚至北京，少说二十多个电话打来。尽管都是熟人，还是有将近一半的电话，要向他求证此事——“真的吗？”

　　有一个电话这样发问：“是不是以后三年内都不打算盖办公楼了？”

　　还有人欲将洛宁县的租房办公，与郑州市惠济区被传为世界第一的办公场所作个对比，高维勋忙不迭地摇头摆手：“ 可千万别！”

　　“确实没想到”——从县委书记高维勋，到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张金强，再到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张少治、张光杰、冯合理，他们都告诉本报记者：“这不都挺平常的事情吗？”

　　高维勋叮嘱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颜冰，颜冰再一遍一遍向记者转达：“我们无意炒作。”

　　但当地的官员也告诉本报记者，救助孤儿、扶助老人等等，这些确实都是事实。

　　高维勋上任之初，某乡镇一名孤儿入室抢劫杀害了另一名孤儿，作案的孩子，身上只有两元钱。高维勋派人一调查，全县共有孤儿478人。其中衣食不保、生活贫困的，就占到了75％。于是先拿出了“百十万”，用于孤儿救助。

　　到任的第二个月，供销社的一群离退休职工上访，两千多人的

　　到下面乡镇调研后，高维勋感觉“压力更大了”：好几个乡镇的办公室是土坯房，吃不上自来水；西边的乡镇不通公路，全县45万人口中，贫困人口至少8万。

　　高维勋到任一年半，就组织外出招商50多次，但投资环境是：县城里只有两条干道，到处尘土飞扬，于是县里花了 3000万元修路村村通水泥路，解决群众唱水难等问题，也一一得到逐步解决。

　　2005年，洛宁县财政收入为1.02亿元，这是历史上首次过亿，财政增收3000万，使洛宁在全省提高了38 个位次，但同一年全县支出3.5亿，缺口靠各类项目资金及上级财政资助来弥补。

　　但这不是说洛宁就不需要办公楼了，采访结束时，高维勋希望能告诉外界，改善办公条件很有必要性：“(现在这样 )不光是贫穷，还缺少一种生机和向上的气氛。面貌改变不是一个表象，只有让人不断看到变化，才能催生干劲，心灵上增加些蓬勃向上的现代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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