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指标制” 警察使命回归

　　北京采取“数据常量”管理模式防止冤假案发生，使警察的职责回归到“服务”

　　全国公安机关沿用多年的指标制，在北京已成为历史。日前，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长马振川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去交警罚款有指标，反扒抓小偷也有指标，指标制早已成为百姓投诉的焦点；目前北京市采取“数据常量”管理模式，这是一个由“定性”到“定量”的突破。

　　指标造就冤案

　　俗话说，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给民警一定的工作压力容易调动其工作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激发其潜能。不过，“指标”于民警执法是把双刃剑，用得好则利国利民，用得不妥则贻害无穷，当指标成为衡量民警工作的惟一标准时，必然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与畸变。且看两起奇案冤案：

　　2005年10月9日，重庆綦江县农民罗玉明被当地派出所当成网上逃犯抓获，随后又被福建警方押解到武夷山。今年2月7日，武夷山市法院判处罗玉明有期徒刑一年半。而实际上，罗玉明由于存在智力障碍，足不出户，更不要说去福建偷车了。今年6月30日，罗玉明被宣布无罪。

　　2005年5月13日，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李国轻被屈打成招强制戒毒”。李国轻称，几个月前的一天他在大街上被派出所民警抓走，后被以吸毒成瘾为由强制戒毒3个月。他称，自己根本就不吸毒，更没有任何毒瘾，是派出所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另据当地一民警透露，为完成“指标”，他们甚至到外地“买”吸毒人员送到该市戒毒所。

　　为完成破案指标，个别警察可把弱智农民当偷车贼抓走；为完成抓吸毒人员指标，个别警察不惜抓无辜市民充数。甚至出现更加荒唐的“处女卖淫案”。有媒体评论说，个别警察敢于使用刑讯逼供的手段逼迫无辜者“认罪”，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办案人员承受了过大的破案率考核压力，以至于采取极端手段来加快案件审结，不惜制造种种冤案。

　　指标“逼良为娼”

　　警察有职业道德，有“创一方平安”的愿望，但警察也是普通人，他们也有实现自身价值的动机，如个人荣誉、职位升迁、经济利益等。“指标制”考察的只是警察完成任务的最终结果———是不是完成了规定的指标，而忽视了他们完成指标的途径、方式、效果。当指标任务压力太大时，个别警察就可能为了完成任务而丧失职业良知，变得不择手段。

　　2004年初，吉林省吉林市公安局清河派出所所长屈文武参加完分局召开的会议后，觉得本所治安拘留的指标差得太多，为了不落在其他单位的后面，开会让干警多弄点“活儿”。后来，他找到“线人”大波，以每个治安指标给100元奖励，让其分别于12月4日和9日雇了13名民工充当“犯罪嫌疑人”，让他们在拘留所里呆了3天。

　　可以说，“指标制”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原本是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察，希望治安越差越好，这样能多抓很多小蟊贼；原本是维护交通畅通的交警，却希望违法的越多越好，这样能开出更多罚单。这也难怪在一些地方交警偷偷执法成风，他们不站在街上维护交通，专门躲在暗处，一有事就出来罚款。这严重破坏了公安机关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影响警民关系。

　　警察使命的回归

　　公安机关取消“指标制”，可从制度上约束警察，从根源上杜绝警察枉抓无辜、刑讯逼供等不良执法行为，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可以说，北京警方取消“指标制”，正是警察使命的回归，真正回归到了“为人民服务”上来。

　　与此同时，北京市两年前开始试运行的“数据常量”管理模式，则避免了“指标”管理的弊端，真正符合目标管理原则。这一方式对其他地方的治安管理，以及其他从事社会公共管理的权力机关，也同样具有相当的学习和借鉴价值。 据法制周报（短信代码：41910901）